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

小説寫江南農民在一畝田多收了三五斗之後，高興地用船載着大米來到萬盛米行，希望能賣個好價錢，“透一透氣”。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原來最高賣到十五塊錢一擔的大米，如今只有五塊一擔了。如果運到別處去賣，老闆們“同行公議”，價錢都一樣，而且還要沿途交税。農民們沒法，只得忍心賤賣。可白花花的大米換來的卻不是白花花的現洋，而是一紙鈔票。當農民們提出要現洋時，老闆以“吃官司”相威脅。無奈，他們失望地來到街上。原計劃除買生活必需品之外，還要扯布買水瓶之類，可現在，袋裏的錢還須補一些才能還清別人的借款。舊氈帽朋友們橫下一條心，除節制地買一點肥皂、洋油之類外，索性沽酒解愁，發起牢騷來。在討論逃荒、做工都無出路後，他們提出了“我們年年種田，到底替誰種的”的問題，萌發了“搶米”的反抗意識。但由於缺乏領導，他們的反抗火種終未能形成革命烈焰。他們回家後，有的糶了自己吃的米，賣了耕牛，或者借債交了租；有的挺身而出，被關在拘押所裏；有的沉溺在賭博場裏，希望骨牌骰子有靈，拯救自己的命運；還有的甚至流落他鄉。 ^[4] 

20世紀3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日益嚴重，帝國主義列強一方面加緊了對中國的爭奪，造成了各反動統治集團之間的劇烈矛盾，爆發了軍閥混戰，對農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向中國大量傾銷過剩商品，尤其是剩餘農產品，洋米、洋麪充斥中國市場，米價大幅下跌，使廣大產米區失去了銷納的場所，更加沉重地打擊了小農經濟，加速了它的破產。當時，上海人一般吃的是安南米、暹羅米以及美國麪粉和澳洲麪粉。正如有的評論文章所指出的：連年災荒，農村中“十室九空”“哀鴻遍野”；同時，“洋米輸入……其富人仍然可以穀食饒足，廩囷不空，口腹不飢”。而中國的反動政府、地主階級、投機商人以及高利貸者趁機加強了對農民的壓榨和盤剝。農民債務叢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便鋌而走險。那時，江南一帶經常發生農民組織“搶米團”去“吃大户”的事件，反映了農村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鋭化。

1932年邀天之幸，各地收糧豐產，可是糧價太賤，農民的貧困反而愈加深重，“放下禾鐮沒有飯吃，成為農村之普遍現象”。甚至“有許多田地因為糧價太賤，簡直沒有人去收穫，恐怕收起了反而賠累”。豐收成災，穀賤傷農，農村破產的悲慘景象衝擊着富有正義感的作家的心靈。 ^{[5]  [6]} 

《多收了三五斗》從1932年秋天開始醖釀，到1933年7月1日在《文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歷時九個月之久。葉聖陶把農村破產這個社會問題放到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去表現。1917年春，葉聖陶到甪直吳縣第五高等小學任教。甪直是魚米之鄉，葉聖陶在這裏生活了五年，與舊氈帽朋友朝夕相見，向他們請教過拋糧撒種、插秧戽水、採桑育蠶的知識，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當穀賤傷農的烏雲籠罩着廣大農村的時候，葉聖陶最關切的是那些舊氈帽朋友的生活。他們的遭遇和心情，葉聖陶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這種想象有結實的生活底子，是把平時積累的素材細細地進行篩選，綜合成為反映新的主題的材料。這篇小説創作時，葉聖陶在上海開明書店主編《中學生》雜誌，並未離滬。正由於他善於觀察生活，蓄積材料，所以在離開甪直十年之後，仍能有“俯拾即是”之樂。 ^[5] 

小説中描寫的是一羣戴舊氈帽的農民，作者稱之為朋友、鄉親，沒有姓名，不分高矮胖瘦，少有個性特徵，他們都戴有一頂舊氈帽，都有一張“醬赤的臉”。之所以如此，是作者有意而為之，因為作者想寫的是戴舊氈帽的農民的羣像，是他們陷入絕境的共同命運。舊氈帽、醬赤的臉便是這羣像的具有典型意義的鮮明特徵；希望來自多收了三五斗，絕望更來自多收了三五斗，便是這羣像的共同命運。然而這共同命運的描述當中，作者又如實寫出了這羣平平常常的鄉親所具有的羣體個性。

萬盛米行前，“那些戴舊氈帽的大清早搖船出來，到了埠頭，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枱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這是他們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描寫，預示了他們必將面臨的悲劇。“糙米五塊，谷三塊”，聽到米價大跌時，鄉親們在萬分希望中萬分地吃驚，聽到米價還要跌時是憤激，知道非賣不可時是哀求，最後不情願地裝起不值錢的鈔票時已是無奈了。而面對琳琅滿目的洋貨世界，他們感受到的只有生活的貧困和沉重，路路斷絕之後的痛苦絕望使他們又閃現出與這不公平的社會抗爭的火花，然而最終“散亂的談話當然沒有什麼議決案。酒喝乾了，飯吃過了，大家開船回自己的鄉村。”前途仍然渺茫，命運仍然無法把握，於是他們的故事仍然上演着。

戴舊氈帽的鄉親們在小鎮上的遭遇典型地刻畫出農民老實、厚道、安分、忍受的性格特徵，而對這一羣體個性的展示過程又深刻地揭示出他們對這個世界弄不明白，“誰也不想弄明白”的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有歷史的現實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這羣普普通通的農民，憑着自己的生活經驗，認為是替米商種田，替田主種田，為他們“白當差”。看不到還有帝國主義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同封建勢力的勾結，找不到真正的壓迫根源。即使被迫反抗，也不清楚鬥爭的目標，不能把自己引上解放的道路，因此自發的反抗情緒只是爭取一點眼前利益，想打開廒倉搶糧濟困而已。 ^[7] 

小説中萬盛米行的櫃枱裏有兩個米行先生。作者抓住他們在收購中特有的表情和動作，惟妙惟肖地刻畫出他們唯利是圖、仗勢欺人的市儈嘴臉。貧苦農民剛來問價，他們“有氣沒力地回答”。米價下降，農民不想糶了，要把船搖到範墓去糶，他們接連發出了兩次“嗤”的冷笑聲，還“捻着稀微的短髭”，“把嘴裏的香煙屁股扔到街心”，表現出一股厭煩的神態。當農民不要中央銀行的鈔票時，他們更是兇相畢露，嘴裏罵着“鄉下曲辮子”，“夾着一支水筆的手按在算盤珠上”，配以“鄙夷不屑的眼光從眼鏡上邊射出來”，又用“左手的食指強硬地指着”，威脅道“可是要想吃官司”。通過一系列的描寫，把他們勢利兇狠的神態展現得栩栩如生。 ^[8] 

米商賤價收米，是因為他們知道洋米、洋麪已經充塞市場，農民無力與之競爭；知道當局到處增關設卡，攤捐抽税，農民的新米不敢多走一步，以免榨取更為慘重；知道農民自身衣食無着，還有債務要償還，新米不得不盡早出售。因此，在“我們同行公議”的堂皇理由下，把米價壓到最低限度，轉嫁危機，牟取暴利以中飽私囊。 ^[7] 

小説以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江南農村為背景，通過舊氈帽朋友們“豐收成災”的遭遇，巧妙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貧苦農民在帝國主義、反動政府、地主階級、投機商人和高利貸者的重重壓迫之下瀕臨絕境的生活，以及他們不斷增長的憤懣情緒和反抗意識，表現了作者對鄉村、對農民真摯的同情。雖然小説僅僅描寫了生活的一個側面，但是它能夠幫助讀者認識當時農村那種“星火燎原”的形勢，因而有着積極的社會意義。 ^{[6]  [9]} 

首先，小説真切地描繪了舊氈帽朋友賣米的場面，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封建地主和投機米商對農民的殘酷剝削。糶米的農民不少，所以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今年天照應，雨水調勻，小蟲子也不來作梗，一畝田多收這麼三五斗”，因此，敞口船滿載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舊氈帽朋友大清早搖船出來時，又特別賣力，突出地表現了農民的興奮和希望。但是生活的經驗又使他們有幾分擔心，所以一到了河埠頭，連“氣也不透一口，便來到櫃枱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表達出豐收後舊氈帽朋友既欣喜又擔驚的矛盾複雜的心情。舊氈帽朋友做夢也沒想到，在櫃枱前占卜他們的命運，“卻得到比往年更壞的課兆”。這就點明瞭“豐收成災”的主題，米價的狂跌使舊氈帽朋友又吃驚又激憤。米價太低，卻又不能不糶，“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繳的，為了僱幫工，買肥料，吃飽肚皮，借下的債是要還的。”而且各處城鎮又充斥着帝國主義向中國傾銷的洋米、洋麪，糶與不糶，都奈何米商不得的。“不要説範墓，就是搖到城裏去也一樣。”投機米商“同行公議”，操縱着市場，壓低了糧價，而且途中還要經過國民黨反動政權設下的兩個“局子”，他們會乘機派捐加税，更使農民吃不消。舊氈帽朋友真是面臨着走投無路的處境。在嚴酷的現實逼迫之下，他們由充滿希望變為滿腔激憤，最後只好轉而向米商苦苦哀求，把一線希望寄託在米商提高一點米價上，但得到的只是冷笑、挖苦和無情的拒絕。他們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樣被殘酷的現實擊碎了。 ^[6] 

小説還描寫了舊氈帽朋友糶米後同米商進行的付現洋錢或中國銀行鈔票，還是付中央銀行鈔票的爭執，進一步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壓榨人民的本質。現洋錢是民國初年鑄造的銀元，中國銀行是北洋軍閥時代創辦的銀行。現洋和中國銀行的鈔票比中央銀行鈔票信用要高。所謂的中央銀行實際是四大家族一手控制的銀行，是壟斷金融、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由於濫發紙幣，這種鈔票經常貶值。舊氈帽朋友要求米商付給現洋錢或中國銀行鈔票，就是為了避免再打個折扣。但沒想到又受到米商的厲聲喝斥：“這是中央銀行的，你們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投機米商如此頤指氣使，盛氣凌人，時而哄抬米價，時而壓低米價，恣意盤剝農民，顯然是上下狼狽為奸的緣故。 ^[6] 

其次，作者描寫了舊氈帽朋友糶米後到店鋪採買日用品的場面，反映出舊中國農民生活的極度貧困和痛苦心情。他們本來打算糶米之後，要買點肥皂、洋火、洋油，剪幾尺布，買面鏡子，買條毛巾，給小孩買頂帽子，所有這些都是農村日常生活必需品，並不是什麼奢望。雖然他們知道糶米所得，要“繳租、還債、解會錢”，但是那一船船雪白的米所賣得的錢總能對付過去。然而賣米以後，舊氈帽朋友卻是另一種心境，“離開萬盛米行的時候，猶如走出一個一向於己不利的賭場——這回又輸了！輸多少呢？他們不知道。總之，袋裏的一疊鈔票沒有半張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還要添補上不知在哪裏的多少張鈔票給人家。”而日用必需品，又總得要買的，此時此地，唯有“在輸帳上加上一筆”了。這段描寫把舊氈帽朋友走上街市時矛盾、痛苦的心情，寫得相當具體和鮮明，加重了作品的悲劇色彩。同時，作者把舊氈帽朋友的貧困與民族工商業的凋弊聯結在一起，把洋米、洋麪充斥市場，致使豐收成災這一嚴酷的現實，與洋油、洋布、洋皂、洋鏡、洋火等洋貨遍佈城鎮，把民族工商業排斥殆盡的情景聯結在一起，使作品的主題進一步深化。 ^{[5]  [6]} 

最後，小説描寫了舊氈帽朋友在船上喝酒、交談的場面，反映了貧苦農民對當時黑暗現實的不滿情緒和反抗意識，加強了小説對讀者的啓發和教育作用。舊氈帽朋友彼此間雖有“相識的，不相識的”，但都有着“同一的命運”。他們怨憤深蓄，滿腹不平。當他們“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時，這種憤懣和不平，便從胸中奔湧而出。他們“你端起酒碗來説幾句，我放下筷子來接幾聲，中聽的，喊聲‘對’，不中聽，罵一頓”，從這罵聲裏，爆發出他們對黑暗社會的強烈不滿，燃燒着反抗的憤怒之火。它鮮明地表現了舊氈帽朋友在現實慘痛教訓中的逐步覺醒。“收成好，還是虧本”，而且今年比去年還虧得厲害。眼看又得把自己吃的米都糶出去，“種田人吃不到自己種出來的米”，不合理的現實使他們感到“田真個種不得了”。現實嚴峻地向舊氈帽朋友提出了今後怎麼辦的問題。要抗租，但抗租要吃官司；借債繳租，明年則背更重的債；逃荒去吧，可舊社會到處都是壓迫剝削，而且老老小小，攜男帶女，不能到哪裏去。在他們面前，“路路斷絕”。當他們明白是地主、投機商等剝削他們，使他們一年辛苦所得落了個空時，他們憤怒地質問道：“為什麼要替他們白當差！為什麼要替田主白當差！”他們的反抗意識越來越強烈，終於發出了去搶米的呼聲：“真個沒得吃的時候，什麼地方有米，拿點來吃是不犯王法的！”並且敢冒反動派鎮壓，敢於冒“吃槍”的危險，“今天在這裏的，説不定也會吃槍，誰知道！”小説用含蓄的筆法告訴人們，嚴酷的現實將把搶米的呼聲逼成實際的反抗行動。作品就是這樣一步步把矛盾鬥爭推上了高潮。這是小説的主題思想最深刻感人的地方。 ^[6] 

應該説，小説中舊氈帽朋友的反抗意識還停留在自發的階段，但從小説的描寫中，不難看出這羣貧苦農民身上藴蓄的反抗怒火，只要在領導下就能燃燒起來，成為熊熊烈火。這篇小説的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了一幅黑暗舊中國的真實的畫圖，更為重要的是它準確地描寫出舊中國農民在黑暗勢力壓迫剝削下逐步覺醒，以及他們最終走向反抗鬥爭的歷史必然性，這在當時來説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6] 

從結構來看，小説是以三幅場景連貫而成的。作者先寫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烘托出江南一片稻穀豐登的景象。繼而寫了米行外面的一角“朝晨的太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枱外面晃動着的幾頂舊氈帽上”，然而舊氈帽朋友們滿懷的希望卻破滅了。“糙米五塊，谷三塊。”幾乎所有米商都作了這樣的“同行公議”。舊氈帽朋友們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最終忍痛以賤價將新米糶了出去。隨着人物活動和情節的發展，舊氈帽朋友們將新米送進萬盛米行的廒倉之後，便三五成羣地“拖着短短的身影”來到了這狹窄的市鎮。熱鬧的街面實在吸引着他們。“洋火、洋肥皂之類必需用，不能不買，只好少買一點。整聽的洋油價錢太‘咬手’，不買吧，還是十個銅板一小瓢向小販零沽。衣料呢，預備剪兩件的就剪了一件，預備孃兒子倆一同剪的就單剪了兒子的。蛋圓的洋鏡拿到了手裏又放進了櫥窗。”深入地揭示了掩蓋在市場“繁榮”表面下的農民生活的貧困。而進到第三個場景，幾個舊氈帽朋友帶着“希望”的破滅，“回到停泊在萬盛米行船埠頭的自家的船上”，借酒澆愁，以此發泄他們心中的憤怒。小説對米行糶米、市街購物、船上議論這三個場景的描繪，貫串着一條主線：即從豐收到成災，從希望到失望，以至最終發出自發反抗的呼聲。這三幅場景或突出面對面的爭論，或着墨於氣氛的渲染，或側重於描寫七嘴八舌的談論，寫法又各不相同，然而都緊緊地圍繞着主題，使主題伸展和深化。讀者越是細細研讀，越覺得佈局嚴密，不枝不蔓，得到以少勝多、一目傳神的藝術感受。 ^{[5]  [10]} 

根據“豐收成災”的特定題材，這篇小説不是描寫某一個主人公，而是刻畫一羣貧苦農民，側重於羣象描寫，其目的在於概括舊中國貧苦農民的共同命運。作者把描寫的貧苦農民，稱為“舊氈帽朋友”，別具特色。在舊中國的江南農村，貧苦農民普遍都是戴氈帽的，作者借“舊氈帽”指代貧苦農民，很貼切。稱之為“朋友”，反映了作者深切同情農民的態度。小説不是靜止地去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而是繼承運用小説傳統的藝術手法，在人物的行動、表情、語言的變化中，揭示人物複雜微妙的心理特徵。如大清早舊氈帽朋友搖船出來時，勁頭很大，“搖船猶如賽龍船似的”，反映他們豐收後出來糶米時心中的快樂和充滿希望。船一靠埠頭，他們“氣也不透一口”，便來米行打聽米價，則又反映出心中無窮的擔心和憂慮。他們聽到米商有氣無力的回答後，説了聲“什麼！”短短一句話，表現出剎那間希望受到打擊後內心的驚愕。當他們從驚愕中醒過來，知道“糙米五塊，谷三塊”已是事實，知道過幾天米價還要跌時，剛才出力搖船的勁兒，立即“在每個人的身體裏鬆懈下來”。這裏又反映出他們內心由充滿希望到大失所望的微妙變化。舊氈帽朋友到街上買東西時，小説通過幾個典型細節，有力地表現出處在貧窮困苦境況下農民的複雜心理。他們很想買面洋鏡，但拿到了手又放回去。絨線帽戴在頭上正合適，旋即又脱了下來。既不是鏡子不合適，也不是帽子不好看，原因是他們買不起。這些細微動作，把舊氈帽朋友矛盾複雜的心理和難言的苦衷，表現得惟妙惟肖。 ^[6] 

作者運用了鮮明的對照手法來處理安排材料。在萬盛米行糶米的場面，農民們是“氣也不透一口”地“來到櫃枱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而米行先生卻有氣無力地回答；在議論米價時，農民們用的“差不多是哀求的語氣”，但米行先生或是“冷笑”，或是“厭煩”，或是用“左手的食指強硬地指着”威嚇。通過對照，農民們的樸實善良、米行先生的驕橫霸氣都躍然紙上。作者還把農民們糶米前的喜悦和糶米後的頹喪加以對照描寫。在糶米之前，豐收給他們帶來希望，因而訂出了詳細的購物預算。但是糶米以後，米價的猛跌帶給他們極大的失望和打擊，不得不大幅度削減原來的購物預算。這種對照把農民們的喜和憂，希望和失望都表現得異常鮮明。 ^[9] 

小説描寫自然景物筆墨不多，但對錶現主題、襯托人物、渲染氣氛作用很大。如小説開頭一段描寫：“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裏出來的敞口船。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船舷的菜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着，一漾一漾地，填沒了這船和那船之間的空隙。”只寥寥幾筆，便把河埠頭的景象描繪出來。河埠頭的擁擠，説明各地的米像潮水一般湧來，同後面的情節發展相一致。浮在水面的爛菜葉、垃圾齊着船舷，使人感到船上滿載的新米很多、很重。但更重要的，是映襯出舊中國城鄉的骯髒、貧窮、落後的面貌。景物描寫渲染這種暗淡的色彩，同作品表現貧苦農民的不幸遭遇和因苦生活，揭露舊社會的醜惡，是很協調的。小説在後面再一次描寫河埠頭“冷清清地盪漾着暗綠色的髒水”，同樣起到這種作用。作者對自然景物的觀察是很細緻的，雖然着墨不多，但具體、形象，有強烈的真實感。 ^[6] 

江南農民勤勞儉樸，平時沒有閒工夫走街串巷，只有在賣新繭和糶新谷的季節才上街趕集。女人和小孩，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隨船出村。舊氈帽朋友糶米後到鎮上買些生活用品後回到船上，吃了飯開船回家。這些情節不僅承上接下，脈絡相連，而且單純簡練，符合江南農民的風俗習慣，使小説增加了水鄉風情。“‘鄉親’還沽了一點酒，向熟肉店裏買一點肉，回到停泊在萬盛米行船埠頭的自家的船上，又從船梢頭拿出盛着鹹菜和豆腐湯之類的碗碟來，便坐在船頭開始喝酒。女人在船梢頭煮飯。一會兒，這條船也冒煙，那條船也冒煙，個個人淌着眼淚。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艙裏跌交打滾，又撈起浮在河面的髒東西來玩，惟有他們有説不出的快樂。”這是一幅色彩濃重的水鄉風俗畫。“鹹菜和豆腐湯”，點畫了江南農民生活的儉樸。男人“坐在船頭開始喝酒”，“女人在船梢頭煮飯”，農民的習慣確是如此。“這條船也冒煙，那條船也冒煙，個個淌着眼淚”，多麼富有鄉土氣息和水鄉風光。而“沽了一點酒”，寫出希望破滅的農民還想慰勞一下自己一年的辛勤。“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艙裏跌交打滾”則與出村時“船裏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再通過“惟有”不懂事的小孩“有説不出的快樂”的映襯，強烈地烘托出舊氈帽朋友希望破滅的痛苦。作者把對舊氈帽朋友的深切的同情，對黑暗現實的滿腔憤懣，收斂和包含在水鄉風情之中，給小説增添了“活氣”，讀來着實令人感動。 ^[5] 

小説的語言十分樸素、精練、傳神。作者不追求語言的華麗纖巧，而是深入觀察，把握事物特徵，用簡練樸素的語言進行描寫。如把舊氈帽朋友的希望比喻為“肥皂泡”，以肥皂泡的迸裂説明希望的破滅，既通俗又形象，富於表現力。又如“三四頂舊氈帽從石級下升上來”，生動、逼真地表現出農民離開河埠頭，沿着石階走向米行的情景，不但寫出了江南貧苦農民的特徵，而且有立體感。這個“升”字，也暗示着農民們是興致勃勃、滿懷希望而來的。作品寫米行老闆的語言、神態、動作，也十分生動傳神，稍一勾勒，這個奸詐、冷酷、可憎可鄙的投機米商的醜惡形象，便躍然紙上。至於寫市鎮店夥的叫賣聲，更是繪聲繪色：“‘小弟弟，好玩呢，洋銅鼓，洋喇叭，買一個去。’故意作一種引誘的聲調。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當，當，當，——‘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隻真公道，鄉親，帶一隻去吧。’‘喂，鄉親，這裏有各色花洋布，特別大減價，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這些藝術語言，句式變化多樣，有節奏感，有音響美，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6] 

小説以着意描寫人物的對話見長。作者通過生動的對話，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性格發展。比如，作品中農民和米商的對話就寫得非常傳神。作者通過人物説話的語調和姿態，不同的用語方式和特點，使人物神情畢現。這段對話既生動地表現了農民在受剝削、受凌辱的苦難境遇中，哀告無門的複雜的心理變化，又刻畫出米行先生從外形到內心的醜惡。再如，作品在寫到舊氈帽朋友鬱郁地回到船上一段散亂的談話，也是十分生動感人的，把貧苦農民憤怒的情緒、自發的反抗意識的增長，都寫得活靈活現。而小説中這些人物的對話，很少有長篇大論，而是語言凝鍊、口語化，具有一種精細的性格的雕塑力。小説之所以通過大量的人物對話來展示人物性格，是由其題材的需要決定的。農民在米價暴跌的情況下，糶與不糶的思想矛盾，米商和農民關於米價的爭執以及糶米虧本後那種懊喪而憤激的心情，最適合用對話的方式來表達。而作者巧妙地在作品中把當時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社會現象和他們的看法，很自然地讓人物自己説出來，通過場面體現出來，從而有力地表現了主題。 ^[11] 

《多收了三五斗》是葉聖陶後期小説創作中的代表作，後來被多次選入中學教科書，萬盛米行也隨之聞名。1998年，甪直鎮人民政府斥資恢復萬盛米行原貌，再現民國年間江南米市風貌，同時增加江南歷代農具陳列，使之成為一處具有獨特水鄉風味的新景觀。 ^{[1]  [9]} 

近現代作家何家槐《關於〈多收了三五斗〉》：葉聖陶先生的短篇小説《多收了三五斗》，通過農民忍痛賤糶的事件，相當集中地、深刻地反映出了舊中國農民所受的重重剝削和他們的反抗意識。它所着重描寫的雖則只是所謂“穀賤傷農”，只是農民在市場上遭受商業資本剝削的情況，但實在是一幅舊中國農民所遭遇的悲慘生活的圖畫的縮影。 ^[12] 

原嘉興學院教授方伯榮《〈多收了三五斗〉教學三題》：葉聖陶同志的小説《多收了三五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江南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狀況及其思想特徵。因之，也可以説是當時中國廣大農民生活的藝術概括。這篇小説從某種角度來説，成了反映這一時代生活的鏡子。 ^[13]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學者薛綏之《讀〈多收了三五斗〉札記》：作者寫了一羣農民，沒名沒姓，通過三個場面，寫了一天的活動，實際寫了一年豐收後的下場。在作品末尾，作者特別強調，這樣的事，“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這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辛酸事，正是三十年代初舊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命運的真實寫照。 ^[14] 

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説史》：《多收了三五斗》（1933）是葉紹鈞少數關於農民的短篇小説之一。在這篇小説裏，他把中國農村的困苦生活和盤托出，當時同類作品絕少可與之相比。在處理這種題材時，大部分的作家都會從政治經濟上去做文章。葉紹鈞雖然也在小説的結尾處附上一段簡短的説教文字，但這篇故事的主體卻有着具體而動人的人性——那份內斂的同情與憤怒確實叫人感動。 ^[15] 

當代作家畢飛宇《關於鄉土文學的一點淺見》：《多收了三五斗》是葉先生為我們提供的一個典範。這是一個尷尬的和窘迫的故事，——大地豐收了，“多收了三五斗”的農民就此過上了更加潦倒的日子。這是税收的故事，也是農民與土地的故事，更是土地所有權的故事。質之，是農民與土地相背離的故事，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彼此脱節的故事。《多收了三五斗》，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一覽無餘。 ^[16] 

《多收了三五斗》原載1933年7月1日《文學》第一卷第一期，收入短篇集《四三集》中，又載《葉聖陶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 ^{[1]  [9]}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筆名柳山、桂山。江蘇蘇州人。曾任小學、中學、大學教師、教授，與友人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後歷任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小説月報》《婦女雜誌》《中學生》《文學旬刊》編輯，抗日戰爭期間，任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1949年後歷任北京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新聞出版總署編審局局長、副署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教育部副部長、顧問。1915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説《倪煥之》，短篇小説集《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抗爭》《葉聖陶短篇小説集》，散文集《葉聖陶散文甲集》《小記十篇》，童話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兒童小説集《四三集》，文集《葉聖陶童話創作》《葉聖陶選集》《葉聖陶小説選》《葉聖陶童話選》，論文集《閲讀與寫作》《文心》《文章講話》（合作）、《十三經索引》《蘇辛詞》《葉聖陶集》（五卷）、《葉聖陶文集》（三卷）等。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