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虐戀

性虐戀的英文為sadomasochism，是1895年由德國心理學家席蘭克·諾金（von Schrenk-Notsing）根據“虐待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兩個單詞進行變形而創造形成的。“虐待狂（sadism）”一詞源於法國作家馬奎斯·德·薩德（Marquis De Sade）的名字，薩德生活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他不僅親身實踐性虐待的行為，而且將性施虐實踐寫成小説出版。“受虐狂（masochism）”源於奧地利小説家利奧波德·馮·薩切爾-馬澤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名字。馬澤克也通過寫小説表達自己的受虐幻想 ^{[1]  [2]}  。

中文裏“性虐戀”這一説法最初由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提出，他認為“虐戀”包含性施（受）虐行為，而且表達出一層特殊含義：這種傾向與人類的戀愛行為有關。學者們對性施（受）虐的概念有不同觀點，但均認為它是一種通過痛感獲得快感的性活動。痛感有兩個內涵，其一是肉體痛苦（如鞭打帶來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羞辱所帶來的痛苦感覺）。如果對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引發自身的性喚起，即屬於施虐傾向範疇；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引發自身的性喚起，則屬於受虐傾向範疇。性虐戀的傾向可以表現為性偏好、性心理障礙和性犯罪等，其區別主要在於性施（受）虐行為是否安全、理智以及徵得雙方同意 ^{[1]  [3]}  。

需要注意的是，性虐戀（sadomasochism）經常被簡寫為SM，並常常與BDSM一詞混用，事實上它們是相近卻不完全一致的概念。BDSM包括三種相關但有顯著區別的行為：束縛與調教（Bondage&Discipline，BD）、支配與臣服（Domination＆Submission，DS）和施虐與受虐（Sadism&Masochism，SM） ^{[3]  [4]}  。

嚴格地説，性虐戀亞文化的出現應追溯到17世紀和18世紀，福柯認為，18世紀末是性虐戀文化現象出現的精確時間。在其後的幾百年間，性虐戀亞文化有了極大的發展，它不再僅僅是一些人的個人行為，甚至也不是遊離於社會生活之外的純粹在私人場合進行的活動，而逐漸成為一種越來越引人注目的社會和文化現象 ^[1]  。

在17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性虐戀亞文化首先出現在文學活動和商業性服務中。這一時期，有大量作家署名或匿名發表與性虐戀相關的文學作品。在英國，這些作品讓性虐戀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地下色情文學的一個明顯特徵，尤其是對性鞭笞（sexual flagellation）的廣泛愛好——歐洲大陸稱之為“英國惡習”（English vice）——造就了大量性鞭笞題材的書刊。實際上它不僅滿足了性鞭笞愛好者的需求，也滿足了性鞭笞觀淫者（the flagellant voyeurs）的需求。德國性學家尤金·迪倫（Eugen Diihren）在調查了當時倫敦妓院的數量後得出結論：“今天的英國是典型的性鞭刑之地” ^[5]  。1838年，倫敦一位出版商坎農（Cannon）説，在他的出版物中，以鞭笞為主題的書從很早就存在，在倫敦，人們仍然深深耽溺其中，有不少於20家的專門機構完全靠這類活動來謀利 ^[1]  。

一位英國籍出版商於1946年在紐約出版的《怪異》（Bizarre）雜誌中呈現了讀者對自己性虐戀生活的真實描寫和討論。在“傳統的懲罰方式”方面，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多為夫婦；第二種模式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也多為夫婦關係；第三種模式是兩個女人的施虐受虐關係，但多為年長者懲罰年輕者，即使雙方年齡相仿也不強調、不暗示同性戀關係。兩個男人的虐戀關係在這本雜誌中極為罕見，可能與40年代的社會風氣及恐同（homophobia）氛圍有關 ^[1]  。

20世紀50年代，虐戀活動仍舊基本上是在私下進行的，既沒有酒吧，也沒有俱樂部。舊金山第一家虐戀俱樂部成立於1958年的“為什麼不”（Why Not），不久就關閉了。60年代初在舊金山成立的“工具箱酒吧”（The Tool Box）是第一家真正成功的虐戀酒吧 ^[6]  。

同性戀皮革文化（一種與性或色情有關的行為和服飾風格）與日益增長的性虐戀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在1969年美國石牆事件之後到20世紀80年代發現艾滋病之前這段時間，性虐戀組織經歷了極大的發展，各類俱樂部廣泛開辦 ^[6]  。

20世紀80年代初，性虐戀活動在西方各主要國家已經完全公開。目前，全世界的性虐戀組織及俱樂部已發展到500多個，其中大多數在美國。美國大多數城市都有性虐戀者組織、性虐戀酒吧和性虐戀俱樂部。

1981年，全英同性戀男子性虐戀協會宣告成立，其主要宗旨是：（1）組織研討私人問題的論壇，學習性虐戀技巧；（2）為性虐戀者結識同類提供條件；（3）建立表達有關性虐戀的政治立場的渠道，與歧視、反對性虐戀的現象作鬥爭。英國女同性戀中的虐戀者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20世紀80年代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被發現，這些俱樂部也積極參與支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工作，包括建立艾滋病緊急基金等。性虐戀者與同性戀者的聯繫變得更加密切，在1987年的同性戀大遊行中，性虐戀者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1989年的同性戀遊行中，性虐戀者特別引人注目。隨後在1990年和1991年紐約的“驕傲日（Pride Day）遊行”中，性虐戀者也都佔有一席之地 ^{[1]  [6]}  。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中進行了大量的性實驗活動，福柯曾在電視採訪中提到舊金山和紐約的“性實驗室”。性虐戀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這項性實驗的目標在於試驗身體忍受疼痛的極限，開發除生殖器官之外的身體各個部位的性感應。在性虐戀活動中還盛行一種被稱為男性氣質受虐狂（macho masochism）的實驗。在當時這種活動被賦予特殊的意義：“只有真正的男人才敢於承受它。”這些男人們發明了一些刑罰和考驗的儀式，來檢驗自己的男性氣質，如嚴厲的軍事訓練和學校儀式等，當事者認為，能經受住這些嚴酷考驗的人將增強自己的男性氣質。有些性虐戀者喜歡在身體的某些部位穿刺、戴金屬環或文身，並以此為性感。文身和戴環是永久性的身體裝飾。與文身不同的一點是，穿刺戴環的部位除了臉部之外，大多在隱私部位 ^[1]  。

近年來，性虐戀文化時不時地出現在大眾視野，但對許多人來説，它仍然是陌生的，2011年出版的《五十度灰》一書掀起了一場“地震”，一舉暢銷，後被拍攝為電影，這本書與同名電影讓性虐戀文化徹底進入了大眾視野 ^[7]  。

關於性虐戀的成因一直以來存在多種説法，可能同時受不同因素的影響，至今尚無定論，研究者從生理、社會心理等角度進行了分析。

醫學和心理學中早有痛淫（Algolagnia）這一概念，從辭源學上看，它是希臘語疼痛之意。幾個世紀以來，許多人從生理角度探討痛感與快感的聯繫。研究者們認為，疼痛本身的確能夠帶來性興奮。性快感能夠在性虐活動中獲得，疼痛也的確能夠增強快感。但是疼痛誘發性興奮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

有研究表明，具有性施虐或性受虐興趣的人在觀看具有施虐受虐內容的圖片時大腦額顳葉皮層區域有更多的神經活動和更高的血流動力學活動 ^[8-9]  。

對神經系統的研究還表明，在人的中樞神經系統深處發現了一組化學物質，屬於麻醉劑（鴉片劑）類的化學物質，取名安多酚（endorphins）和安克菲林（enkephalins）。研究表明，疼痛可以使大腦中釋放出這種麻醉劑（鴉片劑）類的化學物質，有產生安多酚快感（endorphin high）的作用。因此，有受虐傾向的人，特別是喜歡肉體疼痛的人，實際上是安多酚上癮者（endorphin junkie）。安多酚就是將疼痛與性快感聯繫在一起的物質，它所帶來的美好感覺是一般人類行為的一個主要驅動力，而它的缺乏常常要由鴉片類毒品來補償 ^[10-11]  。

單純關注性虐戀活動心理成因的研究較少，大多數研究並沒有明確區分BDSM（即束縛與調教、支配與臣服、施虐與受虐）中的各類活動，而是將BDSM愛好者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在人格特質方面，BDSM愛好者不那麼神經質，更外向、更願意接受新體驗、更認真。與非BDSM參與者相比，BDSM愛好者的依戀風格不同，因為他們對拒絕不太敏感，對自己的關係更有信心，對獲得他人認可的需求較低，並且不太焦慮 ^[12]  。亦有研究者發現，BDSM愛好者表現出更高的自戀水平 ^[13]  。西班牙馬塔羅醫院精神科阿爾瓦羅·弗里亞斯（Álvaro Frías）博士等人發現，邊緣型人格障礙受試者中性受虐的患病率更高（60名中的6名；與60名沒有邊緣型人格障礙的對照受試者中的0名相比），但由於該研究的樣本量非常有限，尚需進一步研究 ^[14]  。

關於童年經歷對於虐戀傾向中性鞭笞（sexual flagellation）的經歷和影響，最廣為人知和被最頻繁引用的是盧梭在《懺悔錄》中所描寫的他少年時代的一段經歷，他從姑媽的鞭笞責罰中體會到了快感。

一方面，許多學者認為兒時受到懲罰或者羞辱的經歷，是性虐戀的成因之一。芬蘭埃博學術大學心理學博士尼克拉斯·諾靈（Niklas Nordling）等人的研究表明，與一般人羣相比，BDSM愛好者自我報告的童年經歷性虐待率更高 ^[15]  。但是，此研究中的女性樣本很小，因此不能夠完全代表女性BDSM愛好者。較早的研究表明，在童年時期受到性虐待的女性比沒有受到性虐待的女性更有可能報告自己的性幻想 ^[16-17]  。這些發現表明，性創傷與BDSM相關興趣之間存在關聯，但目前的文獻並未證明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此外，由於BDSM愛好者經常強調BDSM遊戲中的同意、安全和個人界限 ^[18]  ，與一般人羣中的非愛好者相比，他們可能會更敏感地將某些行為標記為性侵害。進一步的研究應該澄清這種關係的性質 ^[19]  。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認為許多有性虐戀傾向的人在兒時都是在特別温暖慈愛的環境中生活的。學者李銀河在對中國女性所經歷的虐戀和受虐想象的調查中發現一個規律，“那些生活在有家庭暴力經歷的環境中的人——無論是見過父親打母親的人，還是自己捱過父母配偶的打罵的人——很少能理解或喜愛性虐戀遊戲；只有那些成長環境中完全沒有暴力行為的人才會喜愛這種遊戲。當然，暴力環境的有無並不構成喜愛性虐待遊戲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換言之，那些生長在無暴力環境中的人們並不一定會喜歡這類遊戲，但是能夠喜歡這類遊戲的人們必定是在無暴力的環境中長大的。”她認為，“原因大致在於，那些從小見到或遭受過暴力侵害的人，絕不會再對虐待抱有好奇和神秘的幻想，他只會把這種行為視為赤裸裸的醜惡；而只有那些從未經受過真正的暴力侵害的人，才能夠且願意體會肉體上受折磨和精神上受羞辱時的微妙快感；只有那些從未經歷過真正的壓迫和摧殘的人，才能夠和願意去體會假想的權力關係中統治與服從遊戲所營造的氛圍的有趣之處。” ^[1] 

性虐戀愛好者在性虐戀活動中可以獲得情緒或情感上的滿足。研究表明，雙方同意的性虐戀活動實際上可以促進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 ^[20]  。性虐戀愛好者認為，施虐/受虐是愉快和富有激情的，施虐/受虐增加了情感和性的強度 ^[21]  。

文化人類學的觀察從另一角度提出了證據：在許多文化中都有將疼痛與快樂聯在一起的活動，如鞭打、赤腳走炭火等。在中國語言中，把“痛”和“快”連在一起合成了一個詞“痛快”，用以表達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虐戀是對人類獲得狂喜經驗的性能力的探索活動，對於參與這類活動的人來説，它帶來放鬆感和救贖感。在虐戀活動中，人類靈魂的動物性一面被重新發現並釋放出來 ^[1]  。

BDSM是兩個同意的個體之間的性關係，這種關係需要施加痛苦、限制其中一個伴侶或者在伴侶之間進行權力交換 ^[22]  。尼克拉斯·諾靈等人確定了性虐戀的六個典型特徵：（1）支配和順從；（2）由一方引起痛苦且對雙方來説都是愉快的；（3）角色扮演和/或幻想；（4）羞辱；（5）與戀物癖有關；（6）儀式活動 ^[15]  。喬治敦大學社會學系凱薩琳·吉德羅茲（Kathleen Guidroz）補充，施虐受虐也可能包括羞辱和其他形式的侮辱，如辱罵 ^[23]  。此外，BDSM的活動內容還包括身體限制（如束縛）、施加疼痛（如打屁股）、羞辱和過度的男子氣概（即hypermasculinity，如使用假陰莖） ^[24]  。

性虐戀參與者是自願的。這就是真正的暴力與性虐戀的根本區別。在性虐戀關係中，自願及相互的關注和尊重是最重要的 ^[1]  。

在進行性虐戀活動之前，雙方往往會事先就角色分配、活動內容和情節場景等細節做好約定，就性同意進行溝通。這樣的談判可以採取持續“幾分鐘”的單次交流形式，也可以是包括“幾天或幾周”的多次交流。這是性虐戀活動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一旦決定建立關係，雙方大都會對即將發生的行為細節做出詳細的約定。施與和接受、肉體痛苦或心理羞辱，大多遵循一個事先仔細安排好的腳本。對預期的情節的任何改動都有可能降低性快感的程度和活動的滿意度 ^{[1]  [25]}  。

雙方必須要約定的內容有：什麼樣的劇情和角色可以使雙方得到性喚起；要不要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蔘加，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雙方能忍受的限度是什麼；可不可以使用“安全詞”（safe word，因為在行為過程中，當一方説“不”或“停下”時，對方不知此話是真是假，而且説“不”的一方可能在束縛中，不可能主動躲開他已經不再能忍受的疼痛，為這種情況事先約好的詞就是安全詞）；採用什麼樣的性安全措施；什麼樣的行為和角色會喚起不愉快的回憶，因此是應當避免的；什麼時候結束這次活動等。如果違反了事先約定的情節，性虐戀活動會出現危險，帶來驚慌和憤怒 ^{[1]  [22]}  。

虐戀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由接受者（有受虐傾向者）而不是由施與者（有施虐傾向者）來安排和控制活動的內容和程度。受虐者清楚知道能喚起自己性慾的疼痛的程度，因此他們在性活動之前大多與伴侶協商妥當，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不至於超過限度 ^[1]  。

虐戀關係的施虐傾向和受虐傾向往往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即虐戀的主動形式與被動形式常常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這是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看法，他説：“一個在性關係中能夠從對他人施加痛苦中感到快樂的人，也能夠享受從性關係中接受痛苦的快樂。一個有施虐傾向的人通常同時又是一個有受虐傾向的人，雖然這一變態的主動或被動方面在他身上發展得更為強烈，在他的性活動中表現為主要傾向。” ^[26]  他認為，施虐者大多有過受虐的經歷：恰恰因為施虐者自身曾經有過將快感與痛感聯繫在一起的體驗，他才能夠通過施加疼痛獲得快樂。如果一個施虐者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將痛感與快感聯繫在一起的受虐經驗，他很難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快樂。而且，弗洛伊德還認為，這種對立面的結合“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他將這種現象與雙性戀中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結合聯繫起來，二者的區別和對立在心理分析中常被表述為主動性與被動性的區別和對立 ^[1]  。

但是，一些虐戀者從個人經驗角度出發，不同意這一觀點。有人表示，“作為一個有受虐傾向的女人，我唯一難以接受的理論是，我同時又是個有施虐傾向的人。”一些虐戀者只喜歡施虐角色或受虐角色，縱然更換為另一角色，也找不到扮演另一種角色的感覺 ^{[1]  [27]}  。

在虐戀活動中，幻想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實際案例中，一位因殺雞的景象而性喚起的人漸漸變成一見到雞腿就會性喚起；一位因學校鞭打學生而性喚起的人會變成一看到繃緊的褲子就性喚起。這些景象成為幻想的釋放閘門，一旦開啓這道閘門，所有的幻想就噴湧而出。有些有受虐傾向的人僅僅因為受責罵受羞辱就可以得到性興奮。

弗洛伊德也注意到虐戀的幻想因素，他説：“在一些個案中，當事人對受鞭打的真正經歷感到不可忍受，但在後來的幻想中，情形卻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幻想中的懲罰總是不會給個體帶來嚴重傷害的那一種。” ^[27] 

虐戀活動的重要理論家、美國作家柯麗菲亞（Pat Califia）説：“理解虐戀的關鍵概念是‘幻想’。所有的角色、對話、戀物癖式的服飾以及性活動，都是一幕劇情或一種儀式的組成部分。參與者是在擴展他們的性快樂，而不是在摧殘對方或壓抑對方。一個施虐者或受虐者完全清醒地認識到，在虐戀遊戲中的角色絕不適合於同其他人的交往，幻想中的角色也絕不是她的全部本性的總和。虐戀亞文化是一個劇場，在其中可以上演性的戲劇……” ^[28] 

虐戀活動有時甚至可以完全取代傳統的性交活動。在一些虐戀活動中，有時甚至完全不發生勃起。

福柯從虐戀活動中得出了關於“快感的非性化”的重要觀點，他認為性虐戀是快感的非性化，即性虐戀使性快感與生殖器官相脱離。虐戀活動中的捆綁、剃去毛髮、乳頭折磨、陰莖和睾丸折磨、穿刺、羞辱、鞭打和拳交等，在製造強烈快感時，程度不同地超越了生殖器官本身；它包括身體非生殖器官部位的性感化，如乳頭、肛門、皮膚和身體的整個表面。同時，它發現了生殖器官除了通過刺激達到快感之外的其他性感用法。因此，性虐戀表現為身體的性感機制的新格局，“性敏感帶”的重新佈局，打破了生殖器官對性感的傳統獨裁。它甚至是對男性生殖器官的重新性感化，使它成為一個脆弱的部位，而不是一個崇拜的對象。由此，虐戀表現為現代的性主體面對作為客體的身體。這二者的相逢導致了主體、性、快感和身體之間關係的改變。虐戀就成為這種潛在的自我轉變的成功實踐 ^[1]  。

性虐戀活動涉及多種不同的行為，2001年英國利物浦大學心理學系（Laurence John Alison）等人對184份性虐戀活動問卷使用最小空間分析法（SSA）進行了分析 ^[29]  。結果如下圖：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羞辱更多地與女性和男性異性戀傾向有關，而過度的男子漢氣概與男性和男性同性戀傾向更密切相關。相比之下，男同性戀者明顯更喜歡的活動包括使用假陰莖、灌腸和導尿管等。可以認為，身體限制和疼痛對於每個羣體來説可能具有不同的具體內容或含義，但它們是整個性虐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29]  。

“安全、理智、知情同意”（safe, sane and consensual，SSC）是BDSM與性綁縛社羣中很大一部分人所使用的術語之一，用來形容他們的哲學觀，將安全、理智、知情同意作為保證安全的口號。主要內容為：

1. 安全：應當試圖識別風險，並且防止這些風險對健康造成危害。

2. 理智：所有活動應當在頭腦清醒與明智的狀況下進行。

3. 知情同意：所有活動應當在所有參與成員完全知情同意其內容下進行。

有些BDSM社羣中的人並不認為安全、理智、知情同意是一個形容這些關係和活動的準確術語。將“共知風險的兩願禁羈”（Risk Aware Consensual Kink，RACK）作為一個替代術語已經逐漸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 ^[30]  。

性虐戀活動參與者通常會設置一個“安全詞”或“安全信號”。作為協商的一部分，在進行性虐戀活動之前，安全詞要得到所有參與者的同意。性虐戀者通常不會使用“不，停”這樣的詞彙終止性虐戀行為，因為在性虐戀活動中受虐的人叫喊“不，停”時，可能並沒有真正要停止的意思，因此需要特別設置安全詞。此外，使用安全詞可以幫助避免干擾受虐者的注意力，施虐者不需要通過不斷的口頭檢查以瞭解受虐者的狀態來打斷他們的注意力，因此受虐者可以專注於性虐的感覺 ^[31]  。

參與者可以使用個性化的安全詞，或是被要求在特定的俱樂部或派對上使用特定的安全詞。許多有組織的BDSM小組都有標準的安全用語，所有成員都同意使用，以避免活動中出現混亂。安全詞可以是字面上的單詞（例如“紅色”），或者非單詞的言語噪音（例如重複的“嗯-嗯”）或非語言信號（例如扔掉緊握的物體） ^[32]  。一些常見的安全信號如下：

雙擊是指受虐者的手快速連續兩次或多次敲擊，以指示必須立即停止活動。雙擊通常在擒拿和窒息過程中使用，因為它要求受虐者能夠敲打到施虐者的身體，以確保他們能夠注意到信號。在束縛中使用雙擊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因為信號很容易被忽略，尤其是在音樂聲很大且光線昏暗的情況下 ^[31]  。

這種信號之所以被稱為小馬信號是因為抬腿的動作類似於馬的跺腳或計數，經常在小馬玩耍時使用。小馬訊號非常適合使用聖安德魯斯十字架（St.Andrews Cross）或將雙腳牢牢地放在地板上的部分懸吊術。

小馬信號遵循紅、黃、綠的交通信號燈公式，不需要使用語言，因此非常適合受虐者深度沉浸的狀態或者在音樂聲很大的環境下的遊戲。此外，與小馬信號相關的腿部抬高往往對應於身體對傳遞到背部和臀部的痛苦撞擊感的自然反應，即使不能發出聲音或者深度沉浸，信號本身也非常易於傳達 ^[31]  。

1. 紅色：站立的受虐者彎曲膝蓋的一條腿，並保持腿部向上以通知施虐者場景必須結束。

2. 黃色：站立的受虐者彎曲膝蓋，一隻腿彎曲直到疼痛有所緩解，然後將那隻腿放低到地板上，表明他們已經完全緩解了疼痛並且準備繼續。

3. 綠色：受虐者用一條腿猛烈地跺腳（通常是三回），好像是一隻正在計數的小馬。

兩次擠壓測試是檢查受虐者是否仍在施虐者身邊、是否處於恍惚狀態或完全失去知覺的方法，如果受虐者沒有反應意味着該停止遊戲了。施虐者用手指輕輕地擠壓受虐者的手兩次。如果此時受虐者沒有反應或者僅僅使用了單次的擠壓作為迴應而不是兩次或更多次擠壓，則受虐者沒有能力通過如此簡單的測試，缺乏該測試要求的最低運動技能，此時應該停止遊戲並開始善後護理。在開始性虐戀遊戲之前，務必將兩次擠壓測試解釋清晰 ^[31]  。

該信號適合程度很深的性虐形式，尤其是可能造成失言的重度撞擊和電擊 ^[31]  。

執行刷子掉落信號時，將大刷子（例如靴子刷子或其他固體物品）掉落到地板上會產生相當大的噪音，施虐者也很容易注意到該物體不在受虐者手中了。使用較大、扁平、重量大的物體，掉落時才更容易被發現。紅色信號是物體被丟出去發出尖鋭聲音。黃色信號是物體掉落，如果物體由於失去受虐者運動能力而掉落，則可以使用兩次擠壓測試來確定是否需要停止 ^[31]  。

善後護理是性虐戀活動的一部分，善後護理是對身體和情感的支持，包括提供水/食物、溝通，以及令人安心的接觸，如愛撫、撫摸和擁抱。善後護理過程有不同的強度和表現，且性虐戀愛好者對善後護理的渴望因人而異 ^[32]  。

女權主義是一種理解，即婦女因其性別而遭受各種形式的從屬或壓迫，並倡導克服它們的方法 ^[33]  。壓迫的領域包括缺乏選舉投票能力、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克服家庭暴力的資源、財產權和同工同酬等 ^[34]  。有關性虐戀活動中女權主義思想的爭論與調查多集中在女性性受虐偏好者（服從者）。

激進女權主義者從三方面反對性虐戀。首先，性虐戀複製了父權關係。簡而言之，性虐戀包含的支配-服從的性權力結構，本身就是一種父權制行為。第二，因為性虐戀將支配、順從、痛苦情色化，所以“知情同意（consent）”是不可能的，任何描述性虐戀的兩廂情願性質的論點都是不合理的。第三，通過將性支配和性順從情感化，性虐戀符合並支持父權制 ^[35]  。

然而，一些有性受虐偏好（服從者）的女性將女權主義視為自由；“選擇服從是一件非常女權主義的事情，因為我正在把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性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36]  。性虐戀活動參與者表示，她們在性虐戀活動中提升了關係質量，學會了更好地溝通，信任他人，不做任何評判 ^[37]  。女權主義可以為有性受虐偏好（服從）的女性提供空間，讓她們能夠“作為完整、平衡和強大的女性”充分表達自己 ^[38]  。

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性自由是女性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 ^[39]  。一些性虐戀參與者利用她們的順從角色來克服自己基於文化的性羞恥或內疚。一位有性受虐偏好（服從）的女性分享説，一位期待她“完全表達自己想要的”的伴侶會讓她瞭解自己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 ^[40]  。

性虐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主流社會視作精神疾病，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十版）》，性虐戀被定義為一種性慾倒錯。而1994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改變了性施虐症和性受虐症的表述，認同性施虐和受虐是一種性偏好，只有在這些性偏好存在六個月以上並對個體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困擾時，才能夠被診斷為精神疾病 ^[41]  。

一段非傳統的關係很可能會吸引他人的目光，並引來他人的評論，但它實際上可能並不違反任何書面的社會規則 ^[42]  。儘管性虐戀愛好者似乎並沒有違反任何社會準則，人們常常會根據個人喜好和意識形態做出判斷。目前，大家對性虐戀關係的態度正在變得更加包容，但仍然存在偏見，許多人將其與疾病聯繫在一起。雖然給伴侶施加痛苦、羞辱伴侶這些行為對性虐戀愛好者來説是令其愉快的，但會造成非性虐戀愛好者對這種類型的關係持負面看法。從本質上説，性虐戀關係是雙方同意的，是進行性行為（可能不符合大眾的理解與認識）的方式，這讓愛好者感到愉悦。而且，這種性行為也會給愛好者帶來正面的影響，例如釋放心理壓力，增加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以及愉快的性體驗等 ^[21]  。

當性虐行為沒有基於雙方自願的原則，施虐者和受虐者雙方就不再是性虐戀關係，而是單純的性虐待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施虐者為滿足自己的性慾偏好而虐待他人，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構成違法犯罪。

亦有性虐戀中，因為窒息性虐遊戲造成受虐者死亡，施虐者被判故意殺人罪的案例。2009年10月11日到11月26日，湖南“跑場歌手”周友平在網絡上約人有償參與窒息性虐遊戲，先後有6名男子因為懸吊而窒息死亡。2014年，周友平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處死刑 ^[43]  。

區分雙方知情同意的性虐場景和性侵害是相對容易的，然而，在性虐戀關係中很難識別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暴力或受虐的性虐戀關係與健康的、經雙方同意的性虐戀關係的區別是：

健康自願的性虐戀實踐者不會對其性伴侶感到恐懼。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則會感受到施虐者帶來的恐懼，且這種恐懼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暴力事件中的施虐者對他們的伴侶是不尊重的，會讓受害者覺得自己毫無價值，甚至感到焦慮、內疚、羞愧和無助。健康的性虐戀關係可以是充滿愛的、親密的、促進個人成長的，其特徵是沒有內疚、責備和無助感。

與暴力受害者或受虐性虐戀關係的受害者相反，健康的性虐戀實踐者能夠使用安全詞來停止行為。雙方都將性行為和日常生活區分開來，例如，在一段健康的、雙方自願的性虐戀關係中，性行為不會被用作對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的懲罰。口頭羞辱可能發生在性互動中，但只有當性行為雙方都同意，並且這個活動對彼此都有性意義的時候，帶有髒話和口頭懲罰的場景作為一種戲劇形式才具有戲劇意義。保持性虐戀關係的正常化，就意味着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破壞性的批評、壓力、威脅或操縱，場景和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必須清晰。

與健康的性虐戀關係相反，暴力受害者很可能與他們的親戚、朋友、同事相隔絕，或者經濟來源有限。施虐者可能對家庭成員和動物很殘忍。施虐者試圖控制他們的伴侶的日常生活。在健康的性虐戀中，佔支配地位的人不會咄咄逼人地強調自己的支配地位。

暴力和和解時期是區別家庭暴力與正常的性虐戀關係的典型特徵。隨着關係的發展，家庭暴力的攻擊性可能在每一個暴力階段都會增加。施暴者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抱歉，而受害者則希望在和解期得到改善。健康的性虐戀關係沒有這種模式，在性虐戀行為結束後，經常會出現事後關懷（如愛撫、擁抱等），但這種行為變化不會持續數天或數週。健康的性虐戀參與者多數不希望伴侶改變。性虐戀者期待健康的性虐戀交互場景，而家庭暴力受害者不期待暴力階段。

家庭暴力、虐待性性虐戀關係和部分健康的性虐戀關係中的伴侶之間可能存在明顯的社會等級差異。但在所有正常的健康關係中，包括性虐戀的關係，日常生活中雙方的權力差異是十分細微的。溝通的質量，以及尊重夥伴的訴求和需要的能力，是衡量非傷害性和傷害性的重要標準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