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野蠻人

《等待野蠻人》由鎮上喜愛和平的老行政長官敍述。在遠離城鎮的地方，生活着一羣野蠻人。按老行政長官多年的經驗，這些野蠻人“主要是由貧困的部落遊民趕着一小羣牲畜沿着河邊放牧”。在這小世界裏，野蠻人和城鎮的居民們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彼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裏很少有犯罪，也不需要監獄。當戴着太陽眼鏡的喬爾上校出現後，平靜的生活就到此為止了。他是國民衞軍最重要的師團第三處的人。帝國首府派他來調查“真相”——流傳着令人不安的關於野蠻人的謠言。喬爾上校不遺餘力地發現蛛絲馬跡，證明他們圖謀不軌。帝國必須搶在前頭採取行動。“防患於未然，那裏可能會發生戰爭。”他宣佈道。在發現兩個危險的野蠻人之後——一個受了傷的男孩和他年老的叔叔在城鎮裏逗留良久，早已不耐煩的喬爾上校就發動了一場閃電般的襲擊。一時之間，小鎮裏裝滿了被俘虜的野蠻人。老弱無力的老行政長官（地方宮員）震驚地看到他的小鎮一時間竟然變成了一座監獄，原先的穀倉現在用來關押囚徒。

後來，老行政長官注意到一個蠻族的女孩在酷刑折磨下瞎了眼。他們之間開始了一段奇特的、猶疑不定的愛情——喬爾上校一手創造出的人間地獄成為老行政長官毀滅的關鍵。 ^[2] 

1980 年創作的《等待野蠻人》是庫切第一部獲得世界聲譽的作品，也可以説是庫切最成功的作品，曾經獲得南非最高文學獎——中央新聞機構獎。有人評論説：“創造了一個鬆散地暗示着羅馬帝國正處於崩潰的邊緣，但無疑指向今天的南非的隱喻風景”。這一隱喻風景首先指向20世紀六七十年代秘密警察的暴力行為。1966年沃斯特政府通過了《刑律修正法》，1967年通過了《恐怖主義法》、1976年又通過了《國內安全法》。根據這些立法和已頒佈的這類法律，警察有權不經司法程序就逮捕任何公民、將這些被捕者無限期關押、不許向外界透漏被捕者的情況。警察內部還設有一個安全部門，專門負責調查和打擊反政府行為，並對反政府人士濫施酷刑。1977年8月，黑人覺醒運動的領導人比科（Stephen Biko）被捕，不到一個月後死於獄中，屍檢顯示明顯死於毆打，比科之死引起了外界普遍的關注和憤怒，又繼而引發了一系列被警察毆打致死事件的曝光。這一事件加上1976年的索韋託事件，使得南非國內關係更加緊張，也影響了南非的國際形象。在《等待野蠻人》中，庫切將傳統的精細描寫和對裂隙、空白的不確定性的強調結合起來，表現受拷打的人的身體上的痛苦，推測刑訊室內發生的事情，召喚讀者對恐怖和痛苦的想象。這篇小説雖然沒有確定的時間和地點，但題材明顯來自南非的現實，故事裏的第三局在暗指南非現實中的安全部門，喬爾上校則是施暴的警察的一個代表，其他的像單獨囚禁、逼迫犯人裸身、捆綁、頭部受重創而死、甚至對野蠻人犯人死因的官方説法都與比科事件暗合，作者對現實譴責的用意不言自明， ^[3] 

小説的主人公是一位無名的行政長官，生活在一個同樣無名帝國的邊境小鎮。在距離小鎮較遠處，有一羣不野蠻的蠻族人一他們大多是温和的遊牧民和以釣魚為生的普通百姓，經常與小鎮的人交換物品。兩方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生活平靜而美好，直到喬爾上校的到來。

喬爾上校是由第三局派到小鎮上來的，他告知行政長官，蠻族正蠢蠢欲動，一場大規模襲擊迫在眉睫，他們必須先發制人。而且最近正好抓獲了兩名蠻族人，一個病殃殃的小男孩和他年邁的舅舅——兩人被指控偷竊牲口。因此，在喬爾的監管下，他們被立即施以酷刑——酷刑。舅舅被折磨而死。 ^[4] 

庫切的關注點並非在於故事情節的敍述上，而在於對文明世界的價值觀進行質疑，重新審視人類文明的價值理念。書名“‘等待野蠻人’跟‘等待戈多’不同，這種‘等待’不僅是一種精神折磨，而且帶有靈魂追問的深意”。學界認為“庫切作為流散身份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滿了帝國和殖民話語的思考”。而其中，《等待野蠻人》“體現了作者對後殖民社會深入骨髓的理解”。談及後殖民主義，就不得不提及後殖民理論的開拓者薩義德、福柯的權力與話語理論對薩義德的後殖民理論有着極大的影響，薩義德正是在這一理論基礎上拓展了殖民話語，在薩義德看來，殖民話語正是西方（殖民者）統治和控制東方（被殖民者）的權力工具。庫切在他的長篇小説《等待野蠻人》中充分展現了這一理論。 ^[5] 

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庫切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批判不公的現實及同情和關注弱者的情感，應該説，庫切是深信文學作品的社會革命作用的。相信庫切在他的作品中並不滿足於揭示東西方（或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不對等關係，而是寄希望於利用文學創作從多個角度對權威話語進行顛覆和解構。在《等待野蠻人》中，庫切不僅揭示了帝國對野蠻人形象的虛構性，而且還以種種形式對帝國權威進行顛覆和反抗。 ^[5] 

英國批判家艾勒克·博埃默説：他者化是“殖民主義按照所謂文明的需要對他者進行的建構，是用來證明他對本地人的剝奪的合理性的”。在《等待野蠻人》中，他者化主要是通過話語建構和酷刑的實行來實現的。 ^[6] 

庫切巧妙地應用帝國這一具有廣泛指涉的概念旨在強調整個人類歷史的變更交替，可謂意義深刻、視野開闊。帝國處心積慮地編造出自己的假想敵：野蠻人。帝國把野蠻人想象成不安分的對手：他們攻擊搶劫路人，槍擊毆打帝國官員，闖入民宅……事實上，“這都是那些過得太安逸的人想象出來的，你讓我看到一支野蠻人軍隊，我才相信”，在那個邊境小鎮工作了十幾年的老治安行政官道出了實情。很顯然，帝國把野蠻人想象成自己的敵人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野蠻人搶劫攻擊邊境小鎮居民的謠言來自帝國首都，並且得到進一步渲染：野蠻人對小鎮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並隨時對當地居民伺機報復。謠言四起，小鎮居民愈發渴望帝國軍隊的保護，愈發依賴帝國權威。帝國通過製造假想敵成功地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從而實現了自己的殖民話語權。薩義德是在福柯有關權力和話語理論基礎上發展了殖民話語概念的。福柯認為話語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傾向於貶低反對者並視統治階級的價值觀為真理典範。歷史知識的書寫最能體現權力與話語的關係，且和意識形態有着密切關係。只不過薩義德把這一理論應用到殖民地背景之下，他認為殖民話語是西方控制東方的權力工具。很顯然，殖民話語就意味着權力。 ^[5] 

在《等待野蠻人》中，帝國正是通過想象莫須有的敵人、製造謠言獲取話語權從而達到征服、控制、掠奪甚至清除野蠻人的目的。事實上，野蠻人原來生活居住在邊境小鎮，只不過由於帝國的開發掠奪，野蠻人才被趕出小鎮走進沙漠以外的偏遠山區。邊境小鎮的居民事實上來自帝國，是帝國的一部分，只不過是來這裏尋找新的生活，他們與野蠻人相處的過程中，他們以各種奸計欺壓詐騙和掠奪野蠻人的財物。即便如此，在老行政長官實行的寬鬆政治環境之下，野蠻人與小鎮居民的相處相安無事。可以説，野蠻人被趕出了自己的家園，背井離鄉，過着多麼卑微的生活，但是帝國還是不放過他們。帝國的這種不可理喻的行為可用哥倫布在遠航時曾寫下的一份日誌來解釋，在這份日誌裏，他先後對他所遭遇的土著居民的描述自相矛盾。在前一部分，土著被描寫成熱情好客、健康聰明的居民；但在後面的部分，同樣的土著卻成了恐怖的食人族。彼得·休姆認為，哥倫布的遠航最直接的目的是尋找金子和金子的產地，但一番努力失敗後，他意識到金子被穿戴在土著的身上，只有將土著殺死，歐洲人才能得到金子，於是起初筆下的熱情好客的土著人就變成了後來兇殘的食人族。事實上，食人族並不存在，哥倫布對土著人進行妖魔化，其目的只是為了日後對這片領土進行殖民侵略做好文本上的準備罷了。《等待野蠻人》中的帝國對野蠻人的做法與哥倫布對東方的想象有異曲同工之妙。 ^[5] 

另一方面，從小説中可以看出，喬爾上校是典型的帝國殖民者的代表，他相信只有“用最極端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徹底的真相”，因此他不顧老行政長官的勸阻，主張用最殘酷的刑罰來馴服野蠻人。貪婪的帝國者對野蠻人的他者化，並不僅限於話語建構。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更為殘酷的是，他們選擇酷刑作為一種強化手段。對於施加酷刑者而言，被施加者的痛苦是無法感知的；對被施加者來説，他們被他者化的程度則被進一步加強了。在小鎮居民觀看了無顧囚犯的刑罰之後，竟然爭相模仿施加刑罰的過程：“人們開始競相爭奪警棍，士兵們幾乎難以維持秩序，人們一擁而上或是自己上去動手或是等着警棍傳過來。”看到囚犯背上寫着“敵人”的字母，並被施以酷刑，居民們並沒有多想，只是好奇，甚至在施刑後，還積極模仿。帝國者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強化對野蠻人的他者化。 ^[6] 

《等待野蠻人》是對南非長期以來種族對立的真實寫照。庫切在這部小説中，揭示了殖民主義的社會歷史罪惡和文化霸權邏輯。因為直到故事的最後，野蠻人也沒有到來，而真正的野蠻則存在於帝國內部，帝國只是將自身的醜惡投射到了野蠻人這一他者身上。 ^[6] 

在《等待野蠻人》中，還存在着另一重二元對立的關係，即文明與野蠻的關係，這一重關係不僅僅指向南非的現實語境，也不僅僅指向當今世界的格局和權力關係，而且從更深層意義上，包含着作家對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演變規律這一“大歷史命題”的深沉思考。 ^[3] 

在敍述者“我”的認識裏，文明人與野蠻人是錯位的，“我”沒有見到野蠻人的切實的野蠻，可卻多次親眼見到文明人在對手無寸鐵的人進行着折磨和殘殺，是文明人在掠奪別人的財產、強姦別人的妻子、在市場上缺斤短兩而又欺行霸市，也是他們在破壞着邊區小鎮的生態環境。在這樣的敍述中，文明與野蠻的邊界變得模糊。在庫切的思考裏，文明與野蠻的力量關係只是相對的，在整個歷史進程裏，歷史在以循環更替的方式演示着權力關係。當“我”站在一片文明的廢墟上，不禁遐想到：“也許在那大房子地底下十多英尺深的地方，還有一個被野蠻人摧毀了的堡壘廢墟，原先居住着這樣一些人，他們還以為自己可以安全地躲在高牆後面呢。也許我現在站立之處正是一所法院的樓頂，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就是站在一個像我一樣的地方治安長官的頭頂上。”摧毀了這個被淹沒的文明的正是曾經被他們視為野蠻人的人，曾經的野蠻人成為了歷史的主宰而變成了文明人，歷史正是在這樣交替着，《等待野蠻人》的結尾雖然並沒有確切地告訴人們什麼，但又似乎暗示着充滿文明與野蠻之爭的歷史的再一次重新洗牌。整個故事是按照四季循環的時間線索來進行的：故事開始時是冬天，經過了春、夏、秋，結尾時又回到了冬天，正好經歷了一年四季的演變，在人類的大文化背景裏，這也是一種歷史循環的喻象。總之，從具體的細節描寫到整個作品結構的搭建，都顯示了作家庫切的歷史循環論思想。 ^[3] 

庫切是通過小説主人公行政長官言説他的道德關懷的。對於行政長官來説，從後殖民角度來看，野蠻人應該是最大的他者。道德對於種族而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卻應該是我們如何對待生活中的種種他者。對於本文來説，凡是異於己者皆可為他者。從這個角度出發，野蠻人是行政長官的他者，而他者也可以包括其他人，如官兵，小鎮居民，甚至生態環境。庫切式道德關懷不是一味無私關懷他者，而是建立在自我生存前提下的他者關懷，沒有確定準則，是一種自我和他者之間的徘徊，這種徘徊才是最現實最實用的道德關懷。這種徘徊在行政長官對種種他者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7] 

小説剛剛開始，就可以看出行政長官是個有愛心的人，他同情野蠻人，當他看見野蠻人被小鎮居民欺騙時，他開始懷疑到底誰才真正野蠻。他一直堅定立場，堅決反對歧視。看到野蠻人在受苦受難，他盡力去將條件改善。囚犯中的小男孩受傷時，他鬆開捆綁的繩子，努力讓小孩舒服點。更多的俘虜被抓來後，他命令給他們提供充足食物。不過，由於他沒有權力束縛上校喬，他沒有辦法去阻止士兵折磨俘虜。然而，當喬離去，行政長官成了最高統治者後，他立刻下令釋放俘虜，他還收容掉隊的受傷的野蠻人女孩，悉心照料，最終親自把女孩送回她的族人那裏。他心裏對他者極為關心，即使他自己都已被囚禁，他依然對野蠻人顯示出極大的同情。 ^[7] 

可是，對野蠻人的關懷是否意味着犧牲自我？不，對行政長官來説不是這樣的，在牢獄裏，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對野蠻人善舉的正確性。在牢獄裏，他煩惱苦悶，當他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堆不開心的血肉和骨頭”時，愉快的生存才是自己最需要的。他非常渴望能夠享受存在和交往中的愉悦，“我多懷念那熟悉的日常生活呀！初夏到來，享受那悠長愜意的午覺，還有那沉暮時分，和朋友們在胡桃樹下聊天，喝着童僕送上的茶水和檸檬汁，看着三三兩兩穿着鮮豔服裝散步的漂亮女孩”。野蠻人反攻後，他對小鎮居民表示出極大關懷。在最危急關頭，他重新肩負起行政長官的重任，組織民眾，自保抗敵。他本來對野蠻人特別是野蠻人俘虜深表同情，但在士兵戰敗撤退整個小鎮居民面臨野蠻人攻擊的危險的時候，對野蠻人的同情被放到了一邊，他開始組織鎮民自救。至於對野蠻人女孩，他始終都有着男人的慾望，一直想進入女孩身體。任何生物體為了傳播自己的基因就必須得生存繁殖，人類也是如此。一方面，人要讓自己生存，讓肉體存活和精神愉悦，另一方面，人也要繁殖，這樣才能讓基因傳承，從一定意義上來説，這樣可以使個體死後其基因仍然可以繼續生存。 ^[7] 

這樣説來，也許很多人就要開始對行政長官的道德表示懷疑，這樣的人怎能體現什麼超然的道德。筆者承認他承載的確實不是超然道德，而是平凡的實在的道德，在小説中，他從沒有強行侵入他者，從主動關心到讓他者佔據自己的思想，儘管他一直也在求生存求繁殖，似乎是個矛盾人物，這種矛盾正是道德關懷的體現。 ^[7] 

刑訊室內審問者和被審問者的關係、帝國與野蠻人的關係又隱喻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指涉南非的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關係，而且指涉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殖民關係。殖民的本質實際上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剝奪和壓迫，殖民者要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就需要建構一個邊緣，帝國要進行自我確定，就需要尋找一個他者來進行對照，這樣，殖民者就成了言説的主體，被殖民者成了被言説的對象，在這番言説之下，“他者”成了落後的、野蠻的、好鬥的、懶惰的、骯髒的……，而“宗主國從對邊遠殖民地的價值的貶低和剝削中使自己的權威達到很大程度”。而他者則被迫保持了沉默。在《等待野蠻人》中，被拷打致死的黑人自始至終對刑訊室的情形沒有説一句話，留下的只是傷痕累累、殘缺破損的軀體以作為歷史的見證，關於他在刑訊室內，試圖對審問者施暴、在扭打過程中自己弄傷了自己而死的官方紀錄，只是審問者的一面之詞。在這一事件中，被審問者是缺席的；當行政長官多次試圖探問被自己收養的野蠻人姑娘，審問者是如何導致她的身體殘損時，女孩始終拒絕透漏詳情，行政長官只有通過想象去拼湊這一過程；甚至當行政長官自己在遭受了難以忍受的折磨和凌辱之後，被釋放出來時，也被告知“我們沒有你的紀錄，你怎麼會是囚犯呢？你認為我們沒有把記錄保存下來？我們是沒有你的紀錄。所以你必須成為一個自由人”。對於事件的真相，壓迫者在被壓迫者缺席的情況下，可以為所欲為地隨意書寫。 ^[3] 

從一定意義上説，行政長官對野蠻人姑娘的有點變態的欲求可以看作對自我的尋找，也可以看作對他者的探求，“我”通過反覆地對一個異己的他者身體的觸摸與洗滌，試圖進入他者的歷史，並尋找自己的身份。結果，“我”發現原來自己只不過是“帝國的一個謊言——帝國處於寬鬆時期的謊言；而他（喬爾）卻是真相——帝國在凜冽的寒風吹起時表露的一個真相。我們正好是帝國規則的正反兩面”。“我”對野蠻人姑娘的欲求也只不過是另一種暴力，是試圖強行進入他者身體的暴力，是由“嫉妒、憐憫、種種殘忍鑄成的慾念”，在潛意識之中，“我”將野蠻人姑娘等同於狐狸一樣的動物，“我”發現自己實質上與自己所反對的帝國的暴力是一種共謀關係，在喬爾上校狼狽地逃回小鎮時，“我”甚至發現自己身上也湧動着一種嗜血的衝動，最後“我”得出結論：“罪惡潛伏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自己來擔當。”“我”身上潛藏的暴力的一面與“我”性格中正義的一面形成了矛盾，使“我”與野蠻人姑娘的關係長期以來僅僅停留在觸摸階段，而無法進入對方的身體。只有當“我”遠離文明的象徵的城鎮，為送野蠻人姑娘回到野蠻人部落而來到荒野之地時（這象徵着“我”靈魂中公正性的一面佔了上風），“我”才能和野蠻人姑娘實現真正的結合，才能進入另一種也就是他者的歷史。然而，在“我”後來的想變成未開化人的白日夢中，“無一例外，野蠻人是所有夢境的終端：不是夢見如何生而是夢見如何死。”在潛意識深處，他對帝國的關於野蠻人的想象依舊是認同的。作為帝國的共謀者，敍述者的權威再一次被顛覆了。而敍述者身份的尷尬又可以看作是作家本人文化身份的一種隱喻：庫切是南非有着英國血統的説英語的荷蘭裔白人作家，他反對種族歧視，對南非種族隔離的現實深深不滿,，他屬於他所拒絕的團體，這樣一個尷尬的歷史位置令他極為痛苦，為此，他後來寧肯離開南非，移居澳大利亞，這可以看作他擺脱身份尷尬的一個不是解決辦法的辦法吧。 ^[3] 

巴爾特指出，歷史話語經常採用過去時態，但“在簡單過去時的背後，隱藏着一個造物主，這就是上帝或敍述人”。《等待野蠻人》通篇採用的是現在時態，這種時態也構成了對“大歷史”神話的解構，顯示了他對“大歷史”可信性的懷疑。庫切認為，“歷史不是現實，歷史是一種話語，小説也是一種話語，但是一種不同的話語，不可避免地，在我們的文化裏，歷史要用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力量試圖宣稱自己第一的位置，宣稱自己是一種主導性的話語，而像我這樣的人卻會説歷史除了是一種人們同意告訴彼此的故事之外，什麼也不是。也就是説，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在整個文化結構中處於同等地位，文學中歷史的建構有賴於敍述的方式和敍述者與讀者形成的合意關係，這樣，歷史就向多樣性敞開，單數的大寫歷史變為了複數的小寫的歷史，就如同行政長官對那些年代久遠的陌生人留下的字符的解讀一樣，可以隨意地用多種方式來解讀，就看你需要什麼樣的信息。庫切通過自己的敍述模式，向權威發起了挑戰，他的解構不僅指向現實的權力關係和歷史話語，而且指向敍述本身。 ^[3] 

庫切是一個文學家的同時，又是一個語言學家，他非常重視語言的作用，認為語言是第一位的，語言是有生產力的，它可以創造意義，也可以消解意義。在《等待野蠻人》中，語言也發揮着消解權威的功能。正如同敍述者自己所説，一個不知道怎麼對付自己牀上的女人的男人，同樣也不知道如何用文字表達自己”。在敍述時，我”經常遇到表達上的障礙，要不就是“我”的語言微弱無力，一説出來，就遠離了真相；不就是在“我”面前出現各種各樣的可以選擇的言辭的編排，而最後卻失去了所有的意義。當“我”試圖去記錄歷史，告訴後代歷史的真相時，我久久地看着自己寫下的這些文字，與我耗時費力去鑽研的那些楊樹木簡上飽含的信息相比，令人失望的發現它們也竟同樣的曲折隱晦、同樣的模稜兩可、同樣的該死的難懂”。這樣的一個有着語言障礙的敍述者敍述出來的歷史，存在着大量的有待縫合的裂隙和有待填充的空白，不確定性因而成為文本最為突出的一個特徵，而敍述者權威的消解也最終使文本面向了無限多樣的可能性。 ^[3] 

《紐約時報書評》：“真正的文學鉅作”。

歐文·豪：該小説遠離了具體歷史時空，沒有那種尖刻的時代緊迫感和刺痛感。

彼德·劉易斯：《等待野蠻人》為了描繪普遍邪惡而消解了小説宣揚懲惡揚善的目的。

在保羅·艾波曼：這部作品給人的感覺是含混，逃避任何確定的道德判斷。

蘭斯·奧森：作品揭露了文明、權威、真理和人文精神核心的虛無，消解了它們的合理性。 ^[7]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4張)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出生於1940年2月9日，南非白人小説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大學教授。是第一位兩度獲得英國文學最高獎——布克獎的作家，於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為：“在人類反對野蠻愚昧的歷史中，庫切通過寫作表達了對脆弱個人鬥爭經驗的堅定支持”。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任職於阿德萊德大學。代表作包括《恥》《等待野蠻人》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