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母耳記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撒母耳記上下原為一卷書，七十士譯本為了實用方便緣故，首先將他分為上下兩冊，與列王紀上、下共四冊合稱為“王國書”。

本書雖以撒母耳命名，但他顯然不是全卷書的作者，因他的離世紀錄在撒母耳記上結束之前，他不可能記載下卷提及的大衞王以後的事蹟。

後人以其名冠之於王國故事，大抵因為他是書中三位主角之一，是拯救以色列脱離士師時代的危難絕望，轉入君主政制的平安興盛時代的民族英雄；他更是膏立書中其餘兩位主角（掃羅，大衞）為王的先知，可見他在以色列中的重要性。

撒母耳生於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介乎士師時代與君王時代之間，是最後的一位士師，引導以色列人進入君王時期。本書詳載他的出生，童年及當士師的經過。當時以色列人正面臨黑暗歷期：宗教上，祭司制度腐敗，信仰生活瀕於破產；政治上，人民目無法紀，“各人任意而行”；外交上又受制於強鄰非利士人，正是充滿內憂外患。本書記述撒母耳如何帶領以色列人迴轉歸向耶和華的經過。

撒母耳記是舊約歷史書的一部分，與約書亞記、士師記和列王紀有很密切的聯繫；舊約的整個故事由創世記的創造開始，結束於列王紀記載被擄到巴比倫。在這樣廣闊的背景之下，撒母耳記討論以色列採取君主政體的這個重要過渡時期。故此，撒母耳記上開始記載最後的士師以利及撒母耳本人，隨後是以色列第一位君主掃羅；從某種意義而言，他不是這個君主制度真正的開始。所以撒母耳記下繼續以大衞的統治開始，他是猶大王朝的創始人，而且建立很好的模範，讓他的繼承者和後裔有所仿效。撒母耳記與士師記有很密切的關係，它們都提及早期的政治領袖就是“士師”；撒母耳記與列王紀也很有聯繫，它們都對大衞的生平作出結論，繼而描述他的繼承者所羅門王的統治。

1. 撒母耳為士師（1 – 7章）

2. 掃羅為王（8 – 15章）

3. 掃羅與大衞（16 – 31章）

1. 大衞在希伯侖作猶大王（1：1 – 4：12）

2. 大衞作以色列的王，國家昌盛（5：1 – 9：13）

3. 大衞干犯及其牽連（10：1– 20：26）

4. 大衞當政期間事蹟的附錄（21：1 – 24：25）

按猶太人的傳説，巴比倫《他勒目》（Talmud）記載：“撒母耳寫了以他為名的書，至少到《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五章一節他死以前的事，並《士師記》。其餘由先知拿單（撒下十二：1）和迦得（撒下二十四：11）所補充。”代上二十九：29 - 30又説：“大衞王始終的事，都寫在先見撒母耳的書上和先知拿單並先見迦得的書上。他的國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並列國所經過的事，都寫在這書上。”

有人根據撒上二十七：6“當日亞吉將洗革拉賜給他（大衞），因此洗革拉屬猶大王，直到今日。”認為當時猶大和北國以色列已經分開了，所以作者生活在王國分裂後不久，因此本書是在所羅門王死後才寫成的。也有人認為書中大部分是在撒母耳死後才完成（撒上二十五：1，二十八：3）。

由於本書的目的並非為提供王國時期的歷史資料，而是從神學觀點將有關選民的歷史事蹟加以評論和解釋，並引為後人的鑑戒，全書所強調的中心思想是：選民能否在應許之地生存，視乎他們是否忠於神與他們所立的約；整個朝代甚至國家的興亡，也完全在乎他們是否遵守耶和華律法（參申命記28章）。這個論點影響了作者處理歷史資料的手法：他沒有詳盡無遺地將所蒐集的資料一一記下，而是經過小心的選擇，按着各事件的神學意義和教訓加以整理。

由於作者純粹從神學角度看以色列的歷史，在撒母耳記，列王紀中，有關人物，朝代或君王事蹟所佔的篇幅，並不是按其政治地位，成就或貢獻而定。例如：以利統治長達四十年，但他的治績卻從未被提及。掃羅作王亦有四十年，除早期對外戰爭外，書中亦鮮有記述他其餘的事蹟。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指出先知在以色列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作者不但詳述先知的嘉言懿行（單是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蹟便佔了列王紀上下篇幅的三分之一），並且不斷提醒讀者，以色列的王國是由先知建立、輔助和監督的。以色列的興亡、以及歷史中各樣大小的事蹟，正應驗了神藉各先知所説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