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眾心理

從眾心理，即個體在羣體的影響或壓力下，放棄自己的意見或違背自己的觀點使自己的言論、行為保持與羣體一致的現象，即通常所説的“隨大流”。而從眾行為，一般指羣體成員的跟從羣體的傾向行為。即當他發現自己的行為和意見與羣體不一致或與羣體中大多數人有分歧時，會感受到一種壓力，這會促使他採取與羣體一致的行為。 ^[2] 

1956年的阿希從眾實驗旨在研究從眾現象的具體表現、產生及其原因。該實驗以大學生為被試，每組7人，坐成一排，其中6人為事先安排好的實驗合作者，只有一人為真被試。實驗者每次向大家出示兩張卡片，其中一張畫有標準線X，另一張畫有三條直線A、B、C。X的長度明顯地與A、B、C三條直線中的一條等長。實驗者要求被試判斷X線與A、B、C三條線中哪一條線等長。實驗者指明的順序總是把真實被試者安排在最後。第一至第六次測試大家沒有區別，第六至第十二次前六名被試按事先要求故意説錯，藉此觀察被試的反應是否發生從眾行為。 ^[3] 

實驗結果很有趣，被試者的反應多種多樣，有25%的被試從頭到尾都堅持着自己的判斷，沒有受到影響，而50%以上的被試則在超過六次的實驗中都聽從了實驗合作者的錯誤判斷，甚至還有5%的被試在每一場實驗中都展示出了對錯誤判斷的盲從。將從眾行為出現的總次數除以被試數目再除以實驗次數，得到的從眾行為發生率約為33%，也就是三分之一。 ^[3] 

實驗結束後，阿希對那25%的堅持己見的被試者作出了分析，並對他們沒有選擇從眾的原因作出了總結：

(1)他們從始至終的判斷都基於自己的真實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他們在前六次的真實實驗中就沒有選擇跟風，所以在後面其他人故意説錯的時候，他們依然習慣性地説出了自己的想法，只是這次他們的結果與多數人不同而已。 ^[4] 

(2)在自己意見與大多數人不一致時，他們也會產生焦慮。只是他們能儘快擺脱焦慮情緒，也不會讓焦慮左右自己的判斷。 ^[4] 

阿希對從眾的被試也作了訪談，歸納出從眾的情況有三種:

(1)被試確實把他人的反應作為參考框架，觀察上就錯了，發生了知覺歪曲。 ^[3] 

(2)被試意識到自己看到的與他人不同，但認為多數人總比自己正確些，發生了判斷歪曲。 ^[3] 

(3)被試明知其他人都錯了，卻跟着作出了錯誤反應，發生了行為歪曲。 ^[3] 

由阿希的實驗延伸得出，從眾的影響機制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源自信息壓力，一種源自規範壓力。 ^[3] 

(1)信息壓力：經驗使人們認為，多數人的正確幾率比較高，情況越是模稜兩可， 就越是缺乏參照構架，人們就越相信多數人，越從眾。

在20世紀30年代，謝里夫的從眾實驗將遊動現象應用於從眾行為研究。實驗過程是這樣的，謝里夫首先告訴被試者黑暗環境下的光點在運動，然後讓大家判斷一個光點運動的距離。由於人們一般沒有遊動錯覺的知識，因而就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距離判斷。隨後謝里夫再讓一位實驗助手以肯定性的口吻指出距離判斷的尺度，結果發現經過幾次實驗之後，被試者的距離判斷越來越接近於實驗助手所作出的距離判斷。 ^[3] 

這一錯判現象的社會心理學依據是：所有被試由於處在一種不能確信自己的情境中，因而，被試者只好慢慢地遵從他人的判斷。該實驗結論是，人們在不瞭解情況，不能確信自己的情境中，出現了一種從眾行為。而這種從眾行為是由於缺乏必要的信息所引起的，並不是盲目的服從。因為在謝里夫的實驗中，如果實驗人員告訴被試者，其實光點並沒有運動，他們感受到的光點運動只是一種視覺幻象，他們就立刻停止了從眾。這就説明了在缺乏必要信息的情況下，我們會不自覺地向他人的想法靠攏，當有了可靠信息的支撐，這種從眾行為就會消失。信息壓力可以出現在人們不確定的時候，也可以出現在大家意見不一致時。信息壓力能夠帶來切實的認知改變。 ^[3] 

(2)規範壓力：羣體中的個人往往不願意違背羣體標準而被其他成員視為越軌者，害怕與眾不同而成為“一匹離羣之馬”，遭到孤立，因此採取多數人的意見。

毋庸置疑的是，在阿希從眾實驗中，規範壓力應該是導致被試者從眾行為的主要成因。三條比較線段間的長度區別十分明顯，很容易看出哪一條與標準線段一樣長，在沒有錯誤答案干擾的情況下，所有被試都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從這裏可以看出結果幾乎是顯而易見的，不存在信息壓力的影響，可當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故意説錯的時候，人們依然會改變自己的説法，哪怕他們很清楚這是錯的。規範壓力不會帶來認知改變，從眾者並不相信大多數人的看法，他們只是不想做那個率先説出真相的人，害怕“槍打出頭鳥”。 ^[3] 

規範壓力的強弱可以隨着一些因素的改變而改變。在阿希實驗中，如果增加隱私性（比如單獨詢問每一個被試的答案），以匿名的方式回答（讓每個人把自己的答案寫在紙條上，不用説出來），或是減少圍觀人數，那麼即便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故意作出錯誤的判斷，被試也會有更大的幾率堅持己見，因為這樣他們“不合羣”的意見就不會為他人所知，不會被嘲笑也不會被排擠。 ^[3] 

羣體一致性：個體在面對一致性的羣體時所面臨的從眾壓力是非常大的。當羣體中意見並不完全一致時，從眾的數量會明顯下降。研究顯示，只要有一個人站出來發表異議，從眾者的數量就會立刻出現明顯的下降。而羣體外成員提出的異議，其造成的影響則小於羣體內成員的不一致意見。 ^[3] 

羣體規模：在一定範圍內，人們的從眾性隨着羣體規模增大而增大。一個較小的羣體就可以引發強大的從眾效應。研究發現，相比於1~2人的羣體，3~5個人的羣體能夠引發更多的從眾行為，而當羣體規模超過5人時，從眾行為卻會隨着人數的增加而減少 ^[5]  。在1969年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讓1、2、3、5、10或15人在人行道上抬頭觀望， ^[6]  當人羣規模從1上升到5的時候，過路人同樣抬頭觀望的比率穩步上升直到接近80%，規模從5上升到10人的時候比率卻緩慢下降，繼而10至15人間又出現上升，不過上升幅度不如從前。

羣體凝聚力：羣體凝聚力越高，個體對羣體的依附心理越強烈，越容易對自己所屬羣體產生強烈的認同感。比如，在一個種族羣體里人們會感受到一種共同的“歸屬羣體的從眾壓力”， ^[4]  這種壓力促使着人們在言行舉止、談吐、穿衣打扮方面都儘可能地向羣體靠攏，否則便會遭人譏笑。

個體在羣體中的地位：個體在羣體中的地位及身份越高，越具有權威性，就越不容易屈服於羣體壓力。而反之，地位較低者在權威者的意見與自己相悖時，更容易想也不想地捨棄自己的觀點，因而發生從眾。同樣，個體在羣體中地位越高，身份越貴重，他/她的觀點影響力就越強，自然就越容易引發從眾行為。 ^[3] 

是否需要面對羣體壓力：前面曾提到，在阿希實驗中，若以匿名方式回答，那麼被試者就有更高的幾率堅持自己的判斷。確實，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意見與多數人不一致，也無須擔心會遭到羣體的排斥，被試者就可以坦然做自己，從眾行為的發生就會減少。 ^[4] 

性別：人們通常認為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從眾。但其實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研究表明，女性在一些比較男性化或是男性比較擅長的問題（如汽車、足球等）中容易展露出更多的從眾行為，而男性則更容易在一些女性化的話題（如化妝、文學）中表現出從眾。在男女都比較瞭解的中性問題中，則性別對從眾行為的影響不大。 ^[3] 

年齡：從年齡上看，兒童和青少年比成人更容易從眾，這也很容易理解，畢竟前者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容易受到外界聲音的影響。 ^[1] 

個性特徵：個人的能力、自信心、自尊心、社會讚許需要等都與從眾行為密切相關。一般來説，一個人能力越強，自信心越強，自尊心越弱，對社會讚許及認可的需求越低，對焦慮情緒的處理能力越強，就越不容易產生從眾行為 ^[4]  。在阿希實驗中那25%的堅持己見者正是如此。

知識經驗：任務越簡單，人們對它越瞭解，所掌握的信息越多，判斷就越清晰，就越不容易從眾，反之則越容易從眾，這也是受到了信息壓力的影響。 ^[4] 

根據史密斯的實驗，從眾行為的平均發生率是31%，而比利時的學生從眾程度則遠遠低於平均值，只有14%，相反，在斐濟的印度教師中，這一數字則達到了驚人的58%，這一巨大的反差印證了一點，那就是從眾行為在不同文化間有着極高的差異性。在北美及歐洲東北部等個人主義盛行的地方，個人的意見和價值受到極大的推崇，而從眾行為則是負面的，它在這些地方的發生率僅為25%，而在集體主義至上的地區，或是人與人間相互依存程度較高的地方，比如非洲、亞洲、大洋洲以及南美洲等地，一個人應對其所屬的集體表現出絕對的忠誠，因此“少數服從多數”的概念十分風靡，從眾行為不僅不會被鄙視，甚至還會得到尊重與理解，因此在這些地方從眾率則平均上升至37%。 ^[7]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間並無高下之分，它們間的區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背景，讓我們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去理解從眾行為。

積極的從眾心理無疑能為我們帶來許多益處。如果一個集體中的人們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大局出發，團結一致，鋭意進取，那自然會“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共同的目標也就會很快達成。積極的從眾行為能夠起到鼓勵、激勵的作用，互相激勵情緒，有利於建立良好的社會氛圍。一些不受歡迎的標新立異之舉會受到大家的一致抵制，比如，若有一個人在公共場合在大喊大叫，就會遭人側目，而他大概也會識趣地認識到這種行為的不良影響，繼而停止。公眾都討厭越軌者，甚至會羣起而攻之，這樣就很好地維護了社會秩序。 ^[2] 

在集體決策中普遍存在着從眾心理。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是參與決策者不願意標新立異，做那個與眾不同的人，以免被他人孤立。二是參與者對問題不瞭解，心中缺乏主見。三是參與者見大多數人的意見都差不多，儘管自己有不同的看法，卻羞於表達，也擔心大家不接受，於是索性人云亦云，隨大流。 ^[2]  無論是什麼原因，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在集體決策時沒有人會站出來捍衞真理或堅持己見，如果有少數人有預謀地搶先發言，佔據先機，那麼很有可能大多數人都會不假思索地表示贊同，這樣會形成損害集體利益的危險決策。

消極從眾會抑制個體思維，使人陷入盲目從眾。物理學家福爾頓在測量固體氦的熱傳導度時，運用了新的測量方法，最終的結果是傳統理論的數值的500倍，福爾頓覺得這個結果太離譜，一旦公佈會引來質疑的聲音，大家會認為自己是在譁眾取寵，所以他沒有公佈這個數字。可事實證明福爾頓的結果其實是正確的，他因為一時的猶豫和對傳統理念的屈服，錯過了震驚科學界的機會，這讓福爾頓追悔莫及。 ^[2] 

在股市中，不少投資者樂於短線跟風頻繁操作，而血本無歸的例子也不乏少數。

上海證券交易所發佈的《中國證券投資者行為研究》 ^[8]  顯示，中國證券投資者行為有三個顯著特點，即短線操作、從眾行為和處置效應。而調查結果顯示，即使在行情上升130%的2006年A股大牛市中，仍然有30%左右的投資者是虧損的，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盲目從眾、短線投機所致。

投資者的“羊羣效應”或從眾行為，是行為金融學中比較典型的現象。從眾行為讓投資者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思考，必然成為無意識投資行為者，這其中藴藏着極大的風險。投資者的羊羣行為，不僅容易導致股市出現泡沫，使市場運行效率受損；同時也使系統風險增大，加劇了股市的波動。在“羊羣效應”作用下，投資者在股市漲的時候熱情高漲，跌時則人心惶惶，使市場投機氛圍加重。 ^[8] 

投資心理學告訴我們，證券投資過程可以看成一個動態的心理均衡過程。但在證券市場存在的“羊羣效應”作用下，往往會產生系統性的認知偏差、情緒偏差，並導致投資決策偏差。投資決策偏差就會使資產價格偏離其內在的價值，導致資產定價的偏差。 ^[8] 

而資產定價偏差往往會產生一種錨定效應，反過來影響投資者對資產價值的判斷，進一步產生認知偏差和情緒偏差，這就形成一種反饋機制。在這個“反饋循環”中，初始“羊羣效應”使得偏差得以形成；而強化“羊羣效應”，則使得偏差得以擴散和放大。 ^[8] 

要營造積極、科學、開放的輿論氛圍。權威的存在是一種極其正常的現象，但對權威的過分尊崇和盲目追隨只會帶來惡果。生活中人們對權威意見的一味順從很容易導致在決策上的重大失誤。因此應該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和盲從，不能將權威的意見均視為圭臬，要放大並重視普通人的貢獻和智慧，這樣自然會百花齊放。 ^[2] 

要培養人們獨立思考、自主創新的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在決策或是商議問題的時候多舉辦交流分享會、辯論會等，鼓勵不一樣的聲音，用多種多樣的形式鼓勵人們從多個角度分析問題、各抒己見，這樣人們的自主思維就會逐漸增強，做到不盲從、有主見、理性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