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這樣寂寞生活

《我曾這樣寂寞生活》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人辛波斯卡繼《萬物靜默如謎》之後又一經典詩集。

在這本詩集中，詩人用機智、迷人的聲音與語調 ，訴説了對家人的懷念與讚美、對世間種種生活的愛、對消逝的時間與國度的迷戀、對日常和萬物的詩意描摹，隱隱折射出詩人內心的豐富世界和她的寂寞生活。

書中收錄《告別風景》、《事件的版本》、《從無饋贈》、《我致力於創造一個世界》、《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時代之子》等80多首雋永的詩作，同時重譯了《萬物靜默如謎》中廣為流傳的《一見鍾情》、《種種可能》、《在一顆小星星下》等10餘首作品，可以在不同的譯文中窺見經典的韻味。 ^[2]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1923年生於波蘭小鎮布寧。擅長以幽默、詩意的口吻描述嚴肅主題和日常事物，以詩歌回答生活。當代最為迷人的詩人之一，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

199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史上第三位獲獎 女詩人。

2001年成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名譽會員，系美國授予傑出藝術家的最高榮譽。

2012年2月1日，於克拉科夫逝世。同年，《萬物靜默如謎》出版。 ^[2] 

胡桑：詩人，評論家。同濟大學哲學博士。現居德國波恩，為波恩大學訪問學者。

金婚紀念日 ^[3] 

他們一定有過不同之處，

水與火，相互遠離，

在慾望中偷竊並贈予，

攻擊彼此的差異。

緊緊抱住，那麼久，

他們佔用、剝奪彼此，

即使只有空氣留在他們懷裏，

透明，如閃電之後。 ^[3] 

某一天，無須回答，他們就領會了彼此的問題。

某一夜，在黑暗中，他們透過

沉默的種類，猜測彼此的眼神。

性別消退，神秘潰散，

各種差異在雷同中遇見彼此。

一如所有的顏色在白色中變得一致。 ^[3] 

這兩人誰翻倍了，誰消失了？

誰以兩種笑容微笑？

誰的聲音形成了兩種音質？

誰以兩個腦袋點頭，又是誰同意？

誰的手勢將茶匙舉向兩人的唇邊？

誰剝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命？

誰活着，誰已死去，

纏繞於某人的掌紋中？ ^[3] 

他們凝視彼此的眼睛，逐漸成了孿生子。

熟稔是最完美的母親——

不偏愛任何一個孩子，

幾乎不能記住誰是誰。

在這個節日，他們的金婚紀念日，

他們一起看見，一隻鴿子棲止於窗台。

^[3] 

文/胡桑

1

“我不想成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為一棵樹，為歲月而生長，不傷害任何人。”這是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詩句，用來總結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蘭詩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極其貼切。八歲起，辛波斯卡隨父母遷居到波蘭南部古城克拉科夫，並在這裏居住了大半個世紀，直至生命的終點。她的家位於市中心，是一所兩室小屋。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這所屋子裏安靜地閉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這是從一次完整而靜謐的生命中延伸出來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楊。我們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視樹木時的靜默神情： ^[4] 

生前栽於屋旁花園中的樹

仍在為他生長。

這句她參觀歌德故居後寫的詩，似乎是為自己寫的。辛波斯卡聲稱所有的寫作靈感來源於生活，來源於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詩行隨着世界的節奏而起伏。在具有輓歌性質的《植物的靜默》一詩中，她以謙遜的姿態與植物所代表的萬物交流，她自己則作為終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現於詩中：

與你們的交談雖然必要但不可能。

那麼緊迫，卻被永遠擱置，

在這次倉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詩中，我們能夠領受到世界的令人驚異之處、生活的苦難、人類的尊嚴和內在的束縛、承受世界的堅忍與真誠，以及地平線上隱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蘭《選舉報》記者安娜·魯德尼茨卡、塔杜施·內切克對她所做的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她説道，“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確實令人讚歎。”兩個月後，她站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台上發表演説時，她一直在強調對於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態度：“在詩歌語言中，每一個詞語都被權衡，絕無尋常或正常之物。沒有一塊石頭或一朵石頭之上的雲是尋常的。沒有一個白晝和白晝之後的夜晚是尋常的。總之，沒有一個存在，沒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尋常的。”這是對世界的永恆的未完成狀態的尊重，也是人類希望的來源。 ^[5] 

作為二十世紀波蘭文壇上獨樹一幟的女詩人，辛波斯卡總是與傲慢和雄辯無緣，有時候，甚至會給人以柔弱的感覺。然而，在這柔弱之中，她傾注了對生活、對世界的最大限度的愛。她是備受苦難的二十世紀波蘭的女兒，但並不鍾情於政治，也不關注熱門的宏大主題。她專注於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米沃什在《論辛波斯卡》中曾説：“她在詩中是弱小的。她的詩只是一句碎語。”然而，她不是無聊生活的粉飾者、低級情感的推銷員。瑞典學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羅澤剋夫人的評價是，辛波斯卡“把詩歌當做生命的回答，當做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思想和責任的語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細節中發現奇蹟，堅持不懈地領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為每一首詩賦予優美的形式、精確而又富於層次的內容，為此，瑞典學院贈予她一個稱號——詩界莫扎特。

瑞典學院為辛波斯卡撰寫的諾獎授獎辭是極其精確的：辛波斯卡的詩“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反諷不是廉價的幽默，相反，她善於精妙的錯位、偶然和斷裂喚醒根植於我們內在的對世界的憂傷、鄉愁和依戀，在我們享受審美愉悦的時候令我們發出嘆息，隨後又引發我們讚美。 ^[5] 

2

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於波茲南附近的小鎮布寧（現屬於庫爾尼克）。這座波蘭小鎮上有許多新哥特建築。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兩層樓的大房子，紅色屋頂，現在仍保存着，臨近一個狹長的湖泊。她的父親是小職員，1936年去世，當時辛波斯卡才十三歲。她還有一個比她大六歲的姐姐瑪麗亞·諾沃耶卡。她在詩中不太寫私人事務，家庭成員也極少出現於她的詩中。只有在《終於，記憶》一詩中，父母的形象隱約出現，然而是在一個夢中，“他們的臉龐如兩盞燈，在黃昏，發出幽暗的光。”《讚頌我姐姐》一詩中則出現了姐姐，一位從不寫詩、卻喜歡寄明信片的姐姐。我們對辛波斯卡的家庭幾乎一無所知，正如我們對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歡將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們只閲讀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則藏身於作品背後，正如墨西哥詩人帕斯説的：“詩人沒有傳記，寫作才是他們的傳記。” ^[5]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並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蘭小城託倫，她在那裏上小學。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這裏上完小學後，進入一所修道院學校，並嘗試寫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突然降臨，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亂。戰爭期間，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學校獲取畢業文憑。她寫下了一些詩歌，在某次搬家期間，她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説，不過從未發表，以為這是一篇沒有什麼價值的作品。1943年，為躲避進入德國的勞動營，她在一家鐵路公司當職員。兩年後，她入讀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專業是波蘭語言文學，隨即轉入社會學。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具有前途的專業。戰後的波蘭迅速社會主義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唯一合法的思想，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學習了一年社會學。她並不清閒，上學的同時，還在一個小編輯部做校對工作。

1945年3月14日，對辛波斯卡來説是個重要的日子，《波蘭日報》副刊《戰鬥》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搜尋詞語》，她作為詩人的生涯以此為起點，雖然這中間似乎具有一種偶然性。她曾經在一個訪談中説過，如果最初發表的是小説，她也許會成為小説家。可是命運偏偏讓她成為了詩人。然而對偶然的忠誠才能成就命運，這也是辛波斯卡在詩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她在生活中也是這麼實踐的，她的一生是忠誠於詩歌的一生，當然，她真正忠誠的是生活。

當時，波蘭詩人亞當·符沃德克在《戰鬥》編輯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過十幾本詩集的詩人，負責聯繫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賞她的處女作，發現辛波斯卡讀的詩集那麼少，他驚訝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小時候，辛波斯卡家裏只有卡斯普羅維奇、泰特馬耶爾的兩本小詩集。她對現代詩歌幾乎一無所知。出於偶然，同學送她一本戰爭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詩集，她在淪陷期讀了這本詩集，這也許是她接觸的僅有的先鋒派詩歌。而符沃德克藏書豐富，她經常去借書看。兩人迅速相戀，並於1948年結婚，不過，這段婚姻並不圓滿，只持續了六年。 ^[5]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爾內爾·費利波維奇是一名作家，二戰期間曾參加地下抵抗運動，不久被關進德國集中營，戰後被解放回波蘭，隨後從事小説創作，出版過二十餘部小説，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內心佔據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詩集《結束與開始》中充滿了她對丈夫的思念、對過往歲月的沉思、對命運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生命的澄澈領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寫道：

個體的命運

被賦予我們，為了審視：

多數命運被我們拒絕，

帶着恐懼與憂傷。

以及：

愛吸引着我們，

是的，但必須是

兑現承諾的愛。

他們通過這次婚姻兑現了愛情的承諾，也履行了在塵世的愛的義務。尤其是那首飽含深情的《一見鍾情》，更是由愛的激情進而深入了對命運和機遇的思考。這首詩廣為流傳，打動過不少讀者，包括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結束與開始》出版當年的聖誕節，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華沙街頭的一個書攤上無意中發現了這本詩集，本來想把詩集送給《三色》的譯者羅曼·格林，因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歡的詩人。當他翻閲詩集時，讀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的主題與他正在拍攝的《三色》最後一部《紅》十分接近，於是他留下了這本詩集。 ^[5] 

辛波斯卡並非橫空出世的天才詩人，而是一名逐漸演變、豐富、深邃的詩人，寫詩對她來説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詩就像樹木的年輪，經受着歲月的磨礪，生長出清晰的脈絡。1949年，當她試圖出版一部詩集時，由於已經社會主義化的波蘭審查制度而流產，因為它並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這部詩集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們曾把世界弄得先後沒有秩序，

——它是那麼細小，兩隻手就能抓住它，

那麼平易，可以面帶微笑地將它描寫，

那麼普通，就像祈禱中的古老真理的回聲。[ 張振輝譯。]

這裏我們可以隱約發現辛波斯卡詩歌的胚芽。不過，她隨即遏止了這一胚芽的生長。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我們為此而活着》，主動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求保持一致。這本在藝術上並不成功的詩集，涉及蘇波友誼、戰後重建、帝國主義等宏大主題，裏面只有幾首愛情詩以低沉的語調透露着她未來詩歌的走向，大多數詩歌顯得空洞而虛假。這是一個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厭惡的辛波斯卡。然而，這本詩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評論界廣泛關注。同年，她加入了波蘭作家協會和統一工人黨。（1966年，因不滿將哲學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開除，她宣佈脱離統一工人黨。）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詩集《向自己提問》，在這本集子裏，政治主題並未消失，卻有所削弱，高亢的詩歌中摻入了一些低語。比如《向自己提問》一詩，她通過一系列質疑開始自覺地搜尋並辨認出自己的聲音——對人性困境的敏感、對愛和真實的渴望和對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繆斯》一詩中，她寫下了這樣有力的句子：

是的，這平常的擔心

卻把我的喉嚨扼住了。

……

幸運的是我知道，

應該怎樣去對待這種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觸及帶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壯的詩句向我尖叫？[ 林以亮譯。]

她也許意識到了自己的天賦並不適合於“雄壯的詩句”，而逐漸向“帶刺的玫瑰”傾斜，然而，對於二十世紀詩歌而言，辛波斯卡這一優雅的傾斜是多麼幸運。 ^[5] 

《我們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問》兩部詩集後來基本被詩人否定，在以後的各種選本中，這兩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幾首詩入選。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過去。在雅蓋隆大學就讀期間，她開始接觸波蘭先鋒派作家，尤其是結識了詩人米沃什，在寫作上也受到了他影響。儘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諱：“我不喜歡她的早期作品，她經歷了斯大林主義階段。”不過，米沃什接着承認，“但（她的）每一部詩集都在變得更好。”1957年，《呼喚雪人》出版，這是一部標誌性的詩集，從此她自覺地擺脱了政治詩的僵化聲音，以柔韌而多層次的聲音進入她所擅長的自然、愛情、人性、存在等眾多主題。她的詩集不多，每本詩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詩。她是少有的以少勝多的詩人，猶如一生只寫了一百多首詩的美國女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則令人想起美國女詩人狄金森和德國詩人德羅斯特·許爾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簡出的詩人，不喜歡出入公用場合，不喜歡接受採訪和詩歌朗誦（她有一首《怯場》表達的就是對公開朗誦詩歌的反感）。寧靜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學週刊》編輯，負責詩歌部，培養了大批年輕詩人。

她沒有生育。詩歌就是她的子女。她過着樸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後的晚年。她喜歡抽煙，喜歡鯡魚和伏特加。她不是一個熱衷於在生活上歷險的人。她身上並沒有多少波希米亞氣質。她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這將為難任何試圖為她寫傳記的人。事實上，她拒絕別人為她寫傳記，她只希望人們能專心地去閲讀她的作品。她不願意成為明星，即使在獲得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十分特殊，這一年是化學家諾貝爾逝世一百週年。前一年的得主是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沒有料到諾獎會連續兩年授予詩人。這一年的獎金是有史以來最高的，112萬美金。辛波斯卡難以避免地成為了媒體的焦點，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採訪時，她還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對我自己和我的生活並不感到滿意，至少是不滿意我的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這些純屬個人的私事，我不會公之於眾。這會使我內心受到損害。我只是嘗試——至少部分地——將我的某些人生經驗融入我的詩中，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可是，要把這些得失直接説出來，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會和盤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為明星需要做廣告。我只希望我的詩會有人去讀，至於為自己做廣告，我是幹不出來的。”

閲讀佔據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時間，也呼應着了她平緩的生活節奏。1968年開始，她為《文學生活》“非強制閲讀”撰寫書評，與雅蓋沃大學文學教授馬強格輪流供稿。1981年，《文學生活》停刊，又為《選舉報》陸續寫過一些書評。她的書評行文不拘一格，隨着性情而展開，輕鬆幽默，短小精悍，深為波蘭讀者喜愛。撰寫書評對一個書蟲來説是正中下懷的美差。她是那麼熱愛閲讀，甚至説過：“我很老派，我認為閲讀是人類迄今發明的最榮耀的事。”她還是翻譯家，精通法語，翻譯過不少法語詩歌，包括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在自己的詩中，她會偶爾摻入一些法語詞。她那簡短的諾貝爾獎授獎答謝辭是用法語演説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會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區扎科潘內。在這裏的作傢俱樂部二樓，她有一間屋子。扎科潘內以風景聞名於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尋的是靜默的生活。她的屋裏沒有電話，甚至沒有浴室。她只在裏面與世無爭地修養、寫作，偶爾在山路上散步。這是她理想的創作環境。在迪恩·墨菲的訪談中，她説：“我無法想象詩人不去爭取安閒和平靜。不幸的是，詩歌並非誕生於喧鬧、人羣之中，也並非誕生於公共汽車上。所以，必須有四面牆，並且保證電話不會響起。這是寫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動盪生活，辛波斯卡一生過着簡單而安靜的生活。在早年的《墓誌銘》裏，她就設想了自己樸素的一生。

3

波蘭詩人尤利楊·普日博希對辛波斯卡的評價很有趣：“她是個近視眼，也就是説，要在近處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詩都是對日常境遇、個體存在狀況的沉思、質詢、反諷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遠方，就在每個人身上和他周圍的環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體的困惑、個體的境遇。《在一顆小星星下》幾乎是她的詩歌宣言：“我為小回答而向大問題道歉。”她選擇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邊。在《無需標題》中她寫道：

當看見這些，我不再確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為重要。

她重視詩歌寫作中的民主，極力為被忽視、被壓抑、被遺忘的事物增加砝碼。在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記者就這樣稱讚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夠將不重要的事情變成重要的事情的詩人。”的確，她擁有一種奇異的天賦，即經由對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類的普遍命運。用她自己的詩句來説就是，通過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雖然與米沃什、羅茲維克、齊別根紐·赫伯特、貢布羅維奇同屬于波蘭戰後一代先鋒派詩人和作家羣，但相對於其他人，她的詩凝注於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關注被減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實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數字》是對以數字化為表徵的抽象世界的拒絕。《填寫履歷》更是這一主題上的傑作。她曾經回憶，八九歲時，她剛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學去參觀一個反酗酒的展覽會。然而，她對那些圖表和數字無動於衷，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一塊牌子，上面每兩分鐘就亮一下紅燈，解説詞是：“每兩分鐘，世界上就有一個人死於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學用手錶測驗紅燈的準確性，並以優美的動作畫着十字，唸誦祝願死者安息的禱告。這一細節感動了辛波斯卡。正是與真理具有溝通能力的、令人驚異的微小事物將世界從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來，這是辛波斯卡寫詩的核心任務。她能夠通過對細節的敏感，記錄“日常的奇蹟”。她的許多詩都呈現了對平凡事物的驚異感，比如《奇異》《奇蹟市場》《一見鍾情》等。通過詩歌，辛波斯卡將世界呈現為一個“奇蹟市場”。她的詩是生動的劇場，人性和命運被暴露在燈光下。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這樣評論她的詩，它們“震動了許多讀者，使他們睜開眼睛看到了許多事情，同時她也讓他們把這些事情當成了戲劇表演。”她的詩試圖更新我們對尋常事物的認知，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推到臨界點。她的詩即使聚焦於某一場景，也會為之賦予各種夾層，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開豐富的褶皺，比如《葬禮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視》等。

請不要誤會，辛波斯卡並不是一位只會經營瑣事、熱衷表象、兜售廉價情緒的詩人。她書寫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為了防止個體的尊嚴受龐然大物（比如極權主義、消費主義）威脅。她寫過一首《烏托邦》，用以揭示龐然大物的謊言性質。她相信個體的救贖，而不是集體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訪談《我將自衞》中，她甚至對讀者閲讀她的環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歡讀者坐在大廳裏集體感受她的詩歌，而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的家裏找到片刻的閒暇時間，隨意地翻開書本或雜誌，讀她的詩。她對具體世界的信仰是建立於布羅茨基所謂的兩個否定之上的：對語言大眾的否定，對引力法則的否定。她書寫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卻拒絕平庸，書寫具體而真實的事物卻拒絕對重負的屈從。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論者。她渴望人類團結、友愛的能力。她曾説過，詩歌的職責就是將自己和人們溝通起來。在早年的詩歌《愛侶》中，她寫道：“我們同情那些並不相愛的人。”[ 林以亮譯。]她的詩歌才能體現在優異的反諷能力，在細小與偉大、短暫與永恆、切近與渺遠、偶然與必然的事物之間取得巧妙的溝通，使每一樣事物隨時可能走入另一個未知的空間。在一篇書評中，她寫過：“在那個時代的平凡與偉大之間得到真正的平衡。”這句話彷彿是她對自己寫作的總結。她的詩並不封閉，而是向生活開放，向每一個人開放。

現代主義詩歌在十九世紀誕生以來，一直有一個封閉性的神話，即詩歌必須自律、朝向自身。也許出於對馬拉美、瓦萊裏和維特根斯坦的誤讀，二十世紀產生了大量沉溺於語言遊戲的純詩主義者。對他們而言，詩歌不再是體驗生活、沉思命運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説自身、外在於生活危機的形而上之物。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像二十世紀一樣，詩人們如此熱衷於談論詩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傾心於呈現一首詩成形的過程。更嚴重的是，這一情形經常發生於詩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論文章中。不過，由於特殊的歷史境遇，東歐很少產生純粹的形式主義詩人。在辛波斯卡的詩歌中，幾乎見不到關於詩歌自身的言説。在眾所周知的《種種可能》中，關於詩歌的詩句不是對形式主義的沉溺而只是對詩的守護：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於不寫詩的荒謬。 ^[5]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語言的無限，而是語言和交往的內在困境，如她在《巴別塔》中表達的。即使在少數幾首關於寫作的詩中，她也並未蜕變為形式主義者，比如《寫作的愉悦》，這首詩觸及了語言不可思議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將寫作的愉悦視為“凡人之手的復仇”。她寫作，是為了讓每一個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認出他們自己，她為每一個渴望愛和自由的個體寫作。1996年11月14日，米沃什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論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詩探索着私人境遇，然而有時相當具有普遍性，這樣，她才能避免獨白。……對於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覺詩人。這意味着她面向我們説話，與我們活在同一個時代，作為我們的一員，為她自己儲存私人事務，以一定的距離經營它們，而且，涉及每個人從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詩歌並不鎖閉事物，而是從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於1972年的一本詩集，取名為《可能》。而在1986年的詩集中，又有一首詩叫做《種種可能》。相信可能，這與她對待現實的態度一致。她不沉溺於當下，而是希望在當下注入記憶與未來，從而打開當下現實的封閉性。“每個人都可能是自己時代的孩子，但這並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須是時代的孩子。也許我在某些方面屬於十九世紀，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屬於二十一世紀。我之所以屬於下一個世紀，是因為我並不喜歡本世紀的所有事情。”在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她如是説。對她而言，可能性並非預示烏托邦性質的專制性未來，並不代表對待世界的相對主義態度，而是在人類認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縛之後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喚希望的入口。她相信個體的、日常而微弱的、對雄辯具有天然體抗力的聲音，是人類獲得自由的隱秘小徑，儘管它曲折而漫長。她在文茨卜的訪談中説過：“我覺得我只能拯救這個世界一個很小的部分。當然還有別的人，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拯救這麼一個很小的部分。” ^[5] 

輯一 | 在黃昏，我們點起燈

告別風景

金婚紀念日

寫自旅館

確信

底片

謝幕休息

歸鳥

喜劇的序幕

發現

星期天，與自己的心交談

記一次不存在的喜馬拉雅之旅

紀念

動作

輯二 | 世間的每一個人和我

種種可能

終於，記憶

讚頌我姐姐

喜劇演員

流浪漢

無題

歌謠

醉酒

花腔

我太近了……

笑聲

出生

養老院

冰結的動作

音樂大師

自殺者的房間

葬禮II

偉人故居

一見鍾情

墓誌銘

輯三 | 一粒沙看世界

驚異

在眾生中

生日

雲

植物的靜默

恐龍骨架

從無饋贈

一粒沙看世界

洋葱

我致力於創造一個世界

水

輯四 | 靈魂樸素，如梅子的核

火車站

洞穴

從天而降

風景畫

向超音速飛機致敬

π

托馬斯·曼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

畫像

分類廣告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發生兩次

故事梗概

輯五 | 別的房間，別的聲音

與死者密談

卡珊德拉的獨白

一幅中世紀微型畫

躲入方舟

在冥河上

羅得之妻

活着

拉撒路去散步

人口普查

在盛大的白晝

死者來信

影子

特洛伊城中的片刻

輯六 | 有些事發生時那麼寂靜

事件的版本

評一首尚未寫下的詩

雅斯沃附近的飢餓營

無辜

與孩子交談

自斷

讚美詩

談論死亡，不帶誇張

世紀的沒落

時代之子

酷刑

結束與開始

現實在要求

有些人

詞彙 ^[4] 

輯七 | 最遠處的燈已點亮

三個最奇怪的詞

小喜劇

也許這一切

戲法表演

悲哀的計算

現實世界

無需標題

考古學

錯誤的號碼

過剩

怯場

倉促的生活

在一顆小星星下

諾獎演説辭 | 詩人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