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資珙

張資珙(2張)

1924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現上海理工大學）化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

1927年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堂，赴美留學。

1930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廈門大學、華中大學、嶺南大學和武漢大學執教。

1931年起，張資珙在華中大學任化學系主任、教授，大大提高了教學質量，使該校化學系在國內名聲鵲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對抗日軍的毒氣戰，張資珙赴耶魯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毒氣的防護問題；還去了哈佛大學與著名科學家薩頓教授共同切磋科學史的研究。

1944年8月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邀到英國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講學兩年，並應邀去巴黎大學、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講授中國科學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化學史，在西歐學術界引起轟動。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蘄春縣八里湖農場勞動改造。1963年2月，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在武漢大學化學系為645年級開英語選修課。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終年六十四歲。1982年平反昭雪。

張資珙(2張)

張資珙對中國古代煉丹術在化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入研究和獨到見解，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他用翔實的資料證明，世界上最早煉出鎳的是中國，認為宋代瓷器是當時全世界水平最高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第一。

早在20 世20年代，張資珙就開始從事科學史研究與科學傳播活動，曾從思想史進路分析了過去中國於科學上的貢獻甚微之原因。之後，他又從當代科學史學科的奠基者、哈佛大學教授喬治·薩頓( George Sarton) 那裏獲得啓示，在實證主義綱領下，對中國古代煉丹等技術的產生、發展以及中西科學文化交流史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和考證。科學思想史和實證主義編史綱領，是西方科學史研究理論的代表。張資珙在某種程度上將它們應用於“中國科學史”研究，力求在科學與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誠如他在《化學元素髮見史》( 1952 年7 月上海中國科學儀器圖書公司出版) 的“譯者贅言”中所言: “此書之成譯與增釋，能與國人更深知科學與文化之關係與科學史實之宜審求者，誠為譯者之幸。” ^[3] 

張資珙先生畢生獻身於祖國的教育事業，先後在滬江大學、廈門大學、華中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香港嶺南大學、武漢大學等校執教40餘年，其中在武大執教時間最長(1947年-1968年)。他桃李滿天下，為祖國培養了幾代棟樑人才，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中國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等均受業於他的門下。 ^[2] 

出版有《化學之創造》（1927年），譯有《化學元素髮見史》（1952年），編有《英漢化學專業常用詞彙》。

父親：張淑皋，清朝舉人，晚清外交官 ^[3] 

妹妹：張碧蘭，中學教師 ^[5] 

妹夫：蔡輝甫，大學教授 ^[5] 

女兒：張祖武 ^[4] 

外甥：蔡少甫，北京市勞動模範、北京工業大學教授 ^[5] 

張資珙知識淵博、學貫中西，在中國古漢語、古文學及詩詞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同時又精通英語，通曉德、法、日、俄等多國文字，是一位既懂科學，又懂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方面知識的學者。他能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上有所成績，一方面是因為他特殊的科學教育經歷，另一方面是其較好的國學基礎。另外，張資珙與西方科學史大家薩頓和李約瑟的相關討論和交往，對他的科學史研究工作亦有不少的助力。 ^[3] 

張資珙的國學基礎與其家學淵源和喜好閲讀是分不開的。1904年，張資珙出生在廣東嘉應州(1911年複名梅州，1914年改名梅縣) ，為當地崇文重教、具有典型客家精神的留餘堂宗族之後裔。張資珙的祖父張麟安在清代主持過廣東崇實書院，著有《真吾齋詩草》。他的父親張淑皋於1904年以嘉應州優廩生考取廣東省特等第一名，被廣雅書院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官費留學，畢業後歷任東京使署、橫濱總署、神户領事館總領事。 ^[3] 

張資珙開創了我國最早的分析化學理論體系，是我國的普通化學、理論化學、分析化學、化學文獻、化學史等諸多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方面的奠基人之一。他學識淵博，通曉英、德、法、俄日等多國語言，在化學史、中國科學技術史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曾從事“鉀的定量分析測定”方面的研究。他自編試用教材講課，深受學生歡迎，重視科學研究，特別重視實驗教學。李約瑟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引用了他的大量研究成果。（武漢大學評） ^[2] 

張資珙是我國近現代科學教育工作者在科學史研究領域卓有成效的代表之一。通曉中西文化，具有良好的西方科學教育背景，注重同西方科學史家的學術討論和學術交往，是他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中駕輕就熟，並能做出一定成就的主要原因。他從思想史進路，研究了中國數千年來於科學上貢獻甚微的問題，是“李約瑟難題”提出之前，類似問題的早期解答版本之一。他在研究和著譯實踐中，遵循實證主義編史學路徑，巧妙地對中國古代煉丹等技術在化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進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並給出獨到見解。另外，他也不失時機和場合地向世人介紹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並與薩頓、李約瑟同道，奉行新人文主義理念，反對科學的“歐洲中心論”，主張多元科學觀。總之，張資珙在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所做的工作，堪稱西方科學史研究理論成功應用於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典範。（上海理工大學評） ^[3] 

2005年4月24日，武漢大學舉辦活動，紀念已故教育家、科學史家張資珙先生誕辰100週年，紀念會除追憶他對中國教育事業以及科學史研究所作的巨大貢獻外，主辦方還展出了張資珙先生的部分珍貴的圖片、手稿和書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