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義

所謂平民主義是指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看做人生真義，並以自身的有限力量來為人類創造美好生活的一種思想。平民主義思想強調個人的創造力，強調個人的價值，肯定人的現實成就和生存快樂，這種思想具有一定的妥協性。

平民主義是指一種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反對精英和拒絕以犧牲普通民眾的現實利益來實現歷史的進步,是其兩個基本的特徵。

平民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羣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 （書上定義）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並把普通羣眾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通過強調諸如平民的統一、全民公決、人民的創制權等平民主義價值，對平民大眾從整體上實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縱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裏，“平民主義”是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名詞，它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現象。社會黨國際的聲明説“社會黨人的對立面是保守主義、平民主義、民族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可以看出平民主義已經和其它幾種主義並列為歐洲左派的巨大威脅。的確，平民主義的復興已成為後冷戰時代突出的意識形態現象。它的崛起啓示我們要從新的高度和新的視野去重新思考歷史上的平民主義。

有人認為，平民主義只不過是一種狹義的曾經在俄國曆史上出現過的現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實就其內涵和外延來説，並不是俄國獨有的景觀，而是一種與現代化進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轉型過程密切相連的大眾化運動。因為在上層主導的追趕戰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眾承擔改革的代價，這樣一來原來的束縛—保護功能被打破，罩在個人頭上的傳統法規消失，獨立無助的人羣又無法在新環境下獲得安全感，因此社會情緒中就會湧現出對改革的牴觸和對過去非現代化社會的追念之情。

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社會公正缺位、貧富分化嚴重、中下層上升的道路受阻，以及民族的外部條件受到刺激，在民眾中孕育的強烈不滿便會爆發出來。不管它以什麼面目出現，有幾點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1、農民國家在不公正改革中刺激起的平等情懷，打出在崇尚人民口號下的整體主義的旗幟。

2、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而襯托出一種前體制的“內部和諧化”氣氛。

3、反感西方、厭惡資本主義，把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對立、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對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對立、共同體的內部和諧與階級社會對立。在人類歷史上三次大的私有化高潮（原始公社解體、中世紀的農村公社解體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解體）過程中，都曾經出現過平民主義或類似的浪潮。

蘇東劇變以後，許多前共產黨人從左面、新法西斯主義從右面充實了它的隊伍。冷戰後盛行於歐洲並造成了嚴重後果的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傢俱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徵，而其共性也是以平民主義為共同內核的。平民主義的崛起打亂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諸如私有化與歐洲統一進程這類重要問題上，往往是傳統的左右翼都表示支持，而極左與極右兩翼則都鼓動民族—平民主義情緒來加以反對。

平民主義的崛起也打亂了原有的“傳統的”、“現代的”與“後現代的”這類時代陣營，不僅“傳統的”平民主義以其強烈的整體主義傾向對市民社會構成威脅，後現代主義對現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學、藝術以至形而上領域颳起了一陣POP式的“新”平民主義旋風，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美學以至政治學都由於其強烈的反精英、親大眾色彩而被評論家稱為新一代的“民粹美學”、“民粹文學”等等。最後，平民主義的崛起也是通常所謂的“保守”與“激進”之類的概念失去了意義。當前復興的平民主義在許多情況下，既比歐洲冷戰時代一般的保守主義更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進主義更為激進。從西方的保守黨人到社會黨人，從東歐劇變前的正統共產黨到劇變後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會勢力，都受到它的強烈衝擊。總之，平民主義的幽靈對冷戰後的“新秩序”、對前蘇東國家的轉軌、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穩定都構成了新的挑戰，對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中國也並非福音。

和19世紀不同，在當代，平民主義變成了許多國家左右派鬥爭中相互指責對方的有力武器。與歷史上俄國民意黨和美國的人民黨這類過去的平民主義組織不同，也與當代的共產黨、社會黨、自由黨、保守黨等明確揭示其“主義”並藉以命名自己的組織情況有異，當代的平民主義勢力大都並不自稱為民粹派，如此一來現在廣義平民主義的內涵也就變得模糊不清了。

如此説來，平民主義究竟在當代有什麼樣的內涵？難道它僅僅是一個不同黨派吵架雙方對罵用的貶損名詞嗎？當然不是，仔細觀察當代各國的社會變革現實就會發現，那種為保守黨、自由黨、社會黨等傳統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視為威脅的傾向，其實是有其明確的內在邏輯的：

它是一種與個人本位傾向對抗的整體主義，要求以整體（人民、社會、國家、民族、政黨等等）的名義壓抑個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權利與個人自由。

它是一種與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傾向對抗的國家主義，以外來因素解釋國內危機，以對付外來威脅為理由抑制國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國家的傳統價值與普世性的人文價值相對立，並以弘揚前者為旗號來抵制後者，過去的反猶主義與沙文主義傾向，對“大國光榮”的回憶與民族、國家間關係上的歷史舊賬重提，都成為它凝聚“民眾”的手段。

它是一種與市民社會的理性主義相對抗的非理性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馬型政治。

它是一種與市場經濟和憲政制度對抗的反現代化力量，但與冷戰時代的反資本主義陣營相比，它更少理論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後看”（即迴歸本民族傳統）而不是“向前看”（即標榜世界大同的人類理想），同時他與冷戰時代社會主義陣營內的非理性反對派（如民主主義反對派等）也有繼承關係。

因此可以説，當今的平民主義是一種有破無立的思潮，它促進了蘇東舊體制的瓦解，卻無助於或有害於新體制的轉軌。它衝擊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卻無助於社會主義的復興。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視為對現存制度不滿，卻又苦於傳統理想主義破滅後的無奈、浮躁與盲目情緒。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與盛行本身也從反面説明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以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為內容的全球化浪潮所固有的內在矛盾。改革過程中忽略公正問題，加劇貧富分化都會導致平民主義情緒的上升。從整體上説，當今的平民主義復興是一種消極現象，但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很有可能發展成為冷戰時代結束以後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形式。

在農業平民主義中，又具體包含着兩個實質性的內容。

一是美國的人民黨主義。在"19世紀90年代出現的美國農民黨是美國西部和南部各州農民迫於經濟窘困而發起的一場羣眾運動，其支持者用'平民主義'一詞標榜自己。他們宣稱自己的目標是'把共和國政府的權力還給普通人民'。他們憤怒譴責金融商，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幫助小生產者，其中特別要允許私鑄銀幣以對付銀根緊縮"。

二是俄國的民粹主義。俄國的民粹主義也是產生於19世紀。"在這場運動中，激進的知識分子將農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國農村中殘存的集體耕種的傳統基礎上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場運動在1874年達到了巔峯，年輕的知識分子們'走到人民中去'，湧向農村宣講社會主義的教義。在發現農民們無動於衷後，一些民粹主義者採取恐怖行動，成功地刺殺了沙皇"。

政治上的平民主義則多少與此不同。政治上的平民主義往往不是與一種特定的社會運動相聯繫的，而是表現為一種更為含糊的政治意識形態取向。"這種平民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立場，歸根結底是迎和'人民'，通常是反對精英分子的……。迎和民眾的效果可能是含混的。平民主義這個術語也適用於具有神授權力的專權者，他們運用過去傳統的政治以及麪包加哄騙贏得權力。……迎和'人民'的另一種方式集中表現在模稜兩可的表述中，它把國家當做一個整體，強調國家對內部各部分的整合。如果政治家避開意識形態的義務和主張去為全體民眾而不是為某個派別和階級説話，或者他們屬於一個不強調原則和在政策上持折衷態度的'吸收全民的政黨'，他們就可能被稱之為是平民主義者。"

由此可見，在已有的政治學文獻中，對於平民主義一詞的使用是極為籠統而含糊的。因而，要使對平民主義的討論和分析富有意義，就必須對這一概念本身加以嚴格的限定。正因為如此，本文所使用的平民主義的概念將嚴格侷限在這樣的意義上：平民主義是指一種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反對精英和拒絕以犧牲普通民眾的現實利益來實現的歷史進步，是其兩個基本的特徵。

從字面上來講，商業平民主義就是一種“淺薄”的概念；但從實踐上來講，它就是大浪滔天的商業機會！它是福特T型車的一劍封喉，它是戴爾PC機的單刀赴會，它是奇瑞QQ的釜底抽薪……

商業平民主義的實質就是如何鍛造更新的、更多的客户價值。它的着眼點不僅在於把一個封閉性的市場拓展為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並在這個過程中讓更多的消費者從中受益，更重要的是企業本身會成為首要受益者。

商業平民主義是亨利·福特揭竿而起的精神動力，這種動力在美國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商業平民主義的偉大旗手；但需要指出的是，商業平民主義完全不等於慈善主義——它仍然是一種以利潤為歸宿的商業智慧。對於中國企業來説，這種智慧已經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在改革前的總體性社會中，對平民主義的倡導和實踐，是與這種總體性社會的兩個特點直接有關的，這就是總體性社會的運行機制的特點和其獨特的合法性基礎。

總體性社會的運行機制的突出特徵之一，是它的幾乎所有的重要社會活動，都是以社會動員的形式進行的。而總體性社會的突出特徵之一，也是在於它的極強的動員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全國性的嚴密的組織系統，將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動員起來，以達成某一國家目標。就這一方面而言，總體性社會具有一種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效率"。

這種高度動員的體制，即是實現工業化這一民族主義目標的有效手段，也是對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中資源高度分散狀況的反應。自晚清起，由於國家的衰敗，社會資源急劇地分散化，越來越多地掌握在士紳和軍閥等地方豪強的手中，而這些地方豪強在壯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又成為抵制中央政府集中資源的力量。近代史上外強的入侵，工業化的緩慢，頻繁的社會動盪，可以説都與當時中國社會的資源處於高度的分散狀態有關。換言之，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形成，與社會資源的這種高度分散，有着直接的關係。為了解決1949年之前的由政治解體和社會解組結合在一起的總體性危機，同時，迅速實現以工業化為手段的富國強兵的目標，高度的動員能力便成為當時的新政權所不能不關心的首要問題。實際上，不僅是在中國，在當時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高度的社會動員也都是推動各項社會工作，乃至全部的社會生活運轉的重要的甚或是基本的機制。

社會動員對平民主義的需求，與社會動員的類型有着直接的關係。雖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動員都是普遍使用的運作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在不同的國家，社會動員的特點和性質卻有明顯的區別。按照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看法，在兩個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中國和蘇聯，社會動員的模式就明顯不同。以農業合作化的過程為例，蘇聯的社會動員可以稱之為命令式動員(command mobilization)。在蘇聯，其農業合作化的實現，依靠的是城市工作隊在農村所實施的強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農業合作化的農民，都受到強力的壓制以至專政手段的鎮壓。而中國的農業合作化的過程則與此不同。中國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社會動員方式可以稱之為參與式動員(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5>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雖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隊，但工作隊的主要任務不是強制農民，而是向農民進行宣傳和説服工作，使農民認識到現有的土地佔有情況和經營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農民的長遠利益的。個體的農民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才會有光明的前景。在整個過程中，都伴隨着工作隊對農民的"訪貧問苦"和農民的"憶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農民的階級意識，提高政治覺悟。其結果是農民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自覺參與。

從這種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出，作為這種參與式動員基礎的，就是被動員者對這種過程的自覺的參與，而被動員者對這個過程的自覺參與，又是與其現實的利益以及對這種利益的認識直接有關的。只要將這種社會動員的方式與命令式動員的方式做一簡單的比較，就不難理解其與平民主義之間的聯繫。在命令式動員中，更加強調的是精英的作用，是精英與民眾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係。以蘇聯為例，在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不久，就出現了恢復社會中的等級秩序的過程，知識精英在社會生活中處於一種優勢的地位，並享受着種種的特權；在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管理中，更加強調領導人和專家的作用，一長制，專家治廠、教授治校，成為普遍的管理結構；規章制度嚴格，獎懲制度分明。

可以説，在這樣的社會中，實行的一種精英統治，或者説是一種由精英實施的科層式統治，而一般的老百姓則處於一種較為被動的地位。與此相反，在中國的參與式動員中，一般的老百姓要處於一種更為積極的位置上。從羣眾路線，到兩參一改三結合，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廣泛的羣眾動員，都貫穿着一種不懈的努力，即利用和發揮羣眾的能動性和主動性。而在每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的最初階段，大量的宣傳教育工作，實際上都是一種羣眾能夠認識所要從事的運動，與自己的短期或長期利益的關係。而當羣眾的熱情與精英的主張發生衝突，領導層也傾向於精英的主張的時候，也特別強調要保護羣眾的熱情和積極性。因此，在當時的社會當中，羣眾的自發的創造性處於一種相當神聖的地位，挫傷羣眾的創造性成為領導者的一種不容小視的失誤甚或錯誤。

作為一種體制和意識形態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平民主義的特徵，除了與其特有的體制運作方式有關之外，另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平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這種政體的合法性基礎。所謂政權的合法性，實際上是指一個政權存在的理由。1949年之後建立的新政權是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的產物。在這漫長的革命戰爭中，人民羣眾追隨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場革命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建立一個有利於普通老百姓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許諾。因此可以説，無論是革命的本身，還是革命的公開目標，或是革命後建立的新的社會，都是以具有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的論證邏輯為其基本綱領的。

在通過下層革命建立的政權中，以平民主義作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因此，在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中，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的利益為第一位等，都是常有的內容。中國的獨特之處是在於，在革命勝利之後很久，並沒有出現一般所説的熱月反動的過程。在這一點上，中國與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將當時的蘇聯稱之為修正主義。在這種平民主義的革命熱情中，更加強調的是為了普通老百姓的真誠的動機，而對於實際的效果，則至多置於第二位的位置上。在改革開放之後，隨着整個社會的理性化過程的出現，作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平民主義已在處於衰落的過程中, 但儘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識形態中，平民主義仍然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社會面臨某種危機的情況下，尤其是政權在受到某些精英集團的現實的或想象中的威脅的時候，就會出現借用平民主義來反對精英主義的努力。

在民主社會，小民百姓也許在經濟上屬於弱勢，但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使他們在政治上具有極大的潛在權力。政治家不時需要調動這種民氣，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於是各種平民主義運動自然會不停地出現，最早的平民主義運動，是出現在前民主社會，但對塑造民主社會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運動就是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倫改革。這一改革，是針對雅典貧富分化的社會危機。當時許多雅典平民，由於經濟破產，負債累累，甚至不惜賣身為奴，喪失了公民權。結果社會矛盾激化，窮人想造反，富人人人自危。梭倫在這一局面下被認命為執政官，立法改革，力圖創造一個“和諧社會”。他的改革措施，實際上是個妥協的折中方案。比如，他廢除了窮人的債務，特別是保證了那些已經賣身為奴的窮人的公民權。同時，他又把公民分為四個等級，第四等級，即勞動等級的公民，只能參加公民大會，不能擔任公職，重要的公職全由高等級階層壟斷，進而保證了富人的權利。梭倫所創造的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但是，這也是雅典邁向民主的第一步。

對於這一改革，人們除了上述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外，很少分析梭倫的戰略考慮。梭倫所面臨的局面之險峻，遠遠超出我們這些現代人的想象。當時的雅典，除了窮人和富人外，還有大量的奴隸。富人有巨大的經濟權利，但在人數上遠少於窮人和奴隸。而那時的城邦又是個面對面的社會。當窮人越來越不滿，甚至不斷墜入奴隸階層時，奴隸和窮人聯手奪權，殺掉富人，就易如反掌。梭倫的改革，實際上是經濟平民主義和政治平民主義的結合體。他廢除了窮人的債務，重申了窮人的公民權，這樣，就給窮人創造了一個新的政治認同:我們是雅典公民！這樣一來，雖然窮人的經濟地位和奴隸非常接近，但是一旦奴隸起來造反，他們就會以雅典公民的身份，站在跟他們的經濟地位距離甚遠的富人的一邊。

這一政治技巧，在日後的民主社會中不斷被運用。比如，美國殖民地時期和建國前期的南方，不僅有黑奴，還有大量白人的契約奴隸，兩者經濟地位甚為接近，所不同的是白人契約奴隸服務期滿後可以成為自由人。而種族主義的一大政治功能，就是在這些白人契約奴隸中創造一種新的文化和政治認同:我們是白人公民！這樣，窮白人就不會跟着黑人一起造反。直到現在，在美國南方，窮困的白人幾乎是種族主義傾向最強的一個羣體。

布什主義，在政治上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布什主義當初也常常被稱為保守主義的反叛運動。為什麼叫“反叛運動”？因為它代表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弱勢階層的抗爭。我曾經指出，布什的支持者中，有大量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窮白人。這些人是當今全球化經濟競爭的輸家。布什老家得州只有78%的成人高中畢業，為全國最低。大學生在總人口比例最低的州，第一是西弗吉尼亞，只有15%；緊隨其後的是阿肯色、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這些地方，都是絕對的共和黨基地。得州有幾個教育水平高的地方，比如奧斯汀就是個大學城。而那裏也恰恰是個保守州里的民主黨“飛地”。大學畢業生在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州，如康涅狄格、馬薩諸塞、馬里蘭、新澤西，以及首都華盛頓，都是民主黨一統天下。

布什在兩次大選中的勝利，在於他巧妙地運用了政治和文化平民主義，橫掃窮州。當窮白人變得一無所有時，他們急需一種心理安慰，一種政治和文化認同，使他們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優越。布什的保守主義反叛運動，正是給了他們這些:我們是基督徒，我們是福音派，我們是白人，我們代表了這個社會的良知！所以，這些陽光帶的白人基督徒，即使在經濟上失敗，但這種政治文化認同維持了他們的優越感。這也是為什麼你有時會發現，最窮最無知的美國人也最傲慢，最相信美國優越論。而新英格蘭的精英，教育良好，富得流油，卻謙虛温和，總擔心美國説不定哪天就不行了。

這次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的勝利，可能在美國政治中以經濟平民主義替代布什的政治文化平民主義。這一經濟平民主義的社會基礎，就是在全球化競爭中失利的美國中產階級。他們的口號是:我們是美國人。我們的政府怎麼能讓我們和世界最廉價的勞工競爭？！言下之意，美國的勞工，比起世界其他地方的勞工來，應該有一種特權，而且政府必須保護這種特權。通過捍衞這種特權，也就創造或者強化了一種美國人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説，經濟平民主義又是經濟民族主義。其最終的產品，就是一個特權的弱勢階層。這個階層，是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必須面對的。

先破題。“科學”不須多説；“平民主義”——按任鴻雋先生的註解，“就是所謂德謨克拉西”。可能有人要問了，你為什麼不直説“科學與民主”呢？原因是，那個題目太大、揹負太沉重，又為論者伏下了太多的空鑿陷阱。任先生這裏的“平民主義”，或許跡近於現代意義之“民主”所涵蓋的人類生存方式，這也正是一個值得今人深入討論下去的話題。無論如何，在這篇小文裏，筆者不想把自己的思維囚閉在老套的“五四”雙主題變奏曲中。1922年4月29日，任鴻雋在南京為中國科學社春季演講開壇，講題是《科學與近世文化》，開宗明義他就宣稱“近世的文化是科學的”。其後引述梁漱溟説“文化”和“文明”有別，即“文化是人類生活的樣子，文明是人類生活的成績”（梁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此基礎上他作了補充：“不過吾想單説人類生活的樣子，還不能盡文化兩個字的含義，我的意思，要加入'人類生活的態度’的幾個字，來包舉思想一方面的情形，文化兩個字的意思才得完備。”

接着講人類文化的進步，提出“科學的發生”是近世與前代的分野。關於進步，他又引瑪爾芬（Marvin）的觀點説：“有三件東西最足以表示人類的進步。一是智識，二是權力，三是組織。”正是在講到社會組織時，他對所謂的“平民主義”同科學的關係作了精彩的論述：

“這平民的傾向，有兩個意思：一是政治上獨裁政制的推倒，與參政權的普及；二是社會上機會的均等，和階級制度的打消。這兩個意思的發生，一方面因為機器的發明，生了工業革命，又因工業革命過後，物產增加，一般的人有了產業和勞力，自然發生了權力的要求；一方面也因近代的人心，趨於合理的；對於天然的勢力，尚且不肯貿然服從，要求一個征服的方法，對於人為的組織，自然也有一個合理的解決，那些'天賦君權’的説話，自然不能管束他們了。弗蘭克令（Franklin）的墓誌説他'一隻手由自然界搶走了電力，一隻手由君主搶走了威權’，最能表明這一種意思。可見平民主義和科學是直接間接都有關係的。”

至於技術影響民眾生活進而導致社會進步的思想，早在數月前他就在另一篇演講中清晰地表達了。1921年9月1日，任鴻雋以會長的身份在中國科學社第六次年會上致辭，內中提到：

“因為蒸汽機關的發明，在十七世紀又起了一個工業革命。這工業革命影響的遠大，諸君是知道的。他把家族工業制度打破，變成工廠的工業制度；把農業國家的國情打破，變成工業的國家。隨後輪船火車發明了，我們又可以説交通上起了一個革命。從前天涯地角漠不相關的地方人民，現在都彼此生了關係。柏格森説得好，'蒸氣機發明瞭一百年後，我們才覺得他震動的利害。但是他所生的工業革命，已足以推翻從前人類的關係了。由此發生的新思想、新感覺，正在開花結果的時候。設如數千年後，回顧今日，只有粗顯的輪廓可以看見，我們的戰事和政治上的革命，都覺得無足輕重了，只有這蒸氣機關和連匯而及的許多發明，可以作一個時代分期的界限，好像我們現在用原人時代的銅器石器來分銅器期石器期一樣。’”（242頁）

緊接着他又提到電，説“電力的應用，几几乎有取蒸汽而代之之勢。還有電信電話及無線電種種發明，都可以幫着改變現在的世界，使它去古愈遠，一往不返。”

寫到這裏，且容筆者插進一段李卜克內西講述的故事。那是在1850年夏天，即1848－49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後，馬克思流亡倫敦期間：

“不久我們就談到自然科學。馬克思嘲笑歐洲勝利的反動勢力幻想着他們已經扼殺了革命，而沒有想到自然科學已在準備另一種新的革命。蒸汽之王在上一世紀使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它的統治行將終結，另一個更強大的革命力量將取而代之，那就是電力的火花。接着他興奮地告訴我，最近在攝政街上陳列着一個拉着一列火車的電動機車模型。'經濟的革命之後會有一個政治的革命，因為後者只是前者的表現而已。’在談到科學與機器的這種進步時，他的世界觀，尤其是那種叫作唯物史觀的東西，表現得是如此清晰。……第二天早晨，那洶湧不定的思潮終於驅使我再度出門，急匆匆地奔向攝政街，要看一看那模型——那現代的特洛伊木馬。資產階級在自殺的眩惑中很高興地把它引進了自己的伊利翁城，象從前特洛伊的男女們所做的一樣。那木馬會給他們帶來不可避免的災難，神聖的伊利翁城毀滅的日子必將到來。”（李卜克內西《回憶馬克思》）

在馬克思那裏，技術以及隱身其後的科學是屬於經濟基礎範疇的，技術的進步必將帶來上層建築的變革。另一位思想家馬科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則向人們展現了一條完全不同的歷史進路：意識形態影響經濟與社會；換言之，先是倫理，後是科學技術。從宏觀上來講，任鴻雋的觀點是接近於馬克思的，不過後者更加關注的是科學技術對階級關係的影響，前者考慮的是對人類生存方式的改變，即“平民社會”的出現。

先是科學與技術，後是倫理。任鴻雋vs韋伯。任先生是否有理？我們還是用幾個同韋伯命題多少有些關係的例子來説明吧。

被視為近代科學革命標誌的哥白尼日心説，其意義不僅在於顛覆舊的托勒密體系；人所居住的地球在宇宙大家庭中不再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思想對羅馬教會的權威及其奉行的經院哲學構成嚴重威脅。在哥白尼的垂暮之年，一個名叫雷蒂庫斯（G. J. Rheticus）的年輕教士專程從路德派的大本營威騰堡來訪，結果是説服了這位老人同意將手稿付梓出版。儘管沒有證據説明路德派作為整體支持哥白尼的宇宙學説，但是這一事實足以説明，哥白尼的思想對於心懷不滿的異端分子是多麼具有誘惑力。與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同一年出版的《人體構造》，則以人類自身作為解剖分析的對象，無復貧賤富貴，在維薩留斯那裏都只剩下一軀骨架一套皮囊。支持《人體構造》的基礎，是維薩留斯和他的學生們所進行的膽大妄為的屍體解剖；而人體結構的證明，又是對“上帝造人”這一宗教信條的巨大沖擊。至於技術與“平民主義”的關係，只要舉出印刷術的再發明及其在歐洲的傳播導致各種文字版本的《聖經》廣泛流傳，佈道不再為羅馬教廷所認可的教堂和教士壟斷，從而為新教的興起奠定了基礎這一事實就足夠了。另一方面，歷史研究早已發現，“贖罪卷”的濫印濫發，正是路德派與教廷公開決裂的直接導火索。

驗之以當今大勢，任先生所言依然不虛。試看互聯網帶來的衝擊，其發展之快、覆蓋之廣、影響之深，縱是任鴻雋這樣的先哲也無法預料。從原理上講，未來的互聯網技術將使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在獲得信息和接受教育方面變得平等——它將使墨脱縣的孩子可以看到北京景山學校的課堂，使安第斯山區的印第安土著將他們的畜牧、傳統手工藝和旅遊等次級經濟活動提升到可以給他們帶來足夠財富的程度，使每一個蒙古牧民成為關心天下大事的小紳士，使伊拉克的老百姓獲得他們有權利獲知的全部外部信息，使受到委屈的中國農民得到一個訴諸道義裁決的場所。

“平民主義和科學是直接間接都有關係的”，信哉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