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數

不同的人對幸福感的理解和詮釋不同，比如市民小王説：“幸福就是工資再高一點，晚上少加班。”而職業經理人胡明鑫認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個世界品牌。”而專家認為，幸福感可以理解為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

事實上，幸福指數的含義遠不止幸福感，它還包含民眾所擁有的外部生存環境和自身發展條件。例如，“非典”曾讓人們的幸福指數下跌，“神五”成功發射則提高了幸福指數。又如，生活在空氣污染指數低的城市，就相對幸福。

怎樣測試自己的幸福程度呢？專家認為可以通過心理測試來把握。他提出了由10個次級指標構成的我國民眾幸福指數指標體系：知足充裕體驗指數、心理健康體驗指數、成長髮展體驗指數、社會信心體驗指數、目標價值體驗指數、自我接受體驗指數、人際適應體驗指數、身體健康體驗指數、心態平衡體驗指數、家庭氛圍體驗指數。

高連奎幸福方程式

幸福不僅是可以研究的，幸福指數也是可以量化的，幸福指數完全可以變成一個與現實經濟變量掛鈎的方程式。幸福是可以用經濟學加以解釋的。

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數 = （個人收入/周圍人平均收入）×（未來收入預期/現在收入）× （個人收入/生存成本）×個體差異以上公式在不嚴格的情況下，也可以簡化為

“幸福指數=收入/生存成本”。 ^[1] 

第一、民眾的幸福指數主要與收入和生存成本兩個因素相關，幸福指數與收入成正比，與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強，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強。中國人在20世紀80年代幸福感是最強的，因為當時收入在不斷增長，生存成本卻變化不大。而到了21世紀，隨着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改革的漸次展開，國人的生存成本驟然升高，幸福感也就越來越低。

第二，幸福感還來自於是來自周圍人的比較：個人收入高於周圍人時，幸福感更強；收入不及周圍人幸福感就差。這種周圍人可以是親戚朋友，也可以是鄰居、同事或是所在城市居民，主要是自己見聞所能及，且比較關注的範圍。

第三，幸福感還與未來預期有關，如果現在收入很高，而對未來預期收入不穩定，那幸福感就會很差，如果未來有穩定的預期，那幸福感也會很強。這可以從古代的養兒防老和現代的社會保障來證明。在古代，養兒防老其實也是一種收入預期。最後，幸福還與個體素質有關，這主要是指心理素質、心理承受能力，而非慾望。 ^[1] 

另外，幸福與過去的收入沒有關係，因為過去的收入對應過去的生存成本，現在的收入對應現在的生存成本。

根據高連奎幸福指數公式，如果收入上升得很快，而生存成本上升得更快，那幸福感照樣不會增強，反而會降低。所以，那些以收入增加來批判民眾沒有幸福感的説法站不住腳。根據上面的幸福指數公式可知，要想提高民眾的幸福感，可以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入手，生存成本低了，幸福感自然也就增強了，也可以從建立社會風險的防範機制入手，社會風險越低，民眾的收入預期越穩定，幸福感也越強。 ^[1]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曾經提出過一個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慾望。

薩繆爾森方程式的缺點在於沒有與一些具體經濟因素掛鈎，而是與效用和慾望掛鈎，在經濟學上，效用和慾望都是主觀因素，都沒法量化。不僅對提高民眾幸福度沒有意義，還給了一些政策制定者推脱的藉口。比如民眾如果説自己不幸福，那有些人就立馬拿起倫理的大棒批判民眾的慾望太高了！現實中也確實充斥着這樣的批判，這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起到了更壞的效果。經濟學家要將幸福做為一個經濟學問題研究，除去一切心理因素，採用客觀量化的指標。 ^[1] 

政府只需要做兩件事，那就是不斷的提高民眾的收入，和不斷的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這兩點做好了，民眾的幸福感自然就增強。心理因素只能用來解釋個體差異，並不是決定幸福指數的根本性因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