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載振

光緒十五年（1889年），愛新覺羅·載振被賞給頭品頂戴。光緒二十年（1894年），晉封二等鎮國將軍。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賞加貝子銜。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任出使英王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專使，併到法、比、美、日四國進行訪問。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回國後積極參與新政，奏請成立商部，任尚書。歷任正白旗漢軍都統，御前大臣、管理火器營、正白旗總族長等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頒佈立憲，改革官制，改為農工商部尚書。當時，上海信成銀行發行的紙幣，幣面都印有商部尚書載振半身像。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載振奉旨趕吉林督辦學務，途經天津，因接受直隸道員（另一説為天津南段警察局總辦）段芝貴行賄謀黑龍江巡撫之職，花巨金買歌妓楊翠喜，被御史趙啓霖上疏彈劾，此事轟動京都，經奉奏旨查辦，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御史趙啓霖則以謊奏之罪被奪官居。載振之父奕劻也責令其上疏辭職，從此載振即未再出任。

宣統元年（1909年），署鑲藍旗副都統，再度奉派赴日。後任蒙古正白旗副都統。宣統三年（1911年）任弼德院顧問大臣。辛亥革命後一度躲避上海，後返回北京。

民國六年（1917年），父奕劻病死，經黎元洪總統特准，襲慶親王銜，其詞曰：“清宗室慶親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遺之爵，本大總統依待遇清皇族條件第一項，以伊長子載振承襲罔替”。

民國十三年（1924年），因溥儀被驅趕出宮，載振恐禍及自己，遷入天津慶王府，遠離政治。他熱衷聽京劇、養花、養鳥、養熱帶魚、養蛐蛐等，吸食鴉片成癮，每天下午兩、三點鐘才起牀，在接受晚輩們請安後洗漱，先到佛堂燒香，行三跪九叩禮，四時左右吃早點，吃畢吸煙，有時到花園看看，有時玩賞自己喜愛的東西，並在日曆上寫上“安（指睡的好）、服藥、理髮”等，晚九時吃中飯，飯後吸煙，看看書報雜誌，或和家人聊聊天，夜一點再吃一次點心入睡。這種生活方式直到最後一兩年才有所改觀。載振很少談論清朝往事，但仍留戀滿清王朝，對孫殿英挖掘東陵之事鬱鬱不樂，並拒絕使用含“儀”字的晚嶂。溥儀在天津張園居住時，他每到春節和溥儀生日就率溥鍾、溥鋭兩個兒子去祝賀。其幼子溥詮曾高喊“打倒小日本”，載振阻止他説：“別這樣亂嚷，日本對咱們滿清不壞，比國民黨強的多呢！”抗戰勝利後，國共進行和談，他曾對溥詮説：“你看吧！國民黨和共產黨，誰來了對我們也好不了。” ^[4]  不過，他也與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保持距離，在1935年派兩個兒子到長春祝賀溥儀三十大壽時，囑咐他們謹言慎行，儘量少同各方人士接觸，此後同溥儀再無往來。 ^[5] 

載振在天津既不會經商，又不懂辦實業 ，只憑遺產和銀行存款過着不勞而獲的生活。民國十七年（1928年），曾經人介紹投資於高星橋創辦的勸業場和交通旅館，總名稱為新業公司。初期由高星橋、魏信陳和載振三家合資，後魏信臣退股。載振投資二十多萬，佔資金總額的三分之一。業務完全由高星橋經營，載振從不過問，每月場方送來業務月報，他根本不看。 名為投資，實際上是按期接受比銀行存款高得多的利息。日偽時期，因經營不利，載振即不能按期得到利息。抗戰勝利後，高星橋以漢奸嫌疑避居上海，由其子高渤海管理，業務更是一落千丈，負債甚多。載振家股金也折價抵債，從此經濟愈發困難，載振只好不斷把所存古玩玉器陸續變賣，此後鬱悶不樂。常和家人吵架。 ^[4]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2月上旬，載振病情加重，經西醫潘經蓀和中醫孔伯華診治服藥，均未見效；31日，死於天津，終年七十一歲。喪禮由上海“大事全”賃貨鋪魏子文操辦，經曹汝霖、朱作舟等人商議，鑑於載振自清帝遜位，歷經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日佔時期均未出山，私諡曰“貞”，於是在他的靈牌上寫的是“慶貞親王載振”。初葬於天津海口路萬國公墓，後葬於北京東郊北頂墳地。 ^[5] 

《清史稿·列傳八·諸王七》 ^[3] 

2003年電視劇《走向共和》，姚潤昊飾演愛新覺羅·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