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閲

【例句】毛澤東批示：“劉亞樓同志，此件已閲。空四師奮勇作戰，甚好甚慰。你們予以鼓勵是正確的，對壯烈犧牲者的家屬予以安慰。” ^[1] 

“已閲”一詞，是在現代漢語語境下，仍在使用的不多的一種古代漢語形態，歷史悠久。“已閲”一般是君主在奏摺中的“硃批”中經常出現的“準”、“已閲”、“朕計定另”等專用詞。比如清聖祖康熙的奏摺硃批中，就用了很多的“知道了”、“已閲”等批覆。所以，“已閲”兩字，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中，中央集權、行政集權、政府集權等集權體制的典型用詞。因為權力的高度集中，作為統轄全國政務決策於一身的君主，需要等待他做出終極決策的東西太多，君主不可能件件批覆，面對每天成百上千的奏摺，也只有用一個永遠沒有結果，又永遠有結果的，模凌兩可的“已閲”來對付了。即使到了近代，因為行政分權的模式仍與中國無緣，所以“已閲”兩字也就傳承給各地的官吏，一代一代繼承下來。而詞語本身也因此成為了為數不多的仍在使用的古漢語之一。

“已閲”在另一個層面也突出了我國的一個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繼

承的問題。比如“已閲”一詞的行政決策意義——“此事我無法處理，需要報請上級批覆，雖然我已經看過，但基本沒有結果”。這説明，在“已閲”背後，一個轉動了兩千年的，高度精密的、“金字塔形”的行政體統仍舊在開足馬力運轉。

早在明代，耶穌會士就曾讚譽過古代中國的這種分工精密，部門完整，高度統一，協調一致的行政系統。政府的決策取決於最高的權威性人物或機構（比如君主個人以及代表君主的內閣智囊），之後這些決策可以藉助龐大的官僚執行機構迅速有效的執行。就像一部性能優越的吉普車，只要操作人員頭腦清醒踩下油門，發動機、離合器、變速檔、輪胎輪轂就可以協調一致地開動起來。反之，如果個別零件出現了“智能化”傾向，那麼這部機器立刻就崩潰。

古代中國的這種行政體制造成的結果就是，基層官員的個人智慧與決策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體系內的優秀的，有特色的人被機械的、麻木的、平庸的人被吞噬取代。各級官員的決策權十分的小，而執行權又十分的大，導致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必須層層通報，消耗了大量的精力，磨滅了大量的智慧。比如，在與古代中國一樣的集權痕跡深厚的俄國，在蘇德戰爭爆發初期，由於俄軍內部僵化的集權體制，當俄軍在面對德軍的閃電戰進攻時，個別軍官由於“等待指示決策”的時間過長，喪失了自我行動能力，直接導致了蘇軍被德軍大量包圍殲滅。

所以，“已閲”一詞，無論是其文學性，歷史性；無論是文學層面還是體制層面，都在顯示一個現象。“已閲”體並非寧波鄞州區區長一人的過錯，其背後的體制問題才是最關鍵的問題。僵化的體制不改革，過多的權力不分權，“已閲”這種麻木，緩慢，拖沓，冷漠的體制問題還是會發生，中國也永遠進入不了基本的政治現代化國家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