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論

“西方中心”論是隨着中華文明近代的落伍、西方文藝復興後產生工業革命殖民全球的產物。“正當中國的大清皇帝們還沉浸在‘中國’、世界‘中央之國’的歷史陶醉之中時，西歐通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宗教改革’、‘農民起義’等一系列的變革，徹底砸碎了近千年來農奴式的封建割據統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經過二百來年的殖民擴張和掠奪，非洲成了販賣與屠戮黑人的屠宰場；美洲文明的創造者被屠至殆盡；印度與東南亞被掠奪得千瘡百孔；最後，中央之國也成為了‘東亞病夫’。這樣，西方成了人類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驕子’，全球的‘西化’之風從此地瀰漫開來。”

西方中心論是一種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的一個隱含的信念，自覺或下意識感覺到歐洲對於世界的優越感。主要出現於20世紀以後的非殖民化時期。很多國際標準（如本初子午線、公元紀元、拉丁字母）都包含西方中心主義。尤其是工業革命由西方產生，更加拉大了西方跟亞非拉國家的差距，極大推動了西方中心論的興盛。

據希羅多德記載，當希臘人第一次碰到波斯人，便發現波斯人是有主子的，而希臘人是自由的，並因此引發了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優越論，也是西方中心論的第一種形式。而當亞里士多德建議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對馬其頓人用對付奴隸的辦法、對希臘人用對付自由人的辦法來管理而遭拒絕時，這也可以説是西方優越的第一次受挫。

近代以後，啓蒙主義早期對中國文化的建立在貧乏的瞭解之上的想象曾經產生了對中國的熱情。這種熱情在黑格爾那裏完全消失了。黑格爾是西方中心論的經典形態。東方文化沒有歷史，因為在那裏理性處於沉睡狀態，而真正的歷史是從希臘開始的，因為理性開始走向自我實現。理性順着自我實現的道路，從希臘、基督教、啓蒙主義直至普魯士國家，達到其頂峯。西方文化是歷史的中心，這是黑格爾的表面命題；西方文化體現的理性特徵，是歷史的動力與目標，這才是黑格爾的實質命題。

但是，二戰以後，西方中心論也開始受到了挑戰。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論文集《處於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最先明確提出了“全球史觀”來反對“西方中心論”。他認為，主要從西歐觀點來解釋歷史已經不夠了，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和時代，這樣才能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世界各地區一切民族的建樹。此後，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兩卷本《全球通史》、美國史學家W.H.麥克尼爾的《世界史》、美國曆史學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現代世界體系》等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點。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學術界也大都承認“西方中心論”。

對抗只能激化對抗，善待別人才能贏得別人的善待。“西方中心論”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抗，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讓整個世界難以平靜。

如今，東西方的有識之士都認識到，西方世界應當改變思維，致力於創造一個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世界。俄羅斯《觀點報》網站刊登評論説，西方應停止干涉和攻擊他國，不要去教育別人該如何生活，要允許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存在。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發達世界也應從自私的思維慣性中走出來，給包括伊斯蘭國家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以更多的尊重和包容。

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可以為緩解當今世界的衝突提供借鑑。試想，如果民族和宗教之間的相處能秉承“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理念，不同文明之間的調和或許並不困難；如果發達國家能擁有“天下大同”“民胞物與”的思想，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再只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去考慮問題，而是讓其他民族也平等享受機會，當然也就會贏得弱小民族更多的認同和尊重。

消除恐怖主義威脅，人們有理由對西方世界給予更多期待。而首要問題是，西方世界應當放下“西方中心論”的傲慢，放棄霸權主義，尊重和接受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1] 

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係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我們今天對自己偉大民族和文明的認識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國”、“四大發明”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這一基本認識也被強大的思想誤流湮滅得有蹤無影，從而形成了一種對中華文明莫大的社會誤識：是中華傳統文明，特別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阻礙着中國近代的發展、阻礙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這裏，幾千年民族輝煌的表層被一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鏽化得斑駁就離。我們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誤區，清醒認識到在這種思想觀和理論觀支配下所形成的長期以來對我中華文明的藐視和輕描淡寫，深刻反省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的漫不經心或還冷嘲熱諷甚至是徹底的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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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華民族已昂首邁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必將徹底洗刷近代以來因落伍慘遭蹂躪的種種恥辱，用中華民族的氣魄、中華民族的自豪、中華民族的精神高築起中華民族永恆的精神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