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任俠

左任俠先生是現代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留法心理學博士，是中國現代心理（教育）統計與測量的先驅，兒童心理學的開拓者。曾任上海市心理學會理事長（第三、四、五屆），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最終職稱與職位）和《心理科學通訊》（現更名為《心理科學》）期刊主編。其對心理測驗、發展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等心理學分支和研究方法做出了突出貢獻，為中國當代研究皮亞傑心理學理論，結合心理實驗檢驗，並應用於教育領域的奠基人之一。

左任俠，又名左承恩，1901年1月7日生於湖北武昌。1923年畢業於原武昌國立高等師範學校，英語系。1925年赴法國留學，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學學習實驗心理學，師承福柯（M.Foucault）教授 ^[1]  。1927年春歸國，同年秋再赴法國深造，並於1931獲得蒙彼利埃大學博士學位。此後在巴黎大學、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等校從事短期博士後研究工作，受到皮耶隆（H.Pieron）等著名心理學家的深刻影響。1932年回國，在河南大學任教，期間寫作了《法國心理側驗史略》和《中國教育中的測量方法》（法文），並於1934年起在《側臉》（二卷一期、二期）連載了其影響深遠的文章《智力是什麼》。1936—1937年，赴印度尼西亞教學，在雅加達著名華僑文化中心——巴華學校擔任校長職務。在珠海的暨南大學分校、復旦大學、原滬江大學、原光華大學、上海醫學院等高校都留有左任俠先生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以後，左任俠先生受著名簡化論心理學家郭任遠先生之邀，到復旦大學心理學院任教。因院系重組，隨原復旦大學心理學院併入原華東師大教育科學學院心理學系 ^[2]  工作。1956年9月，左任俠同心理學家謝循初、胡寄南一起被評定為三級教授，在其後開辦的研究生班擔任導師職務。當時，作為新興科學的心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主流文化的誤解，認為其是唯心主義的產物，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本土心理學家的許多努力化為烏有，左任俠先生和同事們一起在惡劣的環境下始終堅持心理學研究，與他的研究生李其維 ^[3]  一起編撰了《皮亞傑發生認識論文選》，對皮亞傑學説作了系統、完整的評價。1978年，心理學開始復甦，高考制度恢復，左任俠承擔了華東師大心理系首批發展心理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後國家在該專業設立博士點，左任俠教授經評定，獲得博士學位授權資格。1981年1月《心理科學通訊》復刊，遞王亞樸主編，左任俠先生擔任了該雜誌復刊後的第二任主編（1983）。

左任俠教授對培養心理學研究生的工作很認真，為使研究生能掌握前沿知識，他毅然放棄用了十幾年的現成教材，重新備課。他還研修了遺傳學和生物化學課程，編寫了《遺傳與生化基礎》等教材。當時己七十八歲高齡的左任俠教授不顧心臟病、哮喘等疾，堅持每天到校工作，常常上課時服藥，即便如此，他對學生的每篇文章還要逐字逐句過目。1997年3月1日，左任俠先生在上海東華醫院病逝，走完了人生九十六個春秋。

《中國教育中的測量方法》(1932，法文)

《智力是什麼?》(1934)

《小學兒童的因果推理》(1957)

《教育與心理統計學》(教材，1982)

《略論皮亞傑理論對教育的影響》(1983)

左任俠先生深受現代實驗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影響：心理活動都有其生理學基礎，而且在立論前必須要找到確切的醫學研究成果支持，以便計量研究和有章可循，然而他對於心理測驗諸問題的見解又不是機械唯物的。早在河南大學任教時，左先生就撰寫了諸多文章關於智力和心理測驗， ^[4]  對兒童心理發展上其他爭論不休的學術問題，他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左先生豐富了當時“在常態環境中能力發展是漸進的，於環境變動之中則呈現不規則（可能跳躍）發展”的環境決定論，提出“（一些）簡單能力之突然呈現，是生理和神經逐漸成熟的表現”。而隨身體成長逐漸成熟的智力，是在新的環境中對早年環境中成型的行為模式的激活，隱含着身心發育與環境影響的交替反應觀。其引用實證研究證明，成長環境好的人處理問題時“行為武器”更豐富。在論及智商是否是恆定值時，左任俠批評了使用智力量表機械測量智力商數是否變化的做法，主張通過“受試者的工作程度”測量“智力的明度”，即按照發展心理學的觀點編撰衡量階段行為水平的“行為量表”，據此測評兒童智力的發展。

左先生進一步提出了“行為樣品説”，該學説並非憑空立説，而是參照了大量實驗設計和解剖學研究的結晶。其認為“行為量表”的編撰要參考幾種同水平的“行為武器”，通過“動境”（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來測量，測量的結果應該是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動境”的平均值。該觀點結合了當時流行的“各種行為能力起到相互補償作用”的觀點，並把關注於單一行為能力的“補償説”擴展到兒童整體發展水平的衡量上。

左任俠先生為學界同行系統介紹了皮亞傑心理學的方方面面，並將其應用於教學方法的改良和考核制度的改進上。在教學方法上強調：活動法（皮亞傑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思維產生於動作。智慧自動作始，斷智慧與動作之間發生的聯繫，那麼智慧的發端是不可能的 ^[5]  ）；自我發現法（積極發現想學的內容，而不是被動灌輸）；衝突法（在新情境中，教師避免主觀引導，而讓孩子產生新穎感和興趣）；以及，同伴影響法（兒童之間的互動比兒童與成人的互動更加有助於克服自我中心思想。）

在考試製度改進上，左先生提出了口試與筆試並重的基本出發點，並詳細論述了口試考試方式的誤區和改進辦法，其一些觀點，比如“問一個理論性的問題、一個記憶性的問題、一個應用性的問題”，又比如“口試考試不能要求涉及教學大綱規定下所有章節的知識要點”現在看來也極具啓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