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難

現狀1：病人找不到正確的醫院看病，現在醫療很好的，很容易上當，一不小心就中招，花了大錢，還延誤了病情，即使到了正確的醫院卻也找不到正確的地方看病，醫院那麼大，老百姓一進去就暈頭轉向，看到了醫生，醫生説你的化驗檢查是外院的不行，要再做一次，於是開了化驗，東跑西跑，搞了半天，病看沒看到，醫院下班關門了。

現狀2：另一個是看不起病，現在醫藥費用相對較貴，看一次小則幾十，多則成百上千，住院更是需要成千上萬，老百姓一説起看病就是貴，看病不少農村百姓中出現，談看病色變，看一次小病，三月沒肉吃，住一次院，三代人省一年。

現狀3：難得住院。以前住院回家，親戚朋友來看一下，送點禮，吃頓便飯就走，有時候人家還不來吃，一般住院回家不需要再花錢，現在很多地方要打辦酒宴，農村則互相攀比，越辦越大，越辦越氣派，越辦越要辦，買了面子，丟了票子。我見過一個病人住院看病用了3000，回家辦酒宴用了5600，那麼這次看病總共花了8600。

狀況4：由於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並且短缺，有門路的小病也可以找專家，住醫院，沒門路的大病也遲遲不能入院，這種現象越在大醫院越顯著，在小醫院看病，由於醫生水平有限，往往小病變成大病，輕病變成重病，特別是很多慢性病。

現狀1、醫生性質三個時期的改變：60年代醫生是技術人員，90年代醫生是技術服務人員，21世紀醫生是服務行業者。消費者協會也來管醫療了，醫療是服務，是消費。有一天一個做小姐的來看病，看着醫生不爽，説：“有什麼了不起的，還不是和我一樣是搞服務行業的，客人就是上帝，客人滿意就給錢，不滿意就不給錢，我還去消費者協會告你。”

現狀2、官司多多，對於難惹的病人，疑難的病症，能不看的儘量不看，不得不看的，也要找人分責任。天下太平第一，飯碗不丟第一，什麼創新，什麼改革，與我無關。

現狀3、病人看壞了打醫生，醫生被打還捱罵。是醫生就沒有不出錯的，不出錯的不是醫生，人體那麼複雜，疾病那麼複雜，能一看就知道的那是鬼神。

現狀4、累死大的，餓死小的。大醫院病人太多了，醫務人員忙到過勞死，有錢也沒時間花；小醫院病人寥寥無幾，無聊鬱悶，工資獎金只比民工好一點，餓不死算你運氣。有一天院長説了，工資暫時發不了，你們先熬一熬，我砸鍋賣鐵也給你們飯吃。

2011年3月11日，在全國政協醫衞界別的小組討論中，衞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表示，“看病難”、“看病貴”主要是藥價高、檢查費用高兩方面。目前，基本藥物制度已經實施，但多數醫療檢查設備仍是進口，從而導致過度醫療等問題，成為目前“看病難”、“看病貴”的主因。他建議科技部門重點開展國產醫療設備的科研攻關項目。

王國強表示，進口的重大儀器設備佔據了國內的醫療市場，醫療儀器的國產化率很低。雖然已經實行的基本藥物制度旨在把藥價降下來，但不能把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全押在這上邊，這不全面。

王國強認為，所謂的“看病難”、“看病貴”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藥貴，一個是檢查貴，檢查貴主要是儀器設備貴。“這是花了高價、貸款買回來的，這些設備存在損耗、還貸等問題，從而診斷費用、檢查費用也相應地會高。”

“生產國產的高精尖設備是迫在眉睫”，他建議科技部能組織人員進行專項研製這些儀器設備，包括PET/CT、核磁等。

王國強表示，醫療設備的研究不是醫療單位能承擔的，需要各種技術的匯聚以及多學科專家一起研究而成。“有時發生了突發事件，我們才會協調配合，但平時的聯合攻關還不夠”。他認為，部門分割、各管一段的結果導致成本增高、效率低下。同時，醫療費用降不下來、大量貨幣外流、過度醫療等問題，將很難解決。如果生產出國產大型醫療設備，則既發展了民族行業，也能降低醫療成本。

對此，會上有委員迴應，科技部已經在“十一五”末期確定了相關大型醫療設備的重大專項，並將於“十二五”開始實施，目前，PET/CT已經有研製單位。

5日中午，記者在代表團駐地見到了全國人大代表、衞生部部長陳竺。結合政府工作報告，針對社會關注的醫改問題，他坦然回答了記者一系列的提問。

記者：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3年將全面開展兒童白血病等20種重大疾病保障試點工作。選這20種病是出於什麼考慮？

陳竺：我很榮幸，總理今天的政府工作報告又把那20個大病列出來了。那就是衞生部建議的，而且我本人直接領着專家，一個病一個病地細細研究。我也想全覆蓋，但問題是，必須要考慮到成本效益問題，就是我們説的“衞生經濟學”。我們不可能把錢用到那些實際上治不太好的病上，比如有的癌症到了中末期，即使做移植，對健康的效益還是很低的。所以我們挑選的病種都是兒童病、婦女病，加上一些特困的羣體會因病治貧、因病返貧的病種，這些又是費用可控、療效確切的病種。之所以先從這20個大病切入，就是這樣一種想法。

衞生機構改革：希望實現“三醫聯動”

記者：新一輪機構改革，衞生領域有什麼變化？

陳竺：管理構架改革，這一次可能涉及到衞生部門的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應該説涉及面比較大、也比較深。我們很希望下一步實現醫保、醫藥、醫療“三醫聯動”。希望職能轉變向一個統籌的方向去發展，不要把這些管理職能割裂開來。

記者：現在農民工流動性很大，醫保全國異地報銷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您認為該從何入手？

陳竺：現在省內異地報銷已經實現，全國正在做試點，涉及信息平台的問題。現在羣眾期望值越來越高，要求最好是先診療後付費，最好是即時結報。這需要國家層面要有個統一的信息系統，做到省與省之間能通。估計衞生部門職能調整以後，未來要逐步走向醫保管理的合一，肯定是這個趨勢。

抗癌藥即將納入基本藥物目錄，緩解“看病難”需構建“醫聯體”

記者：醫改這麼多年，掛號難、住院難依然存在，應該怎麼解決？

陳竺：最重要的是讓基層醫院真正強起來，和大醫院形成上下聯動、溝通，最好是一體化的構架，我們把它稱之為“醫聯體”。現在大醫院還是人滿為患。2012年全國診療人數已接近69億人次，前年是62億人次，平均每個中國人每年看病5次以上。基層的診療量在上升，但大醫院上升得更快。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得到扭轉，我們要提高國民健康水平，特別是要應對慢性病這個健康的主要威脅，是不可能的。一個醫生一天要看幾十個患者，他怎麼能做到慢性病的長期管理？只有在社區可以實現“家庭責任醫生制”，簽約服務。

這幾年社區醫院能力有所加強，但人才隊伍還是欠缺。醫學專業大學生都願意去大醫院做專科，就不願意去基層醫院做全科。殊不知，全科在全世界範圍內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個專科。最近我提出，大醫院要建立“全科醫學科”，動員大醫院的一些醫生通過全科醫學這樣一個平台下沉下去。

這裏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人事制度，你怎麼評價。如果大家都認為只有專科醫生是一流的，三流醫生才去做全科，那就無法調動積極性。二是醫保非常重要。不同層級的機構有不同的財政制度渠道。如果能把醫保力量發揮出來，就能克服很多行政障礙。如果醫保能按基層、二級、三級醫院這樣一個總包體系去報銷，自然會促進醫療資源的下沉，因為對服務體系來説，它下沉以後，成本一定是下降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只有在基層才管得住經常性的慢病、健康促進。

記者：老百姓反映，現在看病貴主要還是買藥貴。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陳竺：第二版基本藥物目錄馬上要出來了，藥品從第一版307種擴大為500多種。第一版只是基層版，像抗癌藥、心血管重症藥、神經系統和精神類用藥、血漿製品等一個都沒有，這次基本都有了。

醫患關係：醫生收入不能靠賺最弱勢羣體的錢

記者：2012年全國發生了多起醫生被砍事件，對目前醫患關係緊張的問題您怎麼看？

陳竺：如果説羣眾為了看一個大病花費很高，但由於醫學的不確定性又治不好，最後人財兩空，心裏肯定會不平衡。一定要改革掉以藥補醫的弊端。如果一個醫院生存、醫生收入是依靠從最弱勢的羣體身上賺錢，醫患關係能好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