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

朝鮮王朝開創一個世紀後的16世紀，中央的貴族官員們分化為“勳舊派”和“士林派”，招來嚴重的矛盾。勳舊派根植於從開國功臣以來的八次功臣冊封所形成的勢力，直接來説，指的是癸酉靖難後朝鮮世祖所冊封的功臣，以及與之相關的勳臣和戚臣。他們遵循富國強兵的現實主義路線，想要維持既得權利，通常被稱為“勳舊”。 ^[1] 

按其目標的政治路線來劃分高麗後期登場的新進士大夫勢力，可分為鄭夢周為中心的穩健改良派和鄭道傳為中心的激進改革派，士林與前者一脈相承，勳舊與後者一脈相承。勳舊與李成桂等新興武將勢力聯手，成功開創朝鮮王朝，作為整備新王朝的文物制度的主軸而活動，累代子孫享有特權地位。勳臣和戚臣以其確固不動的地位為基礎，壟斷高級官位，經濟上擁有龐大的土地和奴婢。隨着16世紀的社會經濟變動，勳舊的特權經濟不正行為表現為土地兼併、防納之弊等。尤其是世祖篡位後，勳舊壟斷高級官位和經濟不正的傾向更加露骨化。一般來説，勳舊派的根源與他們直接掛鈎。 ^[1] 

到了朝鮮成宗時期，士林開始全面進入中央政界。他們根植於對王朝開創持消極態度的以鄭夢周為中心的穩健改良派新興士大夫勢力。朝鮮世祖因篡位而在性理學的名分上先天不足，又採取過分的鎮壓政策和國防強化政策，採取功利主義的統治方式，因此民心漸散，起用士林可以重整民心。同時，也需要牽制勢力強大的勳舊大臣，並且在實施學術振興政策來恢復儒教政治的理想的過程中，士林的存在價值也得到承認。成宗起用了以金宗直及其門人金宏弼、鄭汝昌、金馹孫等。他們從鄭夢周、吉再、金叔滋一脈相承的出身慶尚道的儒學者身上尋求學術源流，這就成為後來“道統論”為主的性理學發端的契機。 ^[1] 

士林作為追求理想政治的性理學者，主要進入三司（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館）。三司是對國王和文武百官的對錯進行諫諍和論駁並負責經筵的機構。因此，以三司為根據地的士林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股與既存勳舊針鋒相對的政治勢力。當時，士林依照堯舜三代王道政治提出的政治爭論點是恢復被摧折於世祖時期的儒教政治，以及勳舊大臣肆意橫行的腐敗行為。因此，士林集中批判了國王主導的領土擴張等過度的富國強兵政策、通過內需司積累王室財產、王室主導的佛寺重建事業和賦役動員、勳舊大臣們利用權勢非法兼併土地或奴婢等行為。 ^[1] 

士林曾經反對開創新王朝，故隱退為鄉村中小地主，主張恢復留鄉所並實施社倉制、鄉射禮、鄉飲酒禮以確保鄉村社會的穩定和自己作為統治階層的階層優越性。社倉制是以民間為中心的貧民救濟方法，有別於與以國家為主體來運營政府谷食的“義倉”。鄉射禮和鄉飲酒禮都是起源於《周禮》的制度，鄉射禮是地方郡縣在每年春秋召集鄉民舉行射箭來培養道德心併兼顧軍事訓練的制度，鄉飲酒禮則是召集鄉民按一定規範來飲酒，由此來熟悉禮法的制度。 ^[1] 

1498年到1545年發生的勳舊和士林之間的政治衝突就是“士禍”。士林雖然不斷受禍，但還是在16世紀後期成為了主導的政治勢力。 ^[1] 

朝鮮中宗時登場的趙光祖為首的典型的性理學者都是年輕氣盛的人物。他們通過官僚薦舉制度“賢良科”而被大舉起用，此時起用的士林多為出身畿湖地方（京畿道、忠清道）者，故也被稱為“畿湖士林”。又因在己卯士禍中大規模受禍，故又稱“己卯士林”。中宗當時考慮恢復反映中宗反正後眾望所歸的儒教政治，並對反正功臣加以牽制，便重用了趙光祖等己卯士林。此時的士林中，也有不少是15世紀勳舊家族的後裔，他們雖然作為士林而被起用，但也被同僚士林排斥為勳舊。 ^[1] 

己卯士林主要成為三司言官，通過言官輿論來批判勳舊大臣的腐敗並要求激進改革以實現王道政治的理想。因為燕山君的虐政，君臣關係已經出現裂痕，儒教政治不可能實現，趙光祖一派有鑑於此，要求君主徹底的修身養性。這就是所謂的哲人君主論，強調的是至治主義，即“崇道義、正人心、法聖賢、興至治”。己卯士林為了實現至治主義，主張強化經筵制度，鼓勵言官輿論。他們提出的主要政策有廢止昭格署以排斥異端、鄭夢周、金宏弼、鄭汝昌等配享文廟、廢止內需司長利、普及《朱子家禮》和《小學》來強調實踐倫理、實施賢良科等。 ^[1] 

己卯士林的上述要求隨着基於三司言官輿論的言官權的擴大而得到落實。於是就廢棄了以牽制和均衡為焦點的君權、宰相權、言官權所構成的君臣權力關係、打破了《經國大典》所標榜的權力體系。最後，他們質疑中宗反正時大部分功臣都不應冊封，也就是“偽勳削除事件”，這成為勳舊大臣鎮壓趙光祖為中心的士林的決定性契機。於是就發生了“己卯士禍”。 ^[1] 

朝鮮明宗時發生的“乙巳士禍“雖然是圍繞王位繼承的外戚之間的衝突，但尹任一派的“大尹”和尹元衡一派的“小尹”兩派都有士林加入，並給士林帶來嚴重損害。雖然這在四大士禍中損害最大，但隨着文定王后之死，以外戚勢力為基礎的權臣消失了，留在中央政界中的政治勢力就是士林。最終士林在16世紀後期完全主導了政治。此後就演變為公論政治和朋黨政治。 ^[1] 

之所以士林經歷反覆浮沉後還能主導政局，是因為他們通過在鄉村社會中擴大可以再生產自己勢力的組織體——書院和鄉約，實現了鄉村自治制。特別是書院促進了兩班子弟的知識分子化，並將他們集體化為政治輿論。也就是説，隨着基於所謂“公論”的朋黨政治的展開，書院成為儒生們提出“草野言論”的制度基礎。此時由士林主導展開的朋黨政治是以“公論”為基礎的政治，提出“公論”的主要渠道是言官們的“言官言論”和內外儒生們的“草野言論”。 ^[1] 

結果，16世紀前期的勳舊和士林的矛盾和衝突以士林的勝利告終，並且隨着可以提出“公論”的政治參與層的擴大，演變為朋黨政治。朋黨政治是從16世紀後半期持續到17世紀後半期的政治形態，主導勢力是被稱為士林的集團。朋黨政治將其政治目標放在了落實理學政治理念上，為此採取了這樣一種政治運營方式：通過言官權對宰相權的批判和牽制以及朋黨相互之間的義理名分之爭，來相互批判和牽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