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羅先珂

愛羅先珂是烏克蘭人，出身於農人家庭，幼時因患麻疹而失明，後在莫斯科盲童學校讀書，在那裏他的童真受到粗暴的對待。李鴻章出訪俄國時參觀盲校，還和他交談過，當時小愛羅先珂把教師灌輸給他的有關東方黃種人的知識去對照李鴻章，結果卻發現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後來，憑藉自己的勤奮和音樂天賦，愛羅先珂靠彈唱積攢了一些錢，在國際世界語協會的協助下，轉赴倫敦皇家盲人師範學校學習。1914年，愛羅先珂前往日本，後被逐出，流浪於泰國、緬甸、印度。

1919年，他被英國殖民當局視為“革命黨”和“德國間諜”，先是被拘禁，後又被驅逐，他只好又輾轉去了日本，並在大學旁聽時結識了當時日本社會主義組織的“曉明社”，後又參加了1920年成立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個組織是日本馬克思主義者山川均、堺利彥等和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等發起的，後被強迫解散，愛羅先珂此前曾參加了“五一”遊行，又於1921年因“宣傳危險思想”罪被日本政府所驅逐。當時愛羅先珂想回國去盲校當音樂教師，可他從海參崴抵赤塔時，卻被拒絕入境，那時新生的蘇聯被稱為“餓鄉”，除了共產黨和外交專使之外，其他人一概不準入境，於是，愛羅先珂只好轉往了中國。

1921年10月7日，愛羅先珂抵達上海，此後他為生活所迫，曾在日本人的按摩院打工。當時一些日本的世界語者和旅日的中國友人寫信囑託國內的世界語者和友人設法照顧他，如田漢曾在日記集《薔薇之路》中説：李初梨來信，託其“飛檄上海友人與以便利”，於是，愛羅先珂受到了上海世界語協會胡愈之、吳克剛等人的熱情幫助，胡愈之等還慨然於這位盲詩人流離失所的命運，以為他是“世界的人，是人類的人，現在卻只有國、省、畛域，——沒有‘世界’。只有黨人、教徒，——沒有‘人類’”。愛羅先珂很快在中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並且他遇到了一批知音。

愛羅先珂也是作家，他是以日文和世界語來創作的。魯迅此前已經非常關注他，並且翻譯了一些他的作品，這是因為魯迅留學日本期間就青睞於俄羅斯和東歐被壓迫民族的文學，而愛羅先珂並不是俄羅斯著名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一如普希金、別林斯基、果戈裏等的作品一樣，反映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的特點：驚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對社會黑暗的無情揭露、美好靈魂和種種美德的發現，等等，從中都可以表露俄羅斯民族理想主義的光輝和現實主義的特質。如果説魯迅曾受到俄羅斯文學家的影響，如果戈裏（他的“憂憤深廣”）、安特萊夫（他的“陰冷”）以及柯羅連珂、迦爾洵和契訶夫的話，其實我們後來忽略了愛羅先珂，因為“五四”時期也是魯迅創作的噴發期，當時他熱情翻譯了這位盲詩人的許多作品，又與這位異國的文學家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們熱烈地彼此交流和傾訴，這是極其難得的。此外，如果把魯迅這一時期的一些作品與愛羅先珂的作品對比，也是可以發現許多一致的地方的，如《野草》某些篇章與愛羅先珂的童話、他們筆下的“狂人”系列，等等。後來馮雪峯論及魯迅接觸俄羅斯和東歐文學，謂其“影響所及，也就是浪漫主義轉註到現實主義，從熱情的噴發轉向到社會的深視；他的抒情的愛國主義的思想，不能不溶化到對於社會的黑暗深淵和對於系在人民身上的重重疊疊的繁複關係的解剖裏了。這樣，我們看見魯迅的愛國主義的特色不但表現在抒情詩的特徵上，尤其表現在現實主義的觀察的廣闊和深沉上”。（《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係及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愛羅先珂“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他的“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那“俄國式的大曠野的精神”，均是浸染着上述內容的。再如魯迅對愛羅先珂的關懷，是出自對一位弱勢者的同情，尤其是對一位蒙獲“思想罪”迫害的異國人的深切同情和奧援。魯迅在回憶他與愛羅先珂的交往時曾説：“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

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墳-雜憶》）因此，魯迅接觸和翻譯愛羅先珂的作品，如其所説不是出於對盲詩人以及其瑰麗色彩的童話和劇本的獵奇（“奇花瑤草”），乃是“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並藉以“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所以，當愛羅先珂被日本憲兵驅逐時，傳聞當時憲兵竟然懷疑他的目盲，“殘酷到還想要硬挖開他的眼睛來”，憤慨的魯迅立即做出反應，馬上着手翻譯和介紹了一批愛羅先珂的作品，以表示對他的同情和聲援。隨後，魯迅又相繼翻譯了他許多的作品。與此同時，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的編輯胡愈之以及汪馥泉、嚴既澄等也翻譯了他的的不少作品。1922年7月，以上的一些譯作合為《愛羅先珂童話集》出版，至1929年出至第7版，此書也是魯迅編輯的，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1931年3月，開明書店又出版了巴金編輯的愛羅先珂的第二部童話集《幸福的船》。這兩部書，是熱愛愛羅先珂和世界語的中國作家和翻譯家的一個結晶。

1922年2月24日，愛羅先珂由滬抵京。當時胡愈之、葉聖陶、王伯祥應蔡元培、馬敍倫、馬裕藻之聘，任北大中文系預科講師，他們和北上的鄭振鐸一道，與愛羅先珂結伴到了北京。愛羅先珂此行是到北大教授世界語課程，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是一個世界語愛好者，先前北大已有世界語課，但一向乏人問津，愛羅先珂來了卻不同了：俄國人、盲詩人，又是周氏兄弟極力推崇的作家，許多學生就非常願意聽課了。蔡元培還怕愛羅先珂是殘疾，不便無人看顧，但愛羅先珂又懂日語，就安排他暫住在周氏兄弟在北京的住宅——八道灣11號，由周氏一家就近照顧其起居，於是此後他的行程和活動也就在周氏兄弟各自的日記都有反映了（可惜魯迅1922年的日記已經遺失，有關他與愛羅先珂的交往活動都集中在1923年。不過，先前的可以用《周作人日記》來彌補）。 2月24日，愛羅先珂出現在八道灣，他是由鄭振鐸和耿濟之兩人陪同來的。

周氏兄弟熱情地把他安排在東屋，那是周作人一家所住的後院的東邊。此前魯迅剛編完愛羅先珂的《童話集》，魯迅對他和他的作品很是欣賞，不久，他們就結下了深摯的友情。至於弟弟周作人，翌日便陪同愛羅先珂往北大訪蔡校長以及沈尹默和馬幼漁，此後，愛羅先珂就在北大馬神廟二院每週日上午講授世界語（一説還有俄國文學），並由周作人代取薪金。當時周作人幾乎成了愛羅先珂的專職秘書、嚮導、翻譯，職任代領薪水、換錢、代寫書信、記錄講演稿、代發電報、陪同並翻譯演講、陪同出遊、飲宴應酬等。

到了27日，胡適也出現在八道灣，他是應蔡元培的囑託，為愛羅先珂在北大的講演擔任翻譯的，胡適還在日記中寫道：“他的英國語還可聽；他在英國住了幾年，在印度又幾年，故英語還可聽。他雙眼於四歲時都瞎了，現在年約三十。他的詩和短篇小説都不壞。”3月3日，愛羅先珂在女高師演講《知識階級的使命》，胡適也來聽講，並在日記中記錄了演講的內容，即“他説俄國知識階級的歷史，指出他們的長處在於愛小百姓，在於投身到內地去做平民教育，並不在於提倡革命與暗殺。他痛罵上海的新人，説他們自己有一個主張，卻要犧牲他人去實行。”對於這個演講，胡適評價説：“他的演説中有很膚淺處，也有很動聽處”。1923年年初，李大釗還應胡小石之請，轉請周作人與愛羅先珂赴武漢講學（未成行）。

愛羅先珂在北京的演講當年是轟動一時的。周作人記錄的愛羅先珂在北京各校的講演，有《春天與其力量》、《俄國文學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與其使命》等，而性格內向的周作人為愛羅先珂翻譯大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來他回憶説：“講堂有廟會里的那樣擁擠，只有從前胡博士和魯迅，隨後還有冰心女士”，而愛羅先珂又是一個“想象豐富，感情熱烈，不愧為詩人兼革命家兩重人格”的磁性人物，自然他的周圍也就熱鬧非常，這卻苦了周作人這個“譯員”。愛羅先珂住進八道灣之後，客人也漸漸多了起來：世界語者、無政府主義人士、外國人等，也大多由周作人來招待，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灣的客房，如日本人近藤、清水等。魯迅呢？他在愛羅先珂任教和演講、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時也不時陪同在側。後來周作人回憶：“魯迅尤和他熟習，往往長談至夜半，嘗戲評之曰‘愛羅君這搗亂派’。因為他熱愛自由解放，喜趕熱鬧，無論有集會，都願意參加，並且愛聽青年們熱心的辯論，雖然他是聽不懂。”（《愛羅先珂》）有時兩人熱談時，魯迅甚至忽視了旁人，如吳克剛就曾抱怨魯迅的“冷漠”。（《憶魯迅並及愛羅先珂》）就在愛羅先珂甫到北京，3月26日，他應邀到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講演，事前警廳以其有“危險言論”強行干涉，後經學校外國教員調停、學生辯詰，演講才如期進行，魯迅更是特意陪同。4月2日，兩人又出席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的遊藝會，愛羅先珂還欣然演唱了俄國歌曲（後來他在孔德學校還唱了《國際歌》），並由魯迅口譯和介紹這歌曲是歌頌哥薩克農民起義領袖拉辛的故事。4日，他們又同往觀聽白俄歌劇團的演出，歸來後魯迅作《為“俄國歌劇團”》，就劇場內的觀感，慨然中國卻“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沒有趣味，而且至於沒有好奇心”，他甚至説“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這裏”，其實，這也是愛羅先珂的意見。魯迅和愛羅先珂對很多問題有着共鳴，從他們身上我們似乎仍能嗅到他們那種強烈的、朝氣蓬勃的文化品格和文明追求，以及他們詩人般的天性。當時魯迅正在愛羅先珂幫助下翻譯《桃色的雲》，而他們合照的照片則紀錄了這些光影：5月23日，周氏兄弟陪同愛羅先珂往北京世界語學會合影，這是存世的有周氏兄弟二人同時在場的不多的幾枚照片中的一張（見圖）。

10月，魯迅創作了《鴨的喜劇》，這是一篇帶有紀實性色彩的小説。魯迅以八道灣的愛羅先珂為素材，作品結構異常簡單，內容卻豐富深廣，愛羅先珂對世界充滿了愛心，那是一種博大的愛——他愛一切生物，愛充滿活力的生命，愛歡樂的世界，但世界卻不如人意。魯迅還通過“鴨的喜劇”（蝌蚪的悲劇），委婉地表達了人世間不可能無所不愛的事實，以及只有通過反抗強暴才能保護弱者的思想。

《鴨的喜劇》所以以愛羅先珂在八道灣生活的原型來寫，那是因為愛羅先珂已於7月3日啓程赴芬蘭參加第14次國際世界語大會的年會（周作人曾往車站送行），原定到了9月即返回，所以，他的生活用品如琵琶長靴和被褥等都沒有帶走，然而，他竟逾期未歸，大家頗為之擔心，周作人還揣度他“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懷愛羅先珂君》）由此想起他先前的流浪生涯，不免懷疑“這飄泊的詩人能否在中國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運命不指示他去上別的巡禮的長途，覺得難以斷定，所以我們在他回來以前不得不暫且認他是別中國而去”。（《送愛羅先珂君》）因而魯迅的創作即“正是他預定的期日已過，大家疑心他不再來了的時候，所以有給他作紀念的意思的”。（《魯迅小説裏的人物》）不過，愛羅先珂於11月4日返回了。24日，魯迅又陪同他去女高師講演《女子與其使命》。

愛羅先珂在八道灣的時期，是周作人忙得不亦樂乎的日子，當然也是周氏兄弟十分愉快、其樂融融的難得時光，魯迅的一篇《鴨的喜劇》就是一個很好的説明。應該説愛羅先珂在中國，受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周氏兄弟，可惜這從來不曾為研究者們所注意。當然箇中也有識者所云，如魯迅翻譯《童話集》：“魯迅在譯書時，用自己灰色的體驗，重染了愛羅先珂的感傷，好像那文體間，有呼應的東西在。”（孫鬱《魯迅書影錄》）這如愛羅先珂的《春夜的夢》，孫鬱先生閲讀後就頗感其“一些章節分明是魯迅《補天》的底色，或説盲人詩人感染了先生也未可知”，進而他“看魯迅的譯文，總和他的作品聯繫起來，這《桃色的雲》，就有他的《野草》、《故事新編》的調子。或説愛羅先珂暗示了他，或是他將自我的心緒，外化到了愛羅先珂那裏，也許均可能的”。這對周作人來説，也庶幾相同。

《魯迅日記》1923年1月14日：“寄伏園稿一篇斥魏建功。”這就是刊於17日《晨副》上的《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原來，魯迅陪同愛羅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欣賞學生們的演劇（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的劇本），事後愛羅先珂寫了一篇《觀北大學生演劇和燕京女校學生演劇的記》，批評演出受舊戲的影響，刻意“模仿優伶”，不能男女同台演戲，又不能真正表現人物思想感情。

演出者之一、也是北大實驗劇社台柱的魏建功和李開先看了後強烈不滿，魏建功寫了《不敢“盲”從》一文，文章中用了輕佻的字句（將“觀”、“看”、“盲”等用了引號），鄙薄愛羅先珂的批評是沒有資格，周氏兄弟憤而發文反駁，魯迅甚至用了“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這樣激憤的語言，周作人也批評其“言話和文字的粗暴只能略略的傷人，心的粗暴卻是傷的自己，而且所傷的也太多了”，又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冀望於青年：“大家對於愛羅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擊；即使當做敵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須把他當做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間對待殘疾的人的禮儀。”這次事件，是青年魏建功的一次造次，後來他為此深自懺悔。

4月15日，愛羅先珂在離別前夕，與友人有一個聚會，在這一張照片上，周氏兄弟、愛羅先珂，日本人丸山、藤冢、竹田，以及徐耀辰、張鳳舉等，悉數到場（見圖）。此前，愛羅先珂赴芬蘭參加世界語大會，途經莫斯科時，蘇聯政府終於弄清了他的身分，也就不再拒絕他要求返國的願望，所以，愛羅先珂回到北京後不久，就決定離開“寂寞”如沙漠上似的中國，他在匆匆旅遊了上海和杭州等後，16日，“愛羅先珂君回國去”了。 4月16日，愛羅先珂離京；5月13日，周氏三兄弟最後一次同聚；其時，周作人主編出版“新潮社”的《文藝叢書》，其中就有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童話劇《桃色的雲》；7月3日，周氏兄弟最後一次相攜外出購書；到了7月14日，魯迅“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18日，周作人寫就致魯迅的絕交信；19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啓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8月2日，魯迅夫婦離開八道灣，遷居於磚塔衚衕61號，從此，兄弟破裂，互為“參商”。此前，周作人在決裂信中稱：“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那麼，假如愛羅先珂還在北京，還在八道灣，周氏兄弟的友悌、以及這“薔薇的夢”，或許還會繼續吧。再後來，當魯迅於國民黨“清共”後抵達上海，碰到一批“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化名“杜荃”的郭沫若在“奚落”魯迅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中，還把周氏兄弟擱在一起作為“凡為遺傳、地域、時代相同的人大抵是不出一個窠臼”來批判，而其中的一個口實，就是“在五六年前一位無政府主義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到中國的時候，魯迅兄弟是很替他捧場的”，“杜荃”還自作聰明地問：“你看這是多麼‘相同的氣類’呢？”

在中國，儘管愛羅先珂的日程填得滿滿的，這位盲詩人的精神世界裏卻低低叫着寂寞：“他在北京只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那又未嘗不是周氏兄弟的“寂寞”呢？“我們所缺乏的，的確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於乾枯了。”（周作人《懷愛羅先珂君》） 四海為家又不是家，看存世的這幾張愛羅先珂在中國的照片，坐在魯迅身邊這個胡亂卷着頭髮、微露笑容、因目盲而認真諦聽着四周動靜、衣着故鄉烏克蘭的刺繡小衫，誰能想象到這樣一個對人世充滿着愛意的盲詩人，得到的報償卻是無盡的飄泊和驅逐？在中國，儘管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然而他依然“寂寞”，雖説八道灣的生活在他一生中應該算是最温馨的了，他卻苦於“於上課讀書作文之外，只吃葡萄乾梨膏糖和香蕉餅，或者偶往三貝子花園聽老虎叫而已”的單調生活。

魯迅曾戲説愛羅先珂是“搗亂派”，“他愛説緬甸夜間的音樂，房裏和草間樹上和各色昆蟲的吟叫，夾着嘶嘶的蛇鳴，成為奇妙的合奏，但是他尤其愛人間的諸種活動，自頓河起義，冬宮衝突，以至斗室秘議、深夜讀禁書這些事情，他都是願意聞知的。”（《魯迅小説裏的人物》）當年這都是八道灣愛羅先珂與周氏兄弟相互交談的內容，然而，他仍然會感到“寂寞”吧。在那沒有春秋之分而且塵土紛飛的北京、在那沒有蛙鳴而且“蛤蟆的兒子”的蝌蚪都被小鴨吃光了的北京、在那人們對異國的盲詩人和“危險分子”的講演終於厭倦了好奇心的北京、在那因愛羅先珂的到來帶出的“世界語熱”也迅忽能量耗盡而告終結的北京，於是，魯迅耳邊便是“極愛熱鬧的”盲詩人的嘆氣和訴苦：“唉，唉！”“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他甚至對沒有長性的一些中國青年説：“青年如不能在社會豎起脊梁去做事，儘可去吸麻醉劑去。”（《再送愛羅先珂君》）那是他因為“寂寞”而終於憤慨了所説的話。 於是，他有了去意，他要去聽故鄉夜鶯的歌聲了。

愛羅先珂在中國友人的幫助和照顧下，一路順風到了大連，其實呢？此前他早已受到日本警廳的注意，特別是日本無政府主義首領大杉榮“失蹤”（實已被日本政府所殺害）後，他就受到了許多威脅，中國的北洋政府也在日本當局通報下，採取措施防範他在北京搞“過激運動”，那時八道灣的巷口也就有“拿着大杉照片在那裏守候”的“閒人”和上門來“調查”的警官，當時周作人出具了“保證信”，説明愛羅先珂與政治無涉，也未見到過大杉榮。此時他離京之後，在天津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蹤監視，甫到大連，又受到日本警察署的審問，後來總算到了哈爾濱，動了“鄉愁”，結果“他費了幾禮拜之力，又得他的鄉人柏君（即曾在北大教書的俄國人柏烈偉）的幫助，二十幾條的策問總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蘇俄代表的許可，可以進俄國去了”。

聽到愛羅先珂輾轉回到祖國的消息後，周作人頗感欣慰：“愛羅君是世界主義者，他對於久別的故鄉卻懷着十分迫切的戀慕，這雖然一見似乎是矛盾，卻很能使我們感到深厚的人間味。 ^[2]  ”周作人還説：“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説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於現今道德顛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托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説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2] 

1923年4月，愛羅先珂回國，此後消息杳然。魯迅創作《鴨的喜劇》之末了，他慨然於“愛羅先珂君還是絕無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裏了”。當時魯迅從日本友人那裏聽到一個詭秘的消息：“可是他不贊成共產黨的作法，於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荊有麟《魯迅回憶》）或者還有更奇怪的傳聞：他居然被流放到北極去了。這在當時，未必不是可能，斯大林的肅反是非常恐怖的。魯迅曾對荊有麟説：愛羅先珂是“他主張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卻不料俄國還有反動勢力在與共產黨鬥爭，共產黨當然要用武力消滅敵人，他怎麼會贊成呢？結果，他説被作為敵人而悄悄消滅了。”這只是猜想。

周作人1931年2月給翻譯過愛羅先珂作品的汪馥泉的信中説：“愛羅君死耗似系謠傳，去秋日本友人福岡君來北平，説愛羅君現在俄國，專為遊覽的日本人作嚮導（想必在莫斯科），雖系間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岡君系愛羅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來信，此蓋亦系愛羅君之一種脾氣如此也。”則上述愛羅先珂的消息應是不實之辭。後來魯迅也在信中由國民黨實施的“白色恐怖”提及“愛羅先珂卻沒有死，聽説是在做翻譯，但有人寄信去，卻又沒有回信來”。（1934年12月10日致蕭軍、蕭紅信） 終於，與愛羅先珂友愛了一場的周氏兄弟，魯迅因去世過早而沒有留下更多的痕跡（據説他當年翻譯《桃色的雲》的手跡也消失了），周作人則一直懷念着這位異國的盲詩人，即使是在他的晚年，愛羅先珂的影子也不時映現在他的頭腦裏：1954年10月，周作人將他保存的愛羅先珂的照片借給西北大學供參考；1958年4月，他在《羊城晚報》發表了一篇《愛羅先珂》，回憶這位盲詩人在中國的經歷以及與魯迅的交往；不久，“中蘇友好協會”得知周作人與愛羅先珂有過一段交往，持愛羅先珂的照片來請他辨識；蘇聯作家羅果夫遍尋愛羅先珂的蹤跡到中國查訪，八道灣的常客許羨蘇特意來為羅果夫詢問愛羅先珂的照片一事；1964年，周作人不知如何搞到一本日本高杉一郎撰寫的《愛羅先珂傳》，這才得知愛羅先珂已於1952年在故鄉去世，而他的全集卻在蘇聯出版了，此後，這本書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他生命的盡頭。

愛羅先珂回國以後實際上安然無恙。他1924-1929年在莫斯科，他沒有被肅反流放到北極，而是去北極附近的楚科奇半島旅遊去了（大概是1929-1930年）。1935年以前他還在莫斯科，不過1935年-1945年他到土庫曼斯坦馬雷附近辦盲童學校去了（這樣看來魯迅寫信還真找不着）。1946-1948年他又到莫斯科盲童學校任教，1948-1951年到塔什干工作。1952年死於癌症。

他作為俄國詩人，俄文作品自然非常多，還有一點烏克蘭語的作品。他流亡日本以後寫了大量日文作品，後來還寫了一點中文和世界語的作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