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海盜

南洋地區本就有海盜傳統。抵達菲律賓羣島的麥哲倫船隊曾經在一個小島停靠補給淡水，當時他的船隊剛剛橫越太平洋，水手們全都被長途航行和飢餓折磨得有氣無力，他們憤怒地記載道：“當地人成百上千坐着獨木舟靠近我們的船 ，一跳上我們的船，他們什麼都拿，我們做什麼都沒法阻止他們”。麥哲倫把這個小島命名為“海盜島”，用以記錄他來到此地的第一印象。 ^[1] 

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基本建立了一個由西方主導，中國、南洋各國、日本等國家參與的遠東-南洋海上經貿體系，除了某些特殊時期，歐洲海軍力量已經基本不再進行海上劫掠，而是轉為打擊海盜行為、維持南洋地區的和平貿易環境。

這時候，被稱作“摩洛人”的東南亞本地海盜卻在快速崛起。“摩洛人”原先是被用來稱呼信仰伊斯蘭教的南洋各地本土民族的稱呼。後來隨着本地海盜的頻繁作案，讓西方人將南洋的本地海盜與著名的同屬穆斯林海盜的“巴巴里海盜”相提並論，摩洛海盜從此成為危險和恐怖的代名詞。

摩洛海盜的崛起其實跟南洋地區航海貿易本身的繁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各國商人的共同努力下，東南亞地區在18至19世紀迎來了發展的高峯期，東南亞生產的錫、大米、玳瑁、燕窩，日本生產的銅、白銀、海產，中國生產的茶葉、生絲、砂糖，歐洲生產的呢絨、武器、服裝，通過不同的渠道匯聚於此。大量財富的流動也刺激了當地的海盜活動。另外，隨着貿易繁榮，生產規模擴大，勞動力短缺也成為了東南亞各地的普遍現象，獵奴與販奴也成為摩洛海盜的主要營生之一。

摩洛海盜的崛起還有另一個有利因素，歐洲海上力量在南洋有一段收縮期。18世紀後半以來，歐洲先後爆發了七年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歐洲各國在本土打得不可開交，不約而同地減少了在南洋的軍事存在。這不但給了海盜們更大的活動自由，更使得殖民地當局放鬆了對南洋各地王公和封建主的控制。這些地方實力派人物在擺脱西方控制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爭先恐後地投資“海盜”這門利潤極大而風險很小的“事業”。

馬來亞的各穆斯林王公、爪哇以東的武吉斯族領主、販賣奴隸為生的蘇祿人、以及以恐怖手段出名的婆羅洲獵頭族都積極參與到南洋的海盜活動中。歐洲人不加區分地把他們統統叫做摩洛海盜。和文明觀念已經近代化的西方人不同，南洋各地還將海盜行為看作是一種正常的貿易活動。依靠武勇和搶掠獲得財富，不但是一種個人榮耀的表現，更加是王國的實力展現和權力來源。有時候這些活動又和宗教鬥爭結合起來，帶有向基督教西方國家作戰的神聖意味。

摩洛人沒有西式海盜快船，他們搭乘的主要船隻是一些本地製造的輕便小船，比如雙船體帆船、多人槳帆船、馬來屋棚船和南洋木帆船，一艘典型的南洋木帆船有前後兩桅杆，長90英尺，船後部設有屋棚，可以搭載50到100人左右，是摩洛海盜使用最多的船隻。通常來説，這些輕便小船火力極其貧弱，大多隻在船舷裝3門舊式迴轉火炮，或者在船頭安放一門大口徑火炮。其戰鬥力無法和西式船隻相比。但是一股摩洛海盜會擁有20到50艘這樣的船隻，一股海盜總人數超過4000人，在面對落單的歐洲商船時，他們的狼羣戰術非常有效。

摩洛人使用的火槍要麼是從商船上搶到要麼是從市場上買到。事實上南洋的兩個海盜活動中心蘇祿羣島和馬六甲都是西方武器商人聚集的場所。為了照顧摩洛海盜的特殊需要，西方商人甚至會委託英國的武器製造商製造一些專門武器，如船上使用的截短槍管的火槍、登船用的抓鈎甚至是中國樣式的抬槍。冷兵器則是南洋當地的特色玩意，比如當今已經成為南洋冷兵器標誌的馬來克力士劍，一把金銀裝飾刀柄的克利刀是摩洛海盜的珍貴財產，也是在甲板上取人性命最得心應手的武器，馬來大砍刀和裝有鐵矛尖的竹矛也是海盜們喜歡使用的武器。在西方人的眼中，這些身手敏捷的土著和他們手中奇形怪狀的刀劍，就是商船在南洋地區面臨的危險的最直接體現。

相比起舞刀弄棒的本事，摩洛人對現代武器的運用能力很差。他們的小船上安裝的火炮大多還是16世紀的陳舊樣式，身管大約6英尺長，重幾百到上千磅不等，僅能發射半磅重的小炮彈，摩洛人沒有加工炮膛用的鏜牀，炮膛只能耗費大量人力手工鑽鑿，這樣製造出來的炮膛既不光滑又難以保證閉氣性能，準頭和威力都嚴重不足。

但就是這樣裝備着粗劣武器的海盜，在西方海軍勢力削弱的短暫時期卻屢有斬獲，利潤頗豐。初夏時節，大批海盜從蘇祿羣島出發，順着季風沿路襲擊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和馬六甲等地，入秋後又乘風返回蘇祿。如果運氣好，一趟海盜之旅就能獲得不少收益。在1798年的一次海盜襲擊中，五百名悍匪和八百個划槳苦力一次就捕獲了俘虜450名，其中一名西班牙神甫為他們贏得了2500披索的贖金。

1840年代初，正當大英帝國的艦隊在中國沿海威風凜凜地攻下一個又一個大清炮台的時候，一個名叫愛德華茲的英國水手卻在馬六甲附近的廖內羣島蹲在一個竹製的牢籠中，滿懷驚恐地寫下這樣的文字：“一共有四十五人被他們抓了，有的人被割掉了胳膊，有的人斷了腿，而我則被割掉了舌頭”。

嚴格來説，摩洛海盜並沒有特定的擄掠目標，只要能夠換錢的東西他們都不會放過。運往中國的海蔘和燕窩，運往印度的胡椒和丁香，運往巴達維亞的銀幣，以及各式各樣的西方武器，只要可能都會成為他們的囊中之物。不過海盜們最愛乾的還是擄掠人口，尤其是在東南亞各土邦混戰不休的時候，本地王公和富商都需要大批人力。蘇祿羣島上的裘洛就是南洋奴隸交易的中心，一度有“東方的阿爾及爾”之稱。在海盜活動最猖獗的百年中，裘洛的市場共販賣出30萬名奴隸勞工，成為東南亞勞動力的最大供應地。

這些奴隸會直接進入農場或奴隸主家中做工，要不然就去從事林業和捕撈海產等比較危險的行業，沿海的奴隸主大多都依靠這些行業來獲取對外貿易所需的貨物。有些強壯的奴隸被充作海盜船的划槳苦力，老弱病殘則會淪為南洋獵頭民族的祭品。反過來，海盜的修葺船隻、購買補給和縱情聲色也刺激了當地的消費市場，南洋地區在短時期內形成了以海盜活動為核心的循環經濟圈。

但南洋海盜經濟的繁榮，是以損害西方、印度、中國商人利益為代價的，單為利益考慮，各國也絕不會允許摩洛海盜繼續在南洋地區隨意劫掠。當時佔據新加坡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甚至認為，如果任由海盜活動發展下去，英國在東南亞的貿易將會被“完全摧毀”。

負責海盜清剿作戰的是南洋當地實力最強的兩個國家，西班牙主要負責對菲律賓南部蘇祿羣島海盜的進攻，英國則專注於掃平新加坡附近地區的海盜。 1848年，荷西·魯茲上校率領一支西班牙艦隊向巴蘭金吉島的摩洛海盜發動了進攻，艦隊共有19艘小型戰艦，搭載了數百名西班牙陸軍。巴蘭金吉島上聚集了超過1000名蘇祿海盜，他們守衞在島上的四個炮台附近，擁有124門火炮、大量火槍和幾十艘棚屋快船，西班牙人登陸後和海盜進行了激烈交戰，甚至一度展開白刃搏殺。最後西班牙軍攻克了三個炮台，並衝進最後一個炮台將殘餘海盜一網打盡。這次反海盜行動共擊斃擊傷海盜500多名，俘虜也近500人。西班牙人死22人，傷210多人。等西班牙人撤走後，海盜再次佔領了這裏作為基地，迫使西班牙軍隊第二次對巴蘭金吉進行掃蕩，並輕鬆攻克此島。但蘇祿海盜雖然遭到打擊，仍活躍在婆羅洲和菲律賓的航線上繼續作案。

在馬六甲，撲滅海盜的任務交給了英國上尉詹姆斯·布魯克。這位英國海軍軍官深受當地馬來王公器重，被委任為沙撈越地方的拉賈，也就是最高軍政長官。布魯克率領自己的小型艦隊對馬來亞海域的海盜展開了一系列搜捕行動。1843年的一次行動中，布魯克逮捕了馬魯古地區的大部分海盜，1847年，布魯克在巴拉尼尼摧毀了數十艘海盜木帆船。布魯克對海盜嚴厲的懲處甚至引起倫敦方面的不滿，專門派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他“對當地人過於嚴重的暴力行為”。不過就算遇到國內的阻礙，布魯克的反海盜行動卻並未停止，反海盜的行動甚至持續到了第二代。1862年，布魯克的侄子率領一艘小型蒸汽兵船戰勝了6艘大型海盜船，擊沉其中4艘，擊斃俘虜海盜100多人。

儘管英、西等國打擊海盜的力度始終很高，但摩洛海盜一直沒有停止在南洋的海盜活動。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海軍代替西班牙海軍成為鎮壓海盜的主力，在首任菲律賓總督老麥克阿瑟（阿瑟·麥克阿瑟）部署下，美國海軍建立了鋼甲快艇和小型巡邏艦的定期巡航制度，大大減輕了當地的海盜威脅。

二戰以後，隨着地區安全形勢惡化，蘇祿等地的海盜行為又有復燃之勢，僅在1959年至1962年之間就發生過232宗海盜劫案。到當代，以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阿布薩耶夫為首的新一代摩洛人海盜仍舊是菲律賓海域船隻通航和個人生命財產的巨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