新文明文化史觀

二十世紀初，愛國學者梁啓超已經深刻認識到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應有地位被嚴重“矮化”，開始為中華文明鳴不平，但當時應者寥寥。英國人李約瑟博士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用詳細材料論證人類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國的科技發明一直遙遙領先，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飛猛進正是在中國古代文明基礎上的飛躍。隨着中國遠古遺址的不斷髮現，中國極少數真知灼見者開始對“西方中心論”下的人類文明文化史觀進行反思。經過幾十年反覆的結合考古的綜合研究、考證發現，原來中華文明並不是傳統史學觀認為的五千年而是上萬年，全世界上中古史具有共同的特點和共同的來源，這個源頭不是蘇美爾人創造的文明或古埃及文明或古西亞文明等，而是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才是人類文明的不二源頭。其中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科技史探索》是新文明文化史觀的傑出代表作；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在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文明的基礎上總結出中國古代一百條重要的發明，在1986年出版《中國：發明和發現的國度》，概述“中國的100個世界第一”，認為“現代世界以之為基礎的發明和發現，可能多半來自中國”；鑑於疑古派對中華古史的否認，給中華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造成極端混亂，李學勤於1995年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和“重寫中國學術史”的倡議，試圖扭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國古史研究中懷疑古文獻真實性的大趨勢，引起廣泛反響。宮玉海先生從破譯《山海經》入手，闡述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一些本末關係和來龍去脈；林河先生從巫儺史、民族語言的角度闡述中華文明上萬年，是源頭；王大友先生從解析圖騰入手，系統闡述了中華先祖拓荒美洲的歷史；董立章、史式等史學者也提出了中華文明一萬年的觀點等。 ^[1] 

流波（劉博）從理論上系統地創建了完整的新文明文化史觀。流波對近代以來在“西方中心論”主導下的人類文明文化史觀進行最徹底的質疑和顛覆，結合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史學、社會學等等多學科和考古、神話、傳説、宗教、民俗、天文、地理、曆法、數理、氣象、海洋等等諸領域從根本上、理論上全面系統地論證了“人類起源在中華”、“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源頭”、“中華黃種是人類的祖種祖族”、“中華文明不是傳統史觀所説的五千年而是上萬年”、“人類文明最早在長江流域發祥、發展並拓荒到全世界”、“以四大文明古國為代表的上中古人類文明都為中華民族所創造”、“古漢語是人類早期共同語言--其母語就是長江流域最早水稻農（糯）耕民族--糯民的語言--糯語”等等一系列驚人的、合乎邏輯的歷史真本觀點，從而從根本上、理論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破除“西方中心論”、還原中華並人類歷史本來面目的新文明文化史觀，是二十一世紀來新文明文化史觀的最主要創建者、集大成者和最給力者。 ^[1] 

流波《源--人類文明中華源流考》一書對傳統的文明觀、歷史觀、文化觀、宗教觀等進行甄別、揚棄，全面、系統闡述了新文明文化史觀；作品資料繁富、引徵廣博、視野開闊、論述全面、汪洋恣肆、渾成一體，堪稱目前這一領域集大成之作。林河的《中國巫儺史》、宮玉海的《〈山海經〉與華夏文明》和《〈山海經〉與世界文化之謎》、王大友和宋寶忠的《中華先祖拓荒美洲》、董立章的《三皇五帝史斷代》等等是為代表作。 ^[1] 

新文明文化史觀越來越為新的考古發現所印證、為真才實學的文明文化史學者所認知、千百萬智慧正義學者會不斷加入進來，新文明文化史觀必將戰勝“西方中心論”謬誤下的傳統史觀，還中華並人類文明文化史真諦。 ^[1] 

梁啓超於1900年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國的概念，並認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應排第一的觀點。

1873年2月23日生於廣東新會，漢族，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他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啓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梁啓超一生勤奮，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説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病逝。 ^[1] 

李約瑟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國助手王鈴博士、魯桂珍博士、沈詩章的協助下，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在當時“西方中心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李約琴開始形成“一個寶貴的信念”——“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從此一生奉獻給中國文明文化的研究，用詳細的材料論證人類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國的科技發明一直遠遠領先，中華文明一直是人類文明的主體，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飛猛進正是在中國古代文明基礎上的飛躍。因此，李約瑟是當之無愧的新文明文化史觀的傑出人物，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科技史探索》是新文明文化史觀的傑出代表作。

李約瑟最著名的理論是李約瑟難題，提出了“為何古代中國一直領先於世界，但在近現代遠落後於西方”的問題。

（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國人，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科技史學家，1994年被選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1] 

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科技史學者，在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文明的基礎上總結出中國古代一百條重要的發明，在1986年出版《中國：發明和發現的國度》一書，總結了“中國的100個世界第一”,概述了中國人的發明和發現，説明了中國人是“現代世界”共同的技術創造者。書的前言《西方欠中國的債》寫道：“歷史上一個不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現代世界，乃是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結合的產物，現代世界以之為基礎的發明和發現，可能多半來自中國。但是這個事實卻不為世人所知，對此，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地無知。從十七世紀西方傳教士來華之後，中國人被西方的技術所震驚，犯了對自己成就的健忘症。”鑑於此，理所當然成為新文明文化史觀的傑出人物。代表作：《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陳養正等譯，21世紀出版社，1995年第1版。）、《神諭——東西方〈易〉卜術揭秘》，（徐俊培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英國人，被聃為美國肯塔基路易斯維爾大學人文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客座教授和我國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兼職教授，英國皇家天文學會會員，擁有梵語和東方學的學位。 ^[1] 

鑑於疑古派對中華古史的否認，給中華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造成極端混亂，1995年李學勤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和“重寫中國學術史”的倡議，試圖扭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疑古派所代表的中國古史研究中懷疑古文獻真實性的大趨勢，引起廣泛反響。《走出疑古時代》是其反擊疑古派的代表作。在二十世紀末學術界要麼唯西方馬首是瞻要麼對古史研究畫地為牢的大環境下勇敢地反擊疑古造成的學術停滯不前或甚至倒退的災難，李學勤功不可沒，極端難能可貴。

李學勤，1933年生於北京，讀書於清華大學哲學系。青銅器專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古文字學和文獻學。1954年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兼西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等。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 ^[1] 

從1987年起研究《山海經》，引進比較語言學、語言民族學等新興學科，運用綜合比較多研究方法，取得重大突破，1995年1月出版《山海經與世界文化之謎》一書（吉林大學出版社），提出《山海經》不是神話書，而是一部信史，一部上古世界地理志和百科全書，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研究價值；現代人類源於中國，如印第安人是從中國大陸遷徙去的，中華文化乃世界文明的源頭和中心，任何“多元論”都是不能成立的；“伊甸園”就在中國雲南，距今萬年前，先民們進入這裏生活，並從這裏走向世界，中華文化實乃萬年曆史，五千年的説法是不正確的等一系列新觀點，向舊史學提出挑戰，為改寫世界史開闢前景。

1929年2月生，吉林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人文、社會科學教授。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辦公廳幹事、秘書，二0一廠學習室副主任、教導主任。1979年起進入高校任教，在古典文學教學與研究中，對傳統（詩）學持批判態度，並提出一系列新的評釋。1985年4月出版《詩經新論》（吉林人民出版社），獲1987年度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佳作）獎，先後被日本沒古書院《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台北漢學研究中心《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全目錄收入。現任中國大學語文研究會理事，學術委員，中國詩經學會理事，中國山海經學會籌備會會長等社團職務。 ^[1] 

是“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源頭”課題的最早探索者之一，臨終前還在構思《文明進化論》一書框架，想從進化論的角度闡述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源頭成為遺願。

林河，本名李鳴高，侗族，湖南通道人。1957年畢業於魯迅文學院，1948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實踐報》記者、《建設報》編輯部負責人、《羣眾報》文化組長、《湘江文學》月刊編輯、《楚風》民間文學社副主編、主編等；曾任湖南省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南省文聯研究員，湖南省文史館館員、吉林長春大學兼職教授、雲南楚雄師院榮譽教授等，享受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林河主要專著有：《九歌與沅湘民俗》、《古儺尋蹤》、《中國巫儺史》、《文藝湘軍百家·林河卷》等。二O一O年十月四日，林老懷抱遺願駕鶴西天,享年84歲。 ^[1] 

對“中華文明只有五千年”提出質疑，起草《重寫中華古史建議書》,得到海內外100多位歷史學者簽名贊同。

字執中，1922年8月生，安徽省全椒縣人，幼年失學，自學成才。他的文章，數十年以來，已經成為一種“三合一”的格式：一曰歷史論文的內容，言必有據，無徵不信，絕不“戲説”或“漫談”；二曰歷史散文的形式，為方便表達內容，形式不拘一格，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三曰歷史雜文的語言，“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尖鋭潑辣與妙趣橫生兼而有之。現為中華民族史研究會會長、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顧問、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顧問、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重慶師範大學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主編《中華民族史研究》多輯、《太平天國大詞典》等書，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國詞語彙釋》、《太平天國史實考》、《台灣先住民史》、《漢語成語研究》、《我是宋朝人》等書。2004年由重慶出版社推出《史式談史》叢書，凝聚了史式數十年心血。 ^[1] 

1999年由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三皇五帝斷代》一書飽含對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論述，“萌芽”出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源頭的“意念”。留下百萬字遺稿《三皇五帝史》，是新文明文化史觀的重大損失。

華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教授，因病誤治於2009年5月14日去世，終年62歲。 ^[1] 

新文明文化史觀的代表人物。新文明文化史觀和理論的創建者，《源——人類文明中華源流考》一書全面、系統闡述了新文明文化史觀。

蘇秉琦教授把中國古史的框架、脈絡高度概括為“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糸，上萬年的文明啓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教授訪談錄》載《東南文化》1991年第一期。），在當時已極具開拓性。其認識雖然侷限於傳統，但已伸入到中華文明文化的上萬年實質。

蘇秉琦（1909.10.4-1997.6.30）河北高陽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從事考古學事業63年，是中國考古學開創者之一，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之一，是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奠基人，為考古學體系的建設做出了全局性的指導，為中國考古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2] 

吳新智在1984年與兩位外國人類學家聯名提出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説，對“人類起源非洲論”形成一定衝擊；但他的研究終究沒能步入到人類起源於中華長江流域這一實質根本，也沒能對“人類起源於非洲”理論從理論上做出反駁，但至少在中國主體歷史考古界關於人類起源上有了一點異樣的聲音，也算是主流的一點難能可貴。

吳新智，男，安徽合肥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古人類學家。1928年6月2日生，漢族。 ^[3] 

《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2年11月在英國出版，2003年1月又推出了美國版，書名改為《1421：中國發現美洲》（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America），兩書正文內容相同，但美國版增加了20頁“後記”。孟席斯的著作提出了鄭和船隊於1421-1423年實現環球航行到達美洲、澳洲及南極的驚人觀點。 ^[4] 

《1434: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並點燃文藝復興之火》，論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應該歸功於中國人。書中聲稱，這支中國艦隊曾攜帶了一批中國科技典籍到意大利，而文藝復興中的巨匠達·芬奇的許多設計發明實際上是借鑑了這批科技典籍中記載的古代機器的設計，而非原創。

加文·孟席斯 （Gavin Menzies），英國皇家海軍潛艇編隊指揮官，退休後專事航海史研究。於1937年首次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度過了生命中最初的兩年。在上個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近二十年來，他研究鄭和船隊的航海過程中訪問了120個國家，參觀了900多個博物館和圖書館，並造訪了中世紀後期每個重要海港。在當前“西方中心論”還無處不在的社會環境下，孟席斯説：“歐洲人發現世界（其他地方）的説法是白日夢，是胡説八道。”面對所謂的“學術主流”對他觀點的質疑責難，孟席斯反擊説：“當前歷史教材中的理論才是徹頭徹尾的垃圾，對這些垃圾執迷不悟的傢伙並不是我這個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謂的歷史學家。”

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副理事長鄭明表示，如果孟席斯有關“鄭和環球航行，最早發現美洲”的觀點得到證實，那麼也就意味着整個人類認識世界的歷史進程將被改寫，特別是西方中心觀念將受到沉重的打擊。這也許成為了孟席斯著作出版時反對者眾多的原因之一。

2005年05月25日，不少人大歷史系的師生參加了座談會，他們剛拿到《1421》中文版就很快發現了一些錯誤，但這些紕漏並不影響全書的結論。

人大歷史系華林甫教授向孟席斯指出，在書中收錄的“1421年左右的東亞”這張地圖上存在兩處明顯錯誤。“一是圖上標明黃河從渤海入海，而實際上，600年前當時的黃河應該在山東半島南部入海；二是，貼木兒帝國疆域內，裏海以西的那片較大水域應該是'鹹海'而不是'威海'，這一點我們的學生剛剛也發現了。”對於這些問題，孟席斯的代理方當即接受，並表示在以後的版本中改進。

社科院歷史所、中國明史協會副會長張德信表示，中國學術界對孟席斯的觀點一般持有贊成、反對和認為應深入研究三種觀點。孟席斯的觀點從2002年至今已補充了大量新的材料和證據，但在他的論述中還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他雖然列舉了大量證據，但證據間的關聯性以及這些證據本身與鄭和下西洋的關聯性還需要更深一步研究證明。”

他的想法和著作，不是主流觀點所認同的，也可能從根本上是謬論，但不失為一種獨到看法。其作為一種對於權威的衝擊，對世人的鼓舞的意義，遠大於其學術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