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綏之

薛綏之(1922--1985)，山東鄒平人，中共黨員，教授 ^[1]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知名學者，魯迅研究著名專家。1946年北京大學畢業。建國前曾任《世界日報》副刊編輯、記者。建國後任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1955年調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任講師。專注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主持編輯的《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等三套大型史料叢書為中國現代史料學的建立發揮了鋪石開路的作用。兼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山東省現代文學研究會和魯迅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第四、五屆政協委員會委員等職。1984年被評為山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曾榮獲全國圖書金鑰匙獎。 ^[2] 

薛師一生到底為中國的現代文學與魯迅研究事業做了多少工作，非短文所可盡述，更非不肖所能盡知。舉其犖犖大端，則有如下鴻篇鉅製：1960年起，中國第一套《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開始由山東師院中文系編印，包括《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索引》、《中國現代作家小傳》、《毛主席詩詞研究資料彙編》、《中國現代作家著作目錄》以及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趙樹理、夏衍、李季、杜鵬程、周立波等著名作家的研究資料彙編。薛師因系“右派”，雖然主持此項工作，卻不能署名。1974年，《魯迅小説選講》與《魯迅雜文選講》由陝西人民出版社與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多篇文稿，由先生提供，仍因“右派”未曾署名。1976年，主持編印《魯迅作品教學手冊》。1977年開始主持《魯迅生平資料叢抄》共11冊。1978年，《魯迅雜文中的人物》由山東師院聊城分院印行。1979年3月，《魯迅作品講解》（上、下冊）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實上是先生主編，但署名為“集體編寫”。同年4月，《魯迅作品教學初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主編，但未註明。7月，《魯迅作品註解異議》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月起，策劃出版五卷本《魯迅生平史料彙編》，後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總字數250萬，圖片500餘幀。1981年8月，與柳尚彭合著《魯迅作品教學難點試析》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8月，策劃編輯出版《魯迅作品研究資料叢書》，共30種。1982年10月，先生主編的《魯迅雜文辭典》啓動，後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辭目1850條，80餘萬字。1983年起，擔任《魯迅大辭典》編委及事件分冊主編。1984年，應上海教育出版社邀請，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話》，逝世前已得近七萬字……不應忘記，先生於1958年劃為“右派”，1961年定為“摘帽”“右派”，1979年3月，才正式撤消右派分子的結論及處分，而中間則是長達十年有餘的“文革”！這些貢獻，大都是他以非常人所能及的毅力把自己的生活自覺地擠到扁而又扁才騰出時間與精力完成的。所有貢獻，以魯迅研究和資料整理為大宗，基本上是為他人做嫁衣的現代文學學科的基礎建設。這誠如王瑤先生1985年6月29日所稱道：“薛綏之同志長期從事魯迅研究及有關魯迅研究資料整理工作，成績卓著，譽聞遐邇，不期遽歸道山，聞之震驚，友人等屬文賦詩，以寄哀思，爰綴數語，同表悼念之意。”（見《薛綏之先生紀念集》扉頁）

次年，薛師就擔任我們年級的現代文學史課了。他的課，往往安排在上午第一、二節。每當薛師背依黑板，半仰臉面，似乎在深深的回憶中追索，又似乎在追索中陶醉，總之是全神貫注地遨遊、徜徉於他深心喜愛的現代文學的高天闊海中時，幾個特別調皮的學生，往往發現薛師錯系的衣服紐扣和唇邊沒有揩淨的稀飯“印痕”。他的課，材料特別豐富，卻很少有什麼“觀點”，而有些課，是隻有極其革命的“觀點”，此外就空無一物了。薛師那與眾不同的講課風格與風度，引起了我們幾個不大安分的學生造訪的好奇，但一進房門，卻被驚呆了：桌子上、書架上、地板上，竟全是攤開的、疊放的、夾着紙條的、划着紅線的書報雜誌。一張半舊的藤椅，墊着露出棉絮的被子，沒有刷洗的碗筷，被擠到書架最邊沿的角落。剛剛從一個古舊的小縣城走出來的我，第一次知道一個人可以擁有多少書，而要講好一堂課，就必須儲備多少知識。大約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也開始盡力買書，因此把牙膏換成了牙粉。

後來我也走上了講台，有一度主要課程是作品選講，尤其是魯迅作品講解。那可是一件極見工夫的“苦力活”，從字詞語句到篇章結構，來不得半點“超越”——每當想起當年我輩在字裏行間爬梳求索的苦楚，就不禁非常羨慕時下某些未讀原著卻能夠洋洋灑灑大發議論的同行——苦思冥想之後仍然沒有辦法，只好求救於昔日的老師，薛師就是常常救我於燃眉的師長之一。他的信，總是以“增人”開篇而以“綏之”結束，中間完全是對問題的實實在在的具體答覆，既沒有噓寒問暖，更沒有他人短長。字體雖然不敢恭維，內容卻極有針對性與可操作性，是沒有任何水分的“乾貨”，拿過來就直接可以進講稿上課堂。《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的“今之論者”、《紀念劉和珍君》中的“哀痛者”與“幸福者”等難點的解釋，就是直接來自薛師的指導。大概收到薛師類似信件的絕非我一人，難怪諸生私下都把薛師的書信文體戲稱為“電報體”。

1983年冬天，薛師馳函急召，命我到他已經擔任副院長的聊城師院接受《魯迅大辭典》事件分冊的編寫任務。中午下車，輾轉找到薛師住處，已近一點，他剛吃完飯，碗筷宛在，一如濟南：“一定沒有吃飯吧？食堂下班了。我來做！”我想，這些年裏，他走南闖北，獨身執教，料理生活的本領大概也長進不少吧？只見他從另外一張牀（他宿舍裏，除一張辦公桌外還有兩牀：一張睡卧，另一張就是所有的什物堆放的所在了！）上拿下一隻燒雞，撕下兩綹雞肉，抽出一把掛麪，便往鍋裏放。我説：“不急，得等水開了才可以下麪條！”他笑嘻嘻地説：“一樣一樣，看實質嗎。關鍵是要煮熟！”果然，麪條倒是煮熟了，只是似條非條矣。薛師搔搔頭，“哦，忘了你需要吃鹽。我是不大吃的。你等等，我去取。”環顧四周，牀上有半株白菜，十幾個雞蛋，兩隻濟南產的燒雞，一包掛麪……卻沒有葱、姜、油、鹽之類。大約，他一向就是吃這種白水雞絲麪，一天三頓！一會兒，他笑嘻嘻地用一把小湯匙，借來一撮鹽，我吃下老師為我親手做的第一頓也是最後一頓飯！我吃着麪條，薛師坐在旁邊滿面春風地説：“聊城生涯的最大收穫，就是學會了自己煮麪條！這就是魯迅提倡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飽，三要發展……”他的笑聲非常爽朗，沒有陰風烏雲，我卻聽得有如骨鯁在喉心中萬感交集！…… （來自 《薛綏之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