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

伴隨着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堵車”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國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傳染”。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於GDP增長速度。南京上班時間早晨六點半就開始堵，一些重點路段200米的路開車要走20分鐘。"大城市病"在這裏傳染得很快。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經揹負着一線城市高房價的中國人還發現，一些二三線城市逐漸出現了“一線房價”。借錢也要先買套房子！這裏房價漲得這麼快，得早下手。

“看病難”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樣存在。烏魯木齊市民王海英早晨5點起牀後，便匆匆趕往新疆中醫院排隊掛專家號，而當地上班時間是上午10點。

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現，中國許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辦法，“新城區”“老城區”“城市西擴”“市中心東移”等等，都是各地應對“大城市病”的努力與實踐。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時，開始追求“幸福指數”、“健康城市”、“綠色城市”，以減少“大城市病”的深度傳染。

2015年7月11日閉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表決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的意見》。其中，涉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會披露：北京將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在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控”與“疏”雙管齊下，嚴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中心城區力爭疏解15%人口。

北京從單中心模式變為多中心模式，解決人口擁擠、交通擁堵、公共資源緊張等“大城市病”的困擾，是政府和社會達成的共識。但作為首都，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設變化敏感而複雜。此次會議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實現歷史性破局。 ^[1] 

一些專家指出，近些年，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實際上同時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複製或被傳染了“大城市病”。對此，不少部門和專家已經表示，要警惕二三線城市患“大城市病”。 ^[2] 

在大城市發展中，為避免“大城市病”，需要建立起大城市內部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結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