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之地

《幽暗之地》描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是一名在越戰期間為美國政府工作的男子幻想發明一套戰無不勝的心理戰系統。然而，他個人的生活卻一敗塗地。這名男子的狂想與小説中一份探險隊的報告形成了對比。這份報告是18世紀一支在非洲腹地探險的布爾人探險隊所寫。男子的狂想與布爾人的探險是兩種形式的遁世。前者屬於智力和自大狂；後者事關生死。充滿野蠻的氣息，兩者相映成趣。而唐恩本人也最終陷入精神崩潰。 ^[2] 

第二個是有關於雅各·庫切的故事。這發生在第18世紀。他是一個狩獵遠征到“未知”的南非內部的人。過了橘河，雅各布遇見納米比亞部落的貿易，但突然生病。他參加了部落並逐漸恢復，並加入了他最終被驅逐出村的部落的鬥爭。他最後的奴隸死在回家的路上。他獨自歸來後組織對瓜征伐。敍事結尾在他與他垂死的奴隸，並拋棄了他對以前的旅程和部落的大屠殺。 ^[2-3] 

^[2] 

《越南計劃》的創作背景——越南戰爭始於1961年。到1974年（也就是《幽暗之地》出版的年份）戰爭已基本結束，但是局部戰爭尚未停止，這一年依然充滿血雨腥風。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於1961年成立共和國，從此開始實施激進的種族隔離政策。這在當時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也是在1974年，聯合國終止了南非的投票權。可見1974年在庫切眼中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歷史與現實在這一年宿命般地匯合在一起。種族隔離也好，越戰也好，形式雖然不同，但實質上都是由兩種文明的衝突而引起的種族矛盾。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雅各·庫切對當地土人的屠殺，而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戰爭也可以看作是種族矛盾在20世紀的延續。 ^[4] 

在《雅各·庫切之講述》中，儘管雅各·庫切這位生活在18世紀上半葉非洲大陸的早期荷裔殖民者無法將人種分類這一“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白人中心論的堂皇理由，但是他引以為傲的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早已賦予他種族主義的集體無意識：將人類羣體間的差異“塑造成屬性”，把與我們不同的他者野蠻化、非人化。布爾人信奉的加爾文教的神學核心思想“命定論”給了他們“一種主子民族的意識傾向，相信他們就是上帝的選民”。從雅各·庫切的敍述中可以得知有些破敗的布爾人無力維持定居的生活，過着和當地土著霍屯督人一樣的遊牧生活。但這並不妨礙堅信“我們是基督徒，一個有歷史使命感的民族”的雅各·庫切大肆評論霍屯督人的拙劣“本性”：霍屯督人天生不誠實、“狡猾和怯懦”，對主人虛偽地唯命是從。他相信他們的宗教信仰能夠把他們這些上帝的選民和那些“野蠻人”從本質上區分開來；無論這兩類人是否過着相同的生活，他們之間的區別是由上帝早已安排好的。在雅各·庫切帶着幾個霍屯督奴僕進行的去往納馬誇地區的探險之旅中，他雖然承認“我的霍屯督人和牛羣一路上忠心耿耿。可是，這次遠征的成功完全源自我本人的膽識和努力……沒有我，他們就不能活下來”。顯然，在雅各·庫切看來，那些幾乎可以和牛羣劃為同類的智力低下的土著們，如果不依賴白人及其智慧就無法生存，卻忘了早在白人到來之前，他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久。 ^[5] 

與雅各·庫切不同，《越南計劃》中的尤金·唐恩更習慣於用意識形態來區分自我與他者。唐恩纂寫越南計劃時，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正在蔓延。當他的妻子瑪麗蓮察覺出自從開始參與越南計劃，他由於“痴迷於暴力和痴迷的幻想……人性中的惻隱之心已經蕩然無存”時，唐恩卻認為瑪麗蓮和她的那些朋友（或許都是對戰爭持反對態度的人）是心理反常的空虛者。在他看來，這些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戰爭、與美國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相左的人必定是失常的、不合時宜的人，“真正離經叛道的不是我，……而是……那幫美國夢已經幻滅的傢伙。” ^[5] 

此外，唐恩這種以意識形態為標準的自我/他者的二分法更明顯地體現在他對於越南和越共的想象中。他自信十足地認定“越南，和其他事物一樣，在我心中”，他回絕了一次去越南實地考察的機會，相反，他通過觀看血腥的照片和影像資料來構築他想要的越南。而且他相信自己必然可以通過想象來探究越共——那些“壞種……赤色分子”——的內心。在他的幻想之中，那個與美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相異的越南是“一個墮入深淵、無可救藥的越南”，而那些為了國家民族而戰鬥的越南人不能算作是愛國主義者，而只是些走入歧途的越共分子。可見，無論殖民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自恃優越的文明，為自己將異己他者化的“野蠻”行徑披上“文明”的外衣，卻不知“‘人類，野蠻人’的區分正是野蠻思想的遺產……真正的野蠻人是那些不相對審視自己所屬羣體的基本點，不離開中心看問題的人”。 ^[5] 

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在文化、意識形態層面對自我與他者作出本質的劃分，不懷好意地賦予他者落後、野蠻、墮落等性質，這樣“西方就可以通過它的‘文明使命’思想/理念使人得以拯救和贖罪”。 ^[6]  而“文明使命”、“慈善事業”的背後隱藏着不言自明的野心和陰謀：殖民南非的布爾人自命為“由上帝帶進‘希望之鄉’迦南並受委託來消滅異教徒的”。美國帝國主義意欲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給越南，以便使之“成為受統治和管理的人”。 ^[6]  所以，諷刺的是，西方殘酷、偽善的文明並沒有用文明的方式拯救、促使進化這些它所認定墮入罪惡深淵的“異類”或“野蠻人”，而是用文明的另一極端形式——武器和戰爭——使之屈服於自己的淫威，並用武器及戰爭帶來的隱喻滿足自己征服、嗜血、毀滅異己的陰暗慾望。 ^[5] 

小説中，雅各·庫切因為布須曼人偷走或殘害布爾人農場羊只的行為，把布須曼人稱為“迥異的生番，是充斥着野性的獸類”，並把這種當地土著對白人侵佔其土地的無奈的報復舉動當作白人對布須曼人進行“獵殺”的正當藉口。而使用弓箭的布須曼人是無法與用槍支武裝的布爾人抗衡的，因而“到19世紀初葉，開普殖民地的布須曼人實際上已經被滅絕了”。而神話學專家尤金·唐恩也坦言軍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瓦解敵人鬥志的行動”，他在編寫的“越南計劃”的引言部分中建議美軍把越南的普通村莊謊稱為“武裝要塞”，從而將其“從地圖上抹去”。他高度讚賞對越共實施各個擊破的隨機暗殺行動，因為它能有效地瓦解越共的集體凝聚力。他還不理解美軍中斷使用對人體和環境都有很大危害的落葉劑，抱怨沒有在定居點之外更廣大的越南土地上使用這種土壤毒劑，好讓越南成為他想象之中的不毛之地。 ^[5] 

武器與戰爭不僅是雅各·庫切和尤金·唐恩征服他者的毀滅性工具，還成為他們維持自我“精神健全”的保證。在探險之旅中，雅各·庫切生病了，納馬誇地區的霍屯督人收留了他併為他治病。此時，槍給了不得已身陷“野蠻人”之中的雅各·庫切安慰與力量：“我伸手去摸槍，抓住了槍托，再次感受它的堅實可靠”，“槍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藉以生存的希冀，槍是此次征程中孤立無援的終極防身之物……槍支所傳遞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過如此，沒什麼可懼怕的”。而參與旨在使越南戰爭升級的“新生活計劃”的唐恩也感言：“我們隨身攜帶着武器、槍炮及其隱喻，這是我們所知的在我們和我們的目標之間的唯一聯結”。他期待着對越南進行全方位的空中轟炸：“會有一場軍事意義上的空戰……其目標是摧毀敵人精神維繫的能力”，好讓敵人“赤身裸體、孤立無援地站在死氣沉沉的荒原上”。 ^[5] 

然而，《幽暗之地》中的兩位主人公在與野蠻他者的接觸中也不無悔悟的時刻。雅各·庫切由於咬掉了一個霍屯督小孩的耳朵，被霍屯督人趕出了營地。歸途中，雅各·庫切思考着霍屯督人對待自己的方式，並不理解那些“野蠻人”何以對自己如此寬容：“這些納馬誇的霍屯督人真的是野蠻人麼？那他們為什麼護理我？他們為什麼放了我？他們為什麼不殺了我？”也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思考野蠻的定義：“真正的野蠻是什麼呢？野蠻是一種生活方式，蔑視人的生命的價值……我斷定，納馬夸人並非真正的野蠻人”。因為他本人見過符合他定義的野蠻人，比如他的布爾人同胞，比如他自己。但雅各·庫切並沒有因為這次短暫的思索，也沒有因為對“野蠻”的正確認知而停下殺戮的腳步，他已經為自己佈置好了任務：有一天重返納馬誇，為自己所受的屈辱和損失的財產將這裏的霍屯督人判處死刑。果然，不久之後，他組織了第二次遠征，襲擊了納馬誇地區霍屯督人的營地。他殘忍地殺死了當初拒絕隨同他離開的霍屯督奴僕，而整個營地的其他土著也都沒能倖免於難。雅各·庫切最終將他自己定義的“野蠻人”演繹得淋漓盡致。但他並不覺得自己有罪，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代表上帝對這些愚蠢的土著實施懲罰的：“上帝的判決就是正義，高深莫測，無可指責……我只是歷史手中的工具。” ^[5] 

而故事中的另一個主人公尤金·唐恩在講述的過程中亦透露出他清楚美國難挽越南戰場頹勢。他説：“越南計劃報告是我面向東方升起的旭日，懷着一份辛酸惆悵的心緒完成的。這是一種徹骨的痛苦，因為我紮根於西方的日落之處。”他用充滿蓬勃朝氣的旭日比擬位於遠東的越南，而把美帝國説成將薄西山的落日，表明他明白美國“以西方價值觀為主導、以武力為基礎、以謀求霸權為目標的恣意妄為的世界主義”已經走投無路了。唐恩在編寫無視他人生命的戰爭計劃中也有偶爾閃現的被戰爭和暴力的幻想所泯滅的人性與良知，他承認那些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受美軍殘害的越共戰俘是“他們時代的精英，無畏而博愛”，承認美國或許不能蠻橫地將那些誓死保衞國家的越南愛國主義分子貼上共產黨的標籤，然後將其鎮壓、消滅。但與雅各·庫切不同，唐恩仍沉迷於“美國神話”而不肯醒來。他排斥任何有關越戰真實的報道，他討厭收音機中有關越南戰場的死亡人數的報道。他敵視包括妻子在內的相信美國夢已經破滅的國內反戰分子。他也沒有因為那些越南人保衞國家的愛國精神而動搖繼續使越戰升級的決心。相反，他仍認為這個戰爭計劃是他“時不我待的歷史使命”，能夠“給那片動亂的地區帶去秩序”。 ^[5] 

作為荷蘭殖民者的後代、南非白人中的一員，庫切卻是一位“拒絕當殖民者”、有着清醒良知和道德感的知識分子。在《幽暗之地》中，他將非洲大陸的殖民主義語境與美國的帝國主義語境並置且給予無情的批判，而且重要的是，他還對“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理論……加以重新思考”，反思並譴責了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文化根源。着眼現實，儘管南非白人構築“白色南非”的神話已經破滅，但僅僅在政治、法律層面取消壓迫、仇視黑人的種族隔離政策並不能消除由殖民主義產生的社會動盪、種族歧視等問題。 ^[5] 

在《幽暗之地》中對位手法是最大的特點，在寫作背景和情節上《越南計劃》講述了尤金·唐恩在越戰中為官方撰寫戰爭計劃的經歷。作為戰爭的代言人和設計師，唐恩崇尚暴力，最終陷入精神崩潰。下篇《雅各·庫切之講述》庫切以“先祖”雅各·庫切的名義創作了一部自傳性小説。在書中，雅各·庫切支持種族隔離，當地土人的“軟弱”和“無力”構成侵略和統治他們的理由。從表面上看，兩部中篇的情節無法在時空上構成統一的線性敍事。上篇發生在美國，下篇發生在200多年前的南非殖民地。但如果從對位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理出二者之間的頭緒。《越南計劃》和《雅各·庫切之講述》就好像樂章中兩個對位的聲部：一方面它們自成一體，另一方面又遙相呼應，構成和絃，反映一個共同的主題。 ^[4] 

此外，在主人公的性格上，也體現了對位特徵。從縱向上看，二人生活的時代和地域迥異，圍繞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展開了一段各自不同的經歷。唐恩在起草戰爭計劃時拒絕前往越南進行實地調查，整日躲在圖書館裏逃避現實。雅各·庫切則排斥文明世界的約束，走向南非的蠻荒之地，用無窮無盡的精力、強健的體魄和十八世紀的毛瑟槍應對一切挑戰。 ^[4] 

從橫向上看，兩位主人公又是暗中相通，前後呼應的。在知識領域，唐恩不再是一個遁世的“思想者”，而是一個勇於探索的“行動者”。正如唐恩自己所説：“假如我生活在二百年前，我肯定會去探索一塊大陸，去勘測，去開發，去殖民。在那令人頭暈目眩的自在狀態中，我可能會發揮我真正的潛能。”由此可以看出，雅各·庫切實際上是唐恩的另一個自我。而雅各·庫切這位勇於冒險的“行動者”在受傷之後，收起往日的鋒芒，在當地土人的帳篷裏陷入唐恩般的臆想世界。 ^[4] 

根據巴赫對位理論，各聲部雖然有不同的旋律和節奏，但是在其中能夠找到和諧的主調。庫切的小説也是如此，讀者在兩個獨立中篇小説中能發現一條橫貫歷史、穿越時空的主調。無論是尤金·唐恩，還是雅各·庫切他們總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弱者身上。在此二人的價值體系中，自己永遠是文明的，他者永遠是野蠻的。這種霸權主義的價值觀不僅給他者帶來災難，也給自己帶來永久的精神創傷。在小説中，尤金·唐恩最終精神崩潰，在精神病院了卻殘生。雅各·庫切在屠殺中被仇恨矇蔽了雙眼，對人性產生了懷疑。所以，儘管兩個中篇在形式上各不相關，但在內容上卻一脈相承，實質上都反映了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及種族矛盾。 ^[4] 

“一種新的敍述形式，一種新的想象方式，一種新的行文方法己經進入了南非文學”。——南非評論家託尼·墨菲 ^[7] 

“《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於移情的藝術才能，這種才能使他（庫切）一再深入到異質文化中間，一再進入那些令人憎惡的人物的內心深處”。 ^[2]  ——瑞典文學院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3張)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1940年生於南非開普敦，荷蘭裔移民後代，成長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並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離開南非赴倫敦，從事電腦軟件設計，1965年到美國攻讀文學博士，畢業後在紐約州立大學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開普敦大學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庫切曾經獲得了一系列國際知名大獎。小説《等待野蠻人》（1980）一出版，即摘取費柏紀念獎、布萊克紀念獎，為庫切贏得了國際聲譽。《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1983）出版當年就贏得英語文學界最高榮譽——英國布克獎。《恥》在1999年再度獲布克獎，使庫切成為唯一的一位兩次獲該獎項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師》獲得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説獎。《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傳體小説，披露他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還有《幽暗之地》（1974）、《內陸深處》（1997）、《福》（1986）、《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慢人》（2005）等。庫切的每一部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意義多元。他是英語文學中獲獎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獎項，還獲得過法國費米那獎、美國普利策獎、2000年英聯邦作家獎等。2003年庫切榮膺諾貝爾文學獎。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