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部直三郎

岡部直三郎（1886～1946年），日本廣島縣人，曾任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陸軍大將。1946年因腦溢血病死於上海日本戰犯醫院中，他是戰後在中國因病斃命的日軍最高將領。

岡部直三郎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並曾以軍事研究生身份出國留學。後相繼在關東軍、陸軍大學、參謀本部、上海派遣軍等處任職；1934年，晉升為陸軍少將；1937年“七七”事變後，出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輔佐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不斷擴大侵華戰爭，先後入侵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山東等省。在指揮作戰的同時，岡部直三郎還不斷加強特務活動，在天津專門設置了由其直接負責的特務部。在他的指揮下，特務部在天津、北平、河南、山西、山東等地成立了各種名目的偽自治政府、維持會、臨時政府、防共政府等，並將其最終納入偽民國臨時政府，初步完成拼湊日本傀儡政權，建立日偽統治的大任。其間，岡部直三郎於1937年11月晉升為陸軍中將。

1938年7月，岡部直三郎調任駐齊齊哈爾的關東軍第一師團師團長，大肆鎮壓黑龍江省民眾的抗日武裝鬥爭，並不斷挑起中蘇邊境糾紛和武裝衝突。1939年轉任駐蒙軍司令官。次年，奉召回國，在參謀本部任職。1942年，調任軍事參議官兼陸軍大學校長。1943年2月，晉升為陸軍大將。後相繼擔任關東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第六方面軍司令官等職，指揮所部到處征伐，殘殺中國人民。1944年11月，岡部直三郎因座機被擊毀，身負重傷。雖然他此次幸運地逃過了一劫，但還是未能活多久。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由中國第六戰區負責武漢地區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的受降事務。9月18日，第六戰區在漢口中山公園內舉行隆重的受降儀式。15時整，岡部直三郎在參謀長中山貞武少將等人陪同下，進至受降大廳肅立，向中國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脱帽行禮致敬，並當場解下佩刀，雙手遞交，以示所統屬的日軍全部繳械投降。隨後，在投降書上簽名蓋章。

受降後，岡部直三郎於9月22日向所屬部隊下達了繳械投降的命令，並將命令副本及其各部隊番號、兵力、駐地、武器、裝備等有關圖表，呈報中國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並請代為轉告各受降部隊。9月末至10月上旬，日軍第六方面軍全部解除了武裝。此後，岡部直三郎被中國軍方囚禁在武漢大學內，後轉押至上海。1946年11月，岡部直三郎因腦溢血在戰犯醫院中死去。 ^[3] 

岡部直三郎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炮兵科，次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授予炮兵下士官軍銜，開始在炮兵部隊服役。一九一五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校第二十七期，晉升為炮兵中尉，畢業後以軍事研究生身分出國留學。後在關東軍供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任陸軍大學校教官。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晉升為炮兵大佐，一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調任關東軍第一師團野戰炮兵第一聯隊聯隊長，再次入侵中國東北。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奉命返回日本國內，任參謀本部炮兵監部員。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於二月二十三日調任上海派遣軍高級參謀。同年十二月七日，回國任參謀本部演習課課長。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晉升為陸軍少將，任陸軍大學校研究部主事。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任技術總務部部長。七七事變後，再次入侵中國，於八月二十六日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

此後，岡部即輔佐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不斷擴大侵華戰爭，先後入侵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山東等剩在指揮作戰的同時，還不斷加強特務活動，在天津專門設置了特務部，九月四日任命喜多誠一為特務部長，直接受方面軍參謀長指揮，主要任務是在華北五省拼湊偽政權。九月六日，岡部對特務部長作訓令指出，“關於建立華北政權的準備，暫建立政務執行機關，以統治現在及將來的軍佔領區的中國方面各機關，且儘量使之成為將來華北政權的基幢。“關於謀略問題，應抑制華北現有軍閥參與會戰，努力製造並擴大反蔣氣氛，同時根據需要對南京施以政治及經濟的謀略。應與軍參謀部所進行的作戰謀略緊密配合互相協力”。根據岡部的指示，特務部立即展開活動。九月二十三日在天津成立“天津治安維持聯合會”，十月十二日“北京治安維持會”召開常務委員會，發出“勸告國民政府和平停戰”的通電。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彰德成立河南自治政府，十二月十日成立山西省臨時政府，十二月十四日以王克敏為中心拼湊了所謂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特務部在“華北政權建設研究”中提出，華北新政權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軍勢力範圍內所屬全部地區普遍施行。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山東省濟南、青島分別組成治安維持會。此後，特務部又陸續將華北五省各自治政府、維持會、臨時政府、防共政府納入偽民國臨時政府，初步完成拼湊日本傀儡政權，建立日偽統治的大任。其間，岡部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晉升為陸軍中將。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調任駐齊齊哈爾的關東軍第一師團師團長，大肆鎮壓黑龍江省民眾的抗日武裝鬥爭，並不斷挑起中蘇邊境糾紛和武裝衝突。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轉任駐蒙軍司令官。上任後即着手組織冬季“掃蕩”，企圖消滅淶源縣南部的八路軍，結果遭到慘敗，十一月三日至七日，被八路軍斃傷阿部規秀中將以下一千五百人。此後，岡部命令以軍參謀長為首的戰鬥司令部前進至淶源縣城，以進行報復性作戰，但一直未能捕捉到八路軍主力部隊。

十二月上旬，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發起冬季攻勢作戰，在包頭以南地區，不斷給岡部屬下的騎兵集團以沉重打擊。二十日拂曉，第三十五軍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突襲騎兵集團司令部，岡部在張家口接到報告後，立即派出增援部隊，將駐薩拉齊的騎兵第一旅團調到包頭。戰至傍晚，日軍傷亡更加慘重。岡部又下令增派兩個步兵大隊，同時駐守固陽、安北的騎兵第十三、第十四聯隊也向包頭增援，但在途中遭到伏擊，傷亡過半，聯隊長小林一男大佐被擊斃。二十一日巷戰繼續進行。二十二日，岡部命令騎兵集團及增援部隊發起反擊，於次日將中國軍隊擊退。

此後，岡部決心摧毀黃河北岸的中國軍隊及游擊隊的根據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岡部命令第二十六師團及騎兵第十三聯隊“掃蕩”黃河南岸的伊盟地區，然後集結於包頭附近。一月二十六日，岡部飛抵包頭。二十八日，親自指揮駐蒙軍冒着零下十至三十度的嚴寒，分乘無篷卡車，從三面向五原地區挺進，騎兵和獨立混成第二旅團辻村支隊沿黃河兩岸西進，二月三日突入五原。四日，岡部下令進行追擊作戰，十一日返回五原，結束作戰。

三月初，日軍撤離五原。傅作義指揮主力部隊於三月二十日夜發起對五原新城的進攻，全殲了日軍特務機關、警察隊及偽蒙古軍。三月二十五日，岡部下令進行第二次後套作戰，但仍未達到預期作戰目的。六月六日至七月八日，岡部指揮駐蒙軍與第一軍相配合對晉西北地區進行了夏季“掃蕩”。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奉召回國，任參謀本部部附。十二月二日任技術本部部長。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調任軍事參議官兼陸軍大學校校長。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晉升為陸軍大將，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出任三個方面軍的司令官。十月二十九日出任關東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統轄第四軍、第六軍。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轉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赴任後，立即於九月上旬制定了“華北警備革新計劃”，按照各兵團的實際兵力情況，對警各部署進行調整。並於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開兵團長會議，下達“對華北緊急措施綱要”，要求“徹底收集華北戰略物資，儘量多往日本輸送，以支持戰爭”；“由於共軍不能早日消滅，必須確保重要地區和鐵路兩側的治安，以保證戰略物資的收集和運輸不受阻礙”；“要以軍為中心，將日本大使館、中國方面各政治和經濟機關、新民會等從實質上統一起來”等等。

岡部直三郎擔任的第六方面軍戰鬥序列如下 ：

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

參謀長：中山貞武少將

第十一軍：司令官 笠原幸雄中將；轄第五十八師團，獨立混成第二十二、八十八旅團

第二十軍：司令官 板西一良中將；轄第六十四、六十八、一一六師團，獨立混成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六、八十七旅團

方面軍直轄第一三二師團，獨立混成第十七、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旅團，獨立步兵第五、七、十一、十二旅團

第六軍：司令官 十川次郎中將；轄第七十、一三三師團、獨立混成第六十二、八十九、九十一旅團

第十三軍：司令官 松井太久郎中將；轄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一0一師團，獨立混成第九十、九十二旅團，獨立步兵第六旅團

第二十三軍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司令官 田中久一中將；轄第一0四、一二九、一三0師團，獨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團、獨立步兵第八、十三旅團

第六戰區長官部在漢口上智中學，長官司令孫蔚如一行乘小火輪抵達江城，武漢各界敲鑼打鼓，拎魚帶雞，夾道歡迎。孫將軍用濃重的陝西鄉音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武漢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今於淪陷七年後，在一片勝利歡迎中，我們回到這光榮的歷史的重鎮，自然百感交集，自然是無上興奮……回想到一世紀以來的國恥，五十年革命的歷史，八年抗戰的記錄，益覺今天勝利之可貴。勝利既得來非易，我們自應小心翼翼地去保持。勝利猶若一朵自由之花，我們今天的責任，就是悉心地衞護、澆灌，使之結成幸福之果……”

國恥日受降意在雪恥

孫蔚如將軍把受降時間定在9月18日的“國恥紀念日”，意在洗雪國恥。

受降是個儀式，實際內容早已從8月下旬進行，第六戰區的中國軍隊按照進軍路線如期到達，數千份通牒文告源源不斷地送達日軍將領岡部直三郎手中。然而，日軍中一些死硬派軍人，自行毀壞火炮，破壞機場，甚至鼓動漢奸成立武漢治安聯軍；日偽合組的工、商、農、礦及銀行機構，隱藏情報，拍賣物資、設備，一些貪圖小利的不肖之徒密與勾結，或藏匿不報，或廉價收購。將軍接到諜報人員的情報，戰區司令部連發兩份備忘錄給岡部直三郎，警告岡部必須嚴厲查禁，不得違抗，並在報紙公開聲明，凡舉報日偽機構轉移、破壞財產、設備、武器的市民，以實物價值的4%比例獎勵舉報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動六戰區的受降事宜，不到一月，就收到200多份舉報情報。19天共接受了21萬日軍和9萬偽軍的投降，接收日、偽工廠、農場、倉庫、銀行近360多處。

隨着受降日期的臨近，孫蔚如越發顯得忙碌，受降備忘錄雪片似的遞到侵華日軍將領岡部直三郎手中，一切忙而不亂。孫蔚如經常是白天會客，晚上開會，忙得給人題字均由李百川代筆。

事多就偏偏出事。“三人小組”的共產黨的代表董必武一行通過關卡時就被特務扣留。原來，蔣介石對“三人小組”制定了陰陽兩個政策，明裏電令“三人小組”事關和平大事，務必妥為招待，暗裏要特務監視異黨活動。孫蔚如聽説董必武被拘留之事，不禁勃然大怒，厲聲呵罵特務頭子立即放人，並派連瑞琦將董必武、王震接到戰區長官部，宴請中共代表，並指令警衞團長康樸嚴加保護“三人小組”的中共人員。

9月18日，這個民族切膚之痛的恥辱之日，終於洗雪中華民族的百年恥。經過十四年的抗擊、八年的血拚，中國人民終於靠自己力量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日本強盜，取得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百年間所沒有的偉大勝利。人們應該盡情舉杯歡慶，今天已無日本兵踢踏的皮靴聲，沒有膏藥旗的炫耀，沒有侵略的槍聲。

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張燈結綵，懸掛着各種慶祝抗戰勝利的大幅標語。一大清早，人們穿着節日的服裝，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中正路（今解放大道）一帶，中午時分，大街兩旁已是人山人海，人們實在想看看在中國橫行多年的侵略者投降時的醜態。是啊！從九一八事件到盧溝橋事變，中華兒女誰的心中不是沉重如石。

受降儀式設在中山公園的張公祠舉行。這是一排平頂式房屋，它是武漢淪陷時偽武漢市長、張之洞之子張仁蠡為他祖先修建的，孫蔚如讓副官徐鴻恩將“張公祠”三個字剷掉，換上孫蔚如書寫的“受降堂”三個遒勁的大字。

從循禮門到橋口，大街兩邊一字排滿全副武裝的中國軍人，個個都是嶄新的軍服，嶄新的武器，臉上神情嚴肅卻又掩藏不住內心的喜悦。

上午10時30分。侵佔武漢達7年之久的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長官岡部直三郎大將、參謀長中山武貞少將一行數人，在中國兵士嚴密監護下來到第六戰區聽取受降事宜。曾經不可一世、叫囂三個月亡華的日本軍閥此時畢恭畢敬，就連受降儀式的細節也格外注意。

下午3點，岡部直三郎帶領在武漢的侵華日軍將領，乘坐一輛插着小白旗的黑色轎車，在中國軍隊摩托車的押送下，緩緩駛過大街，淪陷7年飽受屈辱煎熬的武漢人民，眼裏噴出憤怒的火光，年輕小夥攥緊拳頭，不住喊“打”，擔任外圍警戒的中國士兵，儘量給羣眾説着好話，維持着受降秩序。岡部直三郎身材矮小，塌鼻樑下蓄着一小撮東洋鬍子，全身戎裝，右手扶着指揮刀，傲慢的神態掩飾不住內心的恐慌，兩個小眼睛四下張望，不小心踩到地上的小坑兒，身子打了個趔趄，險些跌倒。他身後的是參謀長中山武貞少將、福棲靜島大佐、岡田芳正大佐、清水勖之大佐。這時，守候在受降堂前的戰區長官部少將副處長蔣霓志（地下黨員）帶着日本降將走進受降堂。

受降堂正中放着一長方形桌子，上面鋪着白色的枱布，正面掛着中國國旗和孫中山畫像，兩旁掛着中、美、蘇、英各國國旗，孫蔚如將軍一身戎裝，佩戴上將領章，作為華中地區總受降官坐在正中，緊挨他的兩側是武漢地區總受降官王敬玖中將和湖北省主席王東原，中共代表董必武、王震及美軍顧問及我國高級將領88人分別坐在兩側。

岡部直三郎等4人走進廳堂，站在孫將軍面前，立正，脱帽，敬禮，遞上象徵暴力、

權力的指揮刀，中國將士看到這時，熱淚涕下，歡聲雷動。孫蔚如通過翻譯向日軍投降將領宣讀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第一號命令，內容均為日軍解除武裝、物資移交、俘虜集合等具體規定。“第一號作戰令”宣讀完畢，孫蔚如聲如洪鐘，命令岡部直三郎簽字投降。岡部直三郎，這個在武漢三鎮犯下累累罪行的侵華戰犯，耷拉着腦袋，神情呆滯，汗珠不停地從額上、臉上流下。聽到命令有些發呆，在原地站了一會兒，又掏出手帕擦了擦臉上的汗水，方走到桌台前，顫抖着雙手接過命令書，彎腰執筆籤道：“今謹收到，中華民國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中華民國35年9月18日六戰作命甲第一號命令一份，當全部遵照執行，並立即轉達所屬及所代表各部隊之各級官長士兵確實遵照。對於本命令及以後一切命令或指示，本官及所屬與所代表之各隊全體官兵，均負有完全執行之責任。” 霎時，全場歡聲雷動，院外爆竹連天。

孫蔚如將軍在受降紀念碑用他那瀟灑粗獷的草體寫下：“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岡部直三郎大將率屬二十一萬籤降於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

是夜，江城沉浸在一片歡慶之中，羣眾自發地擁上街遊行，到處是歡慶的鑼鼓，到處是喜慶的鞭炮。18歲的青年徐明庭壓抑不住興奮之情，步行到黃陂老家，將這喜訊告訴窮山僻壤的父母，第一次向父母提出要酒喝，引得祖父詩興大發：“兵氣銷為日月光，初聞涕淚滿衣裳，小孫也識餘心樂，竟向高堂索酒喝”。 ^[4] 

1946年11月28日下午2點半，位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醫院，這裏有一名要犯， 突發急病，情況緊急，需要馬上搶救！醫院裏抬進一副軍用擔架，擔架上躺着一個處於昏迷狀態的日本人。看守人員告訴醫院，這是一個要犯，必須盡力搶救，隨即，監獄醫院處於緊急狀態之中。

提籃橋監獄醫院收進了一個病犯，為何要如此興師動眾？原來，此人是在押的日本戰犯——陸軍大將岡部直三郎。

1946年11月28日下午，岡部直三郎一邊在囚室內吃東西，一邊與看守人員東拉西扯幾句。過了一會兒，岡部忽然不講話了，昏倒在地，知覺全無。看守馬上報告上級主管，並及時打電話通知設在提籃橋監獄之內的監獄醫院。

監獄醫院接下處於昏迷狀態中的岡部直三郎後，立即搶救，岡部病情略有好轉。院方就把岡部安排在醫院的二樓病房內觀察治療。當時醫院護理人員較少，且又不通日語，院方生怕岡部生活上不便，經請示有關部門批准，破例叫來原岡部的部屬，一起拘押在提籃橋監獄中的日籍人員芝原平三朗等臨時陪伴岡部，在生活上給予照料服務。同時，監獄醫院及時請在上海的日本籍醫生中山博士前來監獄會診。中山博士診斷後認為，岡部直三郎患的是腦血管類疾病，又是急性突發，雖然醫院搶救及時，但是畢竟腦出血過多，又年齡偏大，恐怕性命難保，希望醫院和監獄做好思想準備。

當晚6點50分，正在輸液中的岡部直三郎病情突然惡化，大喘不停，大汗淋漓，中山博士親自參加搶救，然而無濟於事。7點15分，這個在侵華戰爭中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陸軍大將，雙眼一閉，一命嗚呼。卒年60歲。據有關資料查證，岡部直三郎是在中國境內因病斃命的侵華日軍最高將領。

第二天(11月29日)早晨，岡部直三郎的屍體從提籃橋監獄醫院運往膠州路上海驗屍所檢驗，並對屍體拍照存檔，呈報後由上海日本聯絡部領回，辦理善後事宜。1946年11月，上海《申報》、《新聞報》等報紙曾對岡部直三郎的死亡作過簡要報道。《申報》的標題為《窮兵黷武者之下場，敵酋岡部大將庚死》。《新聞報》的標題為《戰犯岡部直三郎腦出血病死獄中》。侵華日軍頭子岡村寧次在《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中也作了如下記載：“1946年11月28日，接到岡部大將在上海死於獄中的報告，不勝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