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亨利·端納

端納來自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小城裏斯峪。他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開始關注中國的。鴉片戰爭後國門洞開的中國，始終是洋人們的興奮點。在驟然興起的“中國熱”中，新聞記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端納便是其中之一。端納的“遊説”之路，是憑自己的努力走出來的。他約於1903年到香港，供職於《德臣西報》及《中國郵報》。他最早接近的中國政要是兩廣總督張人駿。為了求見張總督，他曾在廣州兩廣總督府門前“死等”。端納以三寸不爛之舌，縱論天下大勢。張人駿總督以香檳酒待之，並聘其為無報酬的“名譽顧問”，並得隨時晉見總督之權。 ^[1] 

之後，端納又在香港主動求見孫中山，當時，孫中山遊歐，只得由胡漢民出面接見，但從此以後，端納便與革命黨人保持着密切關係。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黨人在伍廷芳公館成立總部，指揮東南數省之革命，伍廷芳總其事。端納乃鼎力協助伍氏之工作，內促各省反清光復，外則任對外交涉之事，人稱“革命黨的無官職的外交部長”。 ^[1] 

孫中山返國後，與端納相見恨晚，數日長談，論及中國當時面臨之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重大問題。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聘端納為“中華民國外務高級參議”。 ^[1] 

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條”（日本與袁世凱秘密簽訂的秘密條款）為交換條件，支持袁世凱稱帝。端納欲得“二十一條”之詳情，乃以財政總長周自齊為突破口，展開“遊説”工作。周自齊不敢透露絕密的“二十一條”，暗示袁氏之英國顧問毛裏森（端納的好友、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處有英譯本。據此，端納終得“二十一條”正式文本，並對外發布，引起國內外輿論大譁。 ^[1] 

張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後，端納經人介紹赴瀋陽謁見張學良，從此，端納成了張學良的顧問（一説受蔣介石委派）。他對張學良有“三大勸”：一勸張學良戒毒；二勸張學良處決楊宇霆、常蔭槐（兩人均為東北軍元老重臣）；三勸張學良歸順中央政府。 ^[1]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主和派”激烈爭吵。宋美齡力主先派一個可信賴的人到西安了解情況，然後再設法把蔣介石營救出來。宋美齡選定了端納。一則端納與張學良的關係甚篤，曾任張學良的顧問。“九·一八”事件之後，張學良曾被迫下野周遊歐洲，其間就是端納朝夕相伴。二是端納與蔣介石夫婦的關係亦非同一般。1934年，當端納陪張學良從歐洲回國後，適逢蔣介石發起所謂“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為宣傳這一運動，請端納幫助她處理信件和報告。張學良本來不想割愛，但既然宋美齡開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絕，最後只答應端納為蔣介石夫婦工作六個月，但最後端納還是被他們硬留在了身邊。 ^[1] 

“西安事變”後，南京主戰派正調兵西進，交通受阻，音訊中斷，情況完全不明。但端納卻把此次重任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12月13日午後，他衝破主戰派的層層阻力，帶着宋美齡寫給蔣介石和張學良的兩封親筆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 ^[1] 

端納到西安後，在與張學良的會談中，進一步證實了自己的判斷，蔣介石當時不僅沒有生命危險，而且張、楊對他並無惡意。端納表示同意張學良提出的主張，並承諾竭力去説服蔣介石。會談結束時，他還一再告誡張學良，千萬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國必然大亂，這隻能對日本有好處。 ^[1] 

傍晚時分，在張學良的陪同下，端納來到了臨時扣押蔣介石的地方。蔣介石做夢也想不到端納會到來，一時激動得流出淚來。聽了端納的一席話，再看了宋美齡的來信，又聯繫到張學良、楊虎城對他的態度，蔣介石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並沒有什麼危險，也明白了“兵諫”的真實意圖。於是，蔣介石固執的態度漸漸地發生了轉變。緊接着，端納又帶着蔣介石給何應欽停止進攻和讓宋子文前來西安與張、楊談判的手諭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場可能爆發的內戰終於避免了。 ^[1] 

遺憾的是，張學良在護送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為此，端納常為自己的“言而無信”深感愧疚。端納不厭其煩地為張學良求情，終於招致蔣介石對他的不滿，並開始冷落他。 ^[1] 

西安事變”剛結束，南京的親日派就通過《中央日報》攻擊端納是張學良的同謀，指控他“出賣中國”，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還趁機將他與一日本人的談話錄音通過技術處理後，作為端納是日本間諜的“證據”呈給蔣介石，致使蔣介石對他產生了懷疑。無奈之下，端納於1940年離開了蔣氏夫婦。 ^[1] 

此後，端納在香港的一家飯店暫住下來，不久又到了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島。可是好景不常，太平洋戰爭爆發。此後，端納急忙乘一艘美國郵輪返航。不料，在途經菲律賓馬尼拉時，他被日本佔領軍關進洛斯巴尼斯集中營。端納隱姓埋名，混跡於其他白人囚犯中。雖然一些人認出了他，然而，無一人出賣這位日本人重金通緝的“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 ^[1] 

1945年2月，蔣介石通過盟軍海軍情報系統等部門和人員的證實，方知錯怪了端納，於是，馬上請求遠東地區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採取特別營救行動。2月23日清晨，麥克阿瑟將軍組織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動，救出了端納，並立即將他送往美軍珍珠港海軍醫療中心進行治療。 ^[1]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親筆簽署了一份電報送到端納手中，歡迎他回到中國。此時，經過四年的集中營折磨，端納的身體已受到嚴重的摧殘，他深感自己在世的時光不多。他越加思念中國，於是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 ^[1] 

當迎接端納的飛機在上海江灣機場降落時，宋美齡、孔祥熙等人專門前往迎接，他們將端納安排到虹橋醫院治病。經仔細診斷，端納被確診患有晚期肺癌。治病期間，蔣介石也多次去醫院探望端納。在端納彌留之際，宋美齡還親自在其牀側為他誦讀《聖經》。1946年11月9日，端納溘然長逝，終年71歲。 ^[1] 

孫中山曾以“不勝感激”評價瑞納：“國家統一，偉業告成。你曾力將我們的主義宣示天下，使革命獲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滬寧之間，盡力助我軍民。每念及此，不勝感激。” ^[1] 

張威教授著有《端納檔案：一個澳大利亞人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冒險》。此書展現了近代澳中關係史上一個重要而頗具魅力的人物，它詳細地描述了威廉·亨利·端納的生平——從19世紀末他在新南威爾士里斯岣的童年講起，直到1946年他在上海逝世。歷史記錄表明，有兩位澳大利亞記者在20世紀上半葉深入參與了中國政治。第一位即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1862-1920），他是《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曾在1912年至1916年期間擔任過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1859-1916）的政治顧問。第二位澳大利亞記者便是端納，他於1903年任香港《德臣報》編輯，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擔任過“少帥”張學良（1901-2001），以及蔣介石（1887-1975） 和宋美齡（1897-2003）的政治顧問。這兩位澳大利亞人都經歷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諸多的戲劇性事件，並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在“北京的莫理循”成為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焦點的同時，有關端納的研究卻是鳳毛麟角，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在於缺乏資訊。為了填補空白，本書作者張威教授歷時10年，在全球範圍內追尋有關端納的資訊，包括其生平與時代背景。通過研究，張教授完成了一部翔實的端納傳記，從而對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並加深了讀者對這位重要人物的理解。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