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煥之

1916年冬，懷着獻身社會改革的青年倪煥之，由江南家鄉到上海附近的一個鄉鎮高等小學任教。在這裏，他遇到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校長蔣冰如，他們二人志同道合，不久師範畢業生金佩璋和倪煥之結了婚也來到這裏。三人共同進行教育改革的實驗。決心培養具有“處理事物，應付情勢的一種能力”的新人。他們把學習和種田、做工結合起來，對學生實行感化教育。但結果收效甚微，既沒得到同事們的支持，又遭到羣眾輿論的反對，特別是地痞蔣士鏢藉機煽動羣眾，並硬説學校辦農場的地是他家的，無理阻撓；金佩璋這時也因生了孩子，退居家庭，變成了賢妻良母了，教育改革終於失敗了。倪煥之陷入了極度的苦悶之中。後來在革命者王樂山的幫助下，認識了教育改革失敗的原因，決心參加社會革命。於是到了上海，這時正值“五卅”愛國運動，接着是大革命，他都積極地參加了。當大革命後，在血腥屠殺的形勢下，又陷入悲觀絕望之中，最後患病死去。 ^[3] 

1927年冬，為商務印書館編輯《教育雜誌》的李石岑、周予同，商諸葉聖陶，説自明年起，他們編的刊物中《教育文藝》一欄，擬連載一種與教育有關的小説，既以表明他們的教育觀，又可使刊物多一些文藝的氣息更利於吸引讀者，已經以若干小説反映教育界狀況，而在觀念上，與李、周十分契合的老朋友葉聖陶當然是最適合的人選。編者獨具慧眼，聘請得當，作者早有此意，正中下懷，於是一拍即合，無庸瑣議，葉聖陶便開始了醖釀已久的《倪煥之》的寫作。小説從1928年1月20日《教育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起在《教育文藝》欄內連載，11月15日寫畢，第二十卷第十二號刊畢，前後恰好一年。

《倪煥之》的素材，大部分取自作者早年從事教育的生活體驗與感情積累，小部分間接得之於侯紹裘、楊賢江等素所欽敬的朋友的經歷或記載。雖説素材並不匱乏，醖釀也非復一日，但每個月至少交出兩章，一年內必得連載完畢的格局，便把小説寫作框成了刻日功成的機械的勞動。那時葉聖陶供職商務，白天須到館視事，編稿改稿，撰寫校對，日日與紅墨水、藍墨水打交道；晚間回到家中，又須挑燈寫作。葉聖陶從小就不慣熬夜，至多寫到九點、十點便須放筆，因此這晚飯後的一段時間，便為《倪煥之》所專有。 ^[4] 

倪煥之，是一個有抱負，熱切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他從小就立志“要幹事情總要幹那於多數人有益處的”。他對當時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極為不滿，迫切要求改革。

辛亥革命時，他彷彿覺得“有一種新鮮強烈的力量襲進了身體，周布到四肢百骸，急於要發散出來一要做一點事”。“五四”運動時，他比任何人都激奮得厲害，“胸隔間似乎有一股氣盡往上湧”。他當上小學教員以後，鄙視那些“無非只為吃飯、看教職同釐卡司員的位置一個樣子”的同事們。但他對周圍死氣沉沉的現象和辛亥革命後依然如故的社會，卻不能有所作為。後來他和當時許多進步知識青年一樣，把救國的“一切希望懸於教育”，他真誠地希望自己的“理想教育”可以改變社會，於是他將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貫注教育改革的實驗中去了，“事業在哪裏，家就在哪裏”。

不久又和志同道合的師範畢業生金佩璋結了婚。倪煥之為此高興，對事業和前途充滿信心。但由於他的教育改革，是在脱離社會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的，面對封建勢力蔣士鏢的無理阻撓和封建守舊思想輿論，就陷入了毫無反抗能力的被動局面，只有憤怒和仇恨。對同道蔣冰如的妥協退卻，也只有懊喪。這時，金佩璋又由於生了孩子，也退回到家庭的“巢窟”中，成了賢妻良母。倪煥之終於失敗了，於是陷入了極度苦悶和沮喪之中。後來在革命者王樂山的幫助下，才明白了教育改革失敗的原因。王樂山尖鋭地批評他搞的教育改革“不過是隱逸生涯中的一種新鮮把戲”，“要轉移社會，非得有組織的幹不可”；倪煥之在王樂山的開導下，猶如迎來了春天，從失敗的沮喪中醒悟過來，於是毅然跟王樂山到了上海。雖然仍是當教員，但和過去不同了，不再去搞他的教育改革，而是積極地投身於羣眾運動了。

倪煥之從鄉鎮到城市，從埋頭教育到參加羣眾運動，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大轉折，雖然在認識上還是很朦朧，但行動上確是參加了革命。在“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他不顧巡捕的槍彈，冒雨上街講演，參加工人集會，把自己看做是“活力中的一滴”。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參加羣眾運動中，他竟從工人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弱點，決心要學習工人的不尚空談、純樸實幹的品質。標誌着他在思想方面有了質的變化。

但面對着大革命失敗後革命者遭到蔣介石的血腥鎮壓，倪煥之又陷入了“憤怒、仇恨與悲傷、恐怖”煎熬之中。他用酒來麻醉自己的神經，又暴露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不久，他就一病不起，臨死前對自己短短的三十五年的生，沉痛地作了這樣的一個總結：“脆弱的能力，浮動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成功，不是我們配受領的獎品，將來自有與我們全然兩樣的人，讓他們受領去吧！”在彌留之際，“他看見無盡的長路上站着一個孩子，是他的盤兒。那邊一個人手執旗子奔來，神氣非常困疲，細看是自己。盤兒已作預備出發的姿勢,蹲着身，左手點地，右手反伸在後面，等接旗子。待旗子一到手，他象離弦的箭一般髮腳了，絕不回顧因困疲而倒下的父親。不多一會，他的小身軀只象一點黑點了。在無盡的長路上，他前進，他飛跑……”這反映了他將希望寄託於下一代身上，並對革命還是滿懷信心的。

倪煥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無情地解剖自己，否定自己，正表現了他經過羣眾鬥爭的實踐，向革命真正跨進了一大步。倪煥之雖然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也沒有找到革命真理和它的領導力量，但他確確實實地為尋找它而奮鬥了一生的，並且已經從個人主義走向了集團主義;從埋頭教育走向了羣眾運動，可以肯定，如果他不是過早地死去，他必將走進革命隊伍的。倪煥之是“五四”時期有理想，有抱負，不斷追求真理，勇於修正錯誤，堅持進步，堅持鬥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形象。 ^[3] 

蔣冰如的性格特徵和倪煥之形成鮮明的對照。當初他們確是志同道合、決心幹一番事業，儘管他們的指導思想並非是完全正確的。但當教育改革遇到封建勢力的阻撓時，他倆的差別就明顯了：倪煥之義憤難平，堅持鬥爭；蔣冰如則妥協退讓，急於收場。結果是一個繼續奮鬥，走向了羣眾運動；一個則出任鄉董，建設以“衞生”和“治家”為宗旨的所謂“新村”，實質是過他的真正隱士生活去了。作者通過蔣冰如這一形象，對當時“教育救國”的改良主義給予了尖鋭的批判。 ^[3] 

倪煥之的妻子，也是作者着力刻畫的人物。由於早年失去雙親，寄居在兄嫂身邊的處境和進入師範學校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因此，具有強烈的個性解放思想，見到倪煥之如逢知己，志同道合，使他們很快結成伴侶。她對倪煥之的教育改革，充滿着幻想，並懷有高度的熱情。但婚後生了孩子，她對事業的熱情，很快轉到了温暖的小家庭裏面。當倪煥之死後，在悲痛之餘，她又有所醒悟，“她的心頭萌生着長征戰士整裝待發的勇氣”，重新燃燒起了“往外飛翔”的念頭。金佩璋的變化，説明她還需要經過嚴酷鬥爭的鍛鍊，因此，前進的道路必將是艱難的。對金佩璋的思想性格，倪煥之不無悲嘆地解釋説：“她賦有女性的傳統性格、環境刺激與觀感，引起了她自立的意志，服務的興味，這當然十分絢爛，但究竟非由內發，堅固的程度是很差的，所以僅僅由於生理的變化，就使她放了手，露出本來面目。”金佩璋的形象，確可以代表20世紀20、30年代新女性的一種類型。 ^[3] 

革命者的形象，雖然着墨不多，欠豐滿，但他那堅定的信念，敏鋭的思想，爽朗的性格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卻躍然紙上。王樂山，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是他把倪煥之從失望與苦悶中喚醒，並帶領他從鄉鎮到了大城市，從埋頭教育走向羣眾運動的，由於王樂山的出現，給作品增添了不少亮色，作者給予了熱情的讚頌。 ^[3] 

《倪煥之》比較真實地描寫了從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歷程和精神面貌；形象地反映了“五四”、“五卅”愛國運動給予當時的知識青年的巨大影響。 ^[3] 

《倪煥之》的思想意義在於：在當時大革命失敗後的一片白色恐怖的情況下，作品熱情地歌頌了革命力量，並對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與希望，對當時的青年無疑是有鼓舞力量的，對現在的青年同樣有認識價值和教育意義的。同時，也能讓現代的青年知道：“當時的青年要尋找真理是多麼難啊！……現代的青年決不會重複倪煥之那樣的遭遇和苦惱。”因此他們應當“萬分珍惜自己的幸福，拋棄一切因襲，在解放全人類的大道上勇猛前進。” ^[3] 

作者善於通過對事物的不同態度，揭示各自的性格，使其呈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徵。如對教育改革實驗，有的反對阻撓（蔣士鏢），有的嘲笑（徐佑甫、陸三複），有的冷漠（金樹柏），倪煥之則滿腔熱情，不顧一切地認認真真地去做：當教育改革遇到阻力時，蔣冰如妥協退讓，急於收場，倪煥之則憤憤不平，主張鬥爭，最後兩人竟分道揚鑣。 ^[3] 

《倪煥之》對人物的心理描寫真切入微。如寫倪煥之在尋求實現抱負的出路時的急切和苦悶，遇到志同道合的蔣冰如時的欣喜和興奮，教育改革失敗後的懊喪和孤獨，參加羣眾運動時的激昂和振奮，特別是對他臨死前彌留之際的幻覺和囈語的描述，都是十分真切動人的。 ^[3] 

小説的語言精練、純樸、嚴謹、含蓄，全書僅用了二十萬字，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到大革命的歷史演變，複雜變幻的時代風雲，正是由於語言精練，擴大了作品的容量。精練而不概念化，是葉聖陶語言的特色。如倪煥之從事教育改革，作者用了一句話：“一切懸於教育”，僅六個字表現了倪煥之的獻身精神、信念、決心。倪煥之在彌留之際的一段幻覺描寫和囈語，形象地表現了倪煥之的革命信念和對未來的殷切希望，是十分精采的。

《倪煥之》的不足之處，主要是：後半部分較為粗疏，有頭重腳輕之感；對倪煥之轉向革命後，缺少正面具體的描寫；革命者王樂山的形象也較飄忽，這可能是由於作者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思想認識的侷限所致。 ^[3] 

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茅盾《讀〈倪煥之〉》：把一篇小説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進程中，不能不説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盪，怎樣地從鄉鎮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羣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倪煥之》也不能不説是第一部。在這兩點上，《倪煥之》是值得讚美的。 ^[3] 

德國漢學家、翻譯家、作家沃爾夫岡·顧彬《德國的憂鬱和中國的彷徨：葉聖陶的小説〈倪煥之〉》：“小説承擔了描寫現代英雄的困境的任務”，“在倪煥之這個形象上，葉聖陶描寫了一個處於持續變動的世界中的現代人的狀態”。他在“現代性”的角度下，解讀了倪煥之面對中國社會向現代性轉換中所不能解脱的“彷徨”。 ^[5] 

現代作家林樂齊《〈倪煥之〉與葉聖陶的文學創作》：倪煥之顯示了時代的潮流對他的深刻影響，體現了這一歷史潮流中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思想面貌。 ^[5] 

葉聖陶：現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名紹鈞。江蘇蘇州人。曾任小學、中學、大學教師。1914年開始用文言文寫小説。1921年與沈雁冰、鄭振鐸等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觀。與朱自清等創辦中國新文學第一個詩刊《詩》。創作出版中國第一個童話集《稻草人》以及小説集《隔膜》《火災》等。1928年創作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長篇小説《倪煥之》。1923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後任開明書店編輯，主編過《小説月報》《中學生》等刊物。創作態度嚴謹，語言樸素凝練，明淨雋永，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1949年後曾任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等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