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三聖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開山祖師。 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漢族。清光緒十一年農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幼時在家隨兄讀書，14歲從軍，1905年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在校期間，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起義後參加光復黃州活動，後赴武昌，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參謀。1917年赴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後，決意專心從事哲學研究。先後在武昌文華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全國解放後，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後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1968年5月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學説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全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學之傑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長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學院退休，次女再光，現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讀西南聯大，後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職，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兩女孩名分別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名為"明心"、"明宗"；以喻後輩對老人的紀念。據説其曾孫女熊明心是上海復旦哲學系碩士生，現免試經推薦去德國深造。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祖籍廣西桂林，出生於北京，蒙古族。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起過鄉村建設運動，並取得可以借鑑的經驗。

兒子：長子：梁培寬，次子：梁培恕。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貼木兒的後裔，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1925年任山東省立六中（今菏澤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他將廣雅精神提煉為“務本求實”四個字，併成為延續至今的校訓。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 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着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號湛翁、被褐，晚號蠲叟、蠲戲老人，紹興長塘(今屬上虞)人，現代著名國學大師。幼習經史，16歲應縣試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1901年，曾與馬君琥、謝無量在上海合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介紹西方文學，1903年6月，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外語。1904年東渡至日本學習日文。1911年回國，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辛亥革命後，潛心研究學術，於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請赴北京大學任教，但因為對於現代教學體系的不認同而未能成行。蔣介石許以官職，均不應命。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抗戰勝利後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精詩詞，書法多山林氣，篆刻崇尚漢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主要有《太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朱子讀書法》、《老子道德經注》、《蠲戲齋佛學論著》、《馬一浮篆刻》、《蠲戲齋詩集》等。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以上三位之所以能被後人尊稱為“三聖”，除了他們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高風亮節與道德操守吧。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們堅決地固守着中華民族的文化本位，自覺地延續着儒學傳統併發揚光大。抗戰爆發以後，面對民族危亡、禮崩樂壞的局面，新儒家三聖心懷憂憤地走出書齋、走出心齋，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教育，試圖以教育作為復興儒家文化、挽救道德人心的最後的搏擊；他們立書院、傳經典，在暗夜裏點亮傳統的明燈，將一腔真情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續絕上。他們在文化上是傳統的堅決捍衞者，但他們在政治上又是激進的民主主義鬥士。熊十力曾直接參與了辛亥革命，梁漱溟親自主持實踐鄉村建設，他們身體力行為祖國的自由民主復興而奮鬥。在生命的後期，他們不為強勢的主流意識形態所左右，不為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所撼動，不附和權勢，不阿世取容，不降志辱身，不揭發他人，亦不自穢自誣，頑強地守住自我人格的尊嚴，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道德榜樣。王康説，在這點上，這三位先生們的道德，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甚至超過了他們的學問。 三位先生同被推崇為現代新儒家“三聖”，其實三人性格不同，生平遭遇不同，學術思想也不盡相同。陳星《隱士儒宗馬一浮》引徐復觀評價説：“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在個人性格上，“馬先生含蓄温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發痛快，動輒罵人；梁先生既是駱駝又是獅子，平時誠恕，關鍵時能作獅子之吼”（P28）。在學術上，馬一浮融匯中西，讀書最多，所得於心極為深沉，但是偏於隱逸，述而不作；熊十力思維勇猛精進，著作甚多，極為自信，而學養陶鑄涵泳稍遜；梁漱溟既有堅貞之定力，又能切實實踐，敢於擔當社會責任，人格意志堅強，然而當滄海橫流之際，“名士少有全者”。大抵三位先生皆有心貫通中西學術，所得所失當然可以討論，然而他們道德人格之堅守，實在值得後來人的崇敬與景仰。譽為“三聖”，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