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內法

自漢代以來，中國大多數時候採用的是“外儒內法”的治國方式。所謂“內”即是內在的核心價值觀念，指導思想。“外儒”即是以儒家重視人、以人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觀念為原則。所謂“外”，則是外在變現，具體的措施。“內法”，即以法家的觀念建立政治架構，以法治觀念治國。

隨着網絡諮詢的發達和書本價格下降，許多人接觸到“內儒外法”的説法，錯誤地將“內”、“外”理解成“實際內容”跟“表皮”。從而認為中國歷史上應該是“外儒內法”，即示之以儒家仁義，而以法家思想為根本。這是文言理解能力不足導致的錯誤。實際上，法家的“法治”與近現代西方法律思想理解的法治不同。法家是以君主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説出的話即為法，法治的本質是服從君主指令（這一點從“太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可以看出來，按近現代的法治觀念，應該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宣帝曾多用刑吏，當太子（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時，他的回答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説明漢代統治者就已經自覺地把儒法結合起來實施統治了。外儒，給封建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制統治提供了堅強的後盾。依儒家學説，天地君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制約，但這種倫理約束，尚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於是又生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在禮教之上，雖以明顯的等級約束，進而出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條。倫理的法制化，將一切封建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制的制裁。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託。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只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鬆地“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麼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而當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出現罪犯時，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於是滅九族、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封建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採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穩定：只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裏對族人實施懲處。私設公堂在封建社會裏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於此。

外儒內法的統治術，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自古以來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為從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規範為仁德的範圍之內了。法外有情，是封建統治者為自己標榜的資本，而不是破壞法制的依據，就很能説明問題。在受西方影響，法制觀念不斷強化的時代，法制難以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任人唯親等，都還時有出現，在某些落後的地區，宗法思想的殘餘還相當嚴重，甚至發展到與國家法律作對的地步，都不能不説是封建外儒內法文化的殘餘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