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張黃事變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衞相繼叛變革命後，國共合作局面已徹底破裂，國民黨走向全面反動，它再也不是一面革命的旗幟，而是一個四分五裂、派系林立、擁兵自立、割據一方，由“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軍閥”所組成的反動集團，“是軍閥屠殺工農的工具。正如宋慶齡同志指出的，寧、漢的所謂國民政府，“已經一落千丈，與北方的半封建餘尊不相上下”。他們是“盤長江流域的封建軍閥”，是“可恥的反革命”。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和權勢，正企圖把中國拉回軍閥混戰的老路上去。”從此，中國開始了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激烈的、連續不斷的大混戰。而一九二七年底發生的廣州張黃事變，就是國民黨新軍閥大混戰中的一幕。 ^[1] 

蔣介石是1927年9月28日由上海赴日的，陪同前往的有張羣。蔣在下野後選擇赴日，是希望通過日本之行，爭取日本新首相田中義一對他復出並由他領導“統一中國”的支持。不過，蔣介石的這次訪日並不成功。在與田中的唔談中，田中表示，日本願意給蔣以“充分的援助”，但前提是“不犧牲日本的權利”日本要求蔣放棄北伐，從而使中國處於南北分裂狀態，日本好從中漁利，這讓蔣介石非常失望。而其時國內傳來桂系西征大獲全勝的消息，這讓蔣介石增強了復出的緊迫感，於是決計返國，先謀東山再起

為達到重新上台的目的，由桂系和西山派掌控的特委會就成了必須清除的障礙。為此，蔣介石使用了多管齊下的手腕，採用聲東擊西之術，先在兩廣製造事變，動搖桂系根基。為此，他與昔日政敵汪精衞聯手。汪是在西征討唐開始前就從武漢來到廣州的，他的抵粵是應了張發奎的邀請。張部原駐九江時，由於所部共產黨人舉行了南昌起義，受損嚴重，在贛難以立足，便以“追葉、賀”為名，率兵直趨廣東。其時廣東省主席為李濟深，他為桂籍，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巨頭”關係密切，向有“半個桂系”之稱。張部為李濟深屬下，雖然“四一二”時宣佈脱離，但該部能征善戰，李也有意重新收大摩下，對其人粵表示歡迎，並派人攜款前往迎接。不料，張發奎並不領情，回粵後即打出“反桂系”和“反特委會”旗號，邀請汪精衞人粵，這令李濟深十分尷尬，雙方矛盾日益尖鋭。而蔣介石正是看準了這一點，返國後即派宋子文去穗與汪精衞見面，傳達聯手去桂之意，又以“籌備二屆四中全會”為名，電邀李濟深與汪精衞一起北上“共商黨事”，實為調虎離山，便於張發奎部下手。

李、汪是11月16日乘船北上的。是晚，應李濟深之召從廣西趕來負責廣州防務的桂系將領黃紹竑的住所即被張部所屬黃琪翔、薛嶽的軍隊包圍，黃雖繞幸逃脱，但在粵桂軍均被繳械。次日晨，廣州街頭貼滿了“歡送李濟深”“擁護汪精衞”“打倒桂系”的標語，張發奎也從香港趕至廣州，並以廣州政治分會名義發號施令，宣佈以顧孟餘為政治分會主席，陳公博代理廣東省主席，並由張發奎、李福林和陳公博三人組成臨時軍委會主席團，廣州落人汪派手中，這就是“廣州張黃事變”。 ^[2] 

廣州張黃事變，是寧漢分裂以及李唐之戰中，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內部汪精衞、蔣介石、新桂系等派系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的一部分。

新桂系在寧漢分裂之中，通過逼迫蔣介石下野，促成寧漢合流。並且成立了由新桂系操控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控制了國民政府的大權，並且排擠了汪精衞。國民政府內部反對新桂系的各派政治勢力開始重新分化組合，合力倒桂。當時，最具有軍事勢力的反桂勢力是原屬武漢國民政府的唐生智。新桂系不斷與唐生智發生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摩擦，雙方都準備發動內戰。

張發奎，黃琪翔原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官，為李濟深部屬。北伐時期，二人北上，在寧漢分裂之後，張黃二人宣佈投向武漢國民政府，另立“第2方面軍”番號，實際上處於半獨立狀態。

蔣介石，汪精衞分別在與新桂系的爭鬥中失利下野。隨後蔣汪二人便分別聯絡張黃二人，以其能利用張黃二人的軍事資本，在廣州等地另立國民黨中央，以對抗新桂系所設立之“中央特別委員會”。同時，張黃二人也希望借反桂擴大影響，削弱新桂系的政治盟友——長期控制廣東之李濟深，進而奪取廣東地盤。三派勢力開始聯合。

張發奎、黃琪翔藉口南下”剿共’，率軍自江西南下廣東。控制廣東之李濟深對張黃之部隊表示歡迎，劃出北江地區為張黃部隊之駐地，並要求張黃部隊立即出兵攻打在粵贛邊境的共產黨葉挺部隊。但張黃二人要求李濟深通電反桂作為交換條件。其時新桂系與唐生智之矛盾已經基本激化，無論從政治、軍事上新桂系都佔優勢。李濟深不願反桂，只得調動其嫡系部隊北上攻擊共產黨武裝，廣州城防空虛。張黃二人之部隊趁機控制了廣州。

汪精衞自香港到達廣州，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公開宣佈反對新桂系之“中央特別委員會”。此時新桂系與唐生智矛盾已經徹底激化，寧漢戰爭爆發，雙方已經在湖北、安徽開戰，新桂系黃紹竑不得不將駐屯廣東的桂軍部隊撤回廣西。汪精衞、張發奎、黃琪翔趁機排擠李濟深在廣東的勢力。而蔣介石則自日本返回上海，宣佈將於11月間在上海召集國民黨中執委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的預備會，電請汪精衞、李濟深自廣東北上上海，企圖將李濟深誘離廣東。

汪精衞，李濟深離開廣州北上上海，張黃二人立即發報給留守廣西的新桂系排名第3的首領黃紹竑，要其前來廣州暫代李濟深之職務。因新桂系之政治盟友李濟深離開廣東，新桂系同意黃紹竑前往廣州，以控制局面。不料黃紹竑於17日凌晨到達廣州，尚未住下，寓所就被張發奎派兵包圍。黃紹竑立即在包圍圈未合攏之時化裝逃離廣州前往香港。張黃（黃琪翔）二人遂正式發動政變，將桂系在廣州周邊的部隊繳械，並將原李濟琛部屬薛嶽和黃鎮球之部隊收買倒戈，攻擊粵西地區的桂系主力部隊第七軍，第七軍被迫退回廣西。18日，張發奎自任廣州軍事委員會主席，以汪派人物顧孟餘、陳公博分別出任廣州政治分會主席和廣東省長。

因當時李唐之戰正在進行，新桂系無暇顧及對廣東用兵，於是只得行政治和輿論攻勢，張黃二人與新桂系爆發了大規模的輿論戰。張黃二人攻擊黃紹竑入粵，是企圖將張黃二人之部隊繳械，張黃政變實為自衞。而新桂系，李濟深則聲稱黃紹竑所部乃合法入粵，張黃二人兵變實乃軍閥行徑。一時間輿論大譁。

在上海舉行之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上，新桂系、李濟琛與汪精衞立即展開了爭鬥。新桂系和李濟琛聯合反汪各派攻擊汪精衞，要求先追究張黃事件之責任，再召開四中全會。而蔣介石則以“中立調停”的姿態，聲稱張黃事件應壓後處理。在各派圍攻之下，汪精衞突然拋出要求蔣介石復職之提案，意圖轉移視線。由於當時國民黨內各派勢力之政治利益難以調和，蔣介石復職為各派唯一可接受之共同點。自此，在寧漢分裂前期被迫下野的蔣介石，得以借廣州張黃事變復出。

在唐生智，新桂系，李濟深，汪精衞，蔣介石，張黃二人錯綜複雜的政治爭鬥之下，中國共產黨利用潛伏在張黃部隊中的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發動起義，史稱廣州起義。張黃二人連夜逃往廣州河南區粵軍李福林部駐地，隨後立即抽調防備桂系之軍隊主力約5萬餘人，圍攻廣州。12月14日，廣州起義失敗。張黃之部隊奪回廣州，共產黨部隊大部犧牲，部分撤離。

蔣介石立即利用這一事件，反而連同新桂系和李濟深倒汪。12月16日，蔣介石下令上海衞戍司令部秘密監視汪派分子，並且電告黃琪翔，要求其辭職。隨後又親自勸告汪精衞下野出國。汪精衞不得已，與黃琪翔下野出國，汪精衞在寧漢分裂以來第二次被迫下野。

此時唐生智丟失安徽，湖北，全軍收縮於湘南，敗局已定。新桂系立即調動部隊，連同李濟深之粵軍，圍攻張發奎。桂軍從廣西大舉東進，粵軍則自潮汕地區西進，新桂系另有一部自上海海運汕頭助攻。張黃軍下屬之第四軍繆培南，薛嶽師，黃鎮球師首先東進進攻東江地區的陳銘樞，陳濟棠粵軍，將二陳的部隊擊退。隨後主力回師進攻東進的黃旭初桂軍。雙方激戰數日，張黃部隊軍心不穩，又無後援。李福林部和廣東海軍又倒戈，已經無力再戰。繆培南率部退往粵北，後被蔣介石收編。新桂系之政治盟友李濟深重回廣州。 ^[3] 

汪精衞，國民黨中央執委，政治會議主席，廣州中央首腦。

張發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黃琪翔，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後任廣州衞成司令。

蔣介石，張黃事變幕後支持者。

宋子文，國民黨南京政府財政部長，蔣介石派到廣州活動的代表。

李福林，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

薛嶽，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師長。

顧孟餘，汪派人物，出任廣州政治分會主席。

陳公博，汪派人物，出任廣東省代省長。

李濟深，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黃埔軍校副校長，廣州留守。

黃紹竑，廣州政治分會委員，第八路軍副總指揮，代李濟深留守廣州。

陳濟棠，第四軍十一師師長，支持李濟深。 ^[4] 

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初的廣州張黃事變，是在汪精衞、蔣介石、桂系、西山會議派各方爭奪國民黨中央控制權和國民黨各派新軍閥爭奪地盤的大混戰時期發生的。因此，廣州張黃事變，是“廣東軍閥和廣西軍閥的戰爭，是汪精衞、張發奎、黃琪翔反對李濟深、黃紹茲的戰爭”圖。同時，又是汪精衞、蔣介石、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控制的南京特委會三方爭奪國民黨中央控制權鬥爭的反映。汪精衞策動廣州張黃事變，意在反對南京特委會，爭奪國民黨中央大權，恢復其國民黨“領袖”地位，其結果是他成為國民黨各派的眾矢之的，陷於空前孤立而遭到徹底失敗，被迫出洋。張發奎、黃琪翔發動廣州事變，意在從李濟深手中奪取廣東地盤，做廣東的土皇帝，但結果只是縣花一現，損兵失地，最後，張發奎、黃琪翔逃往國外，而第四軍退到贛南，只能依附蔣介石，接受了改編，成為蔣介石直接指揮下的“編遣第四師”。李濟深在廣州張黃事變中，雖然最後反敗為勝，但卻元氣大損，已無力與蔣相爭,最後還是敗於蔣介石的手下。蔣介石先是張黃事變的鼓動者，繼而又利用張黃事件之後的國民黨內各派系的矛盾和鬥爭，坐收漁利首先掃除了復職的第一障礙南京特委會；接着，又段驅汪（精衞）排胡（漢民），順利地取得了國民黨中央的控制權；在用軍事手段解決了張黃事變後，改編了第四軍，削弱了李濟深的軍事力量，加強了自己的軍事實力。因此，蔣介石才是廣州張黃事變的最大獲利者。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