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尼會戰

據現有僅存的資料顯示，迦太基（Carthage）的建城時間比羅馬要早，據認為曾有居民七十萬人，佔地三百一十五公頃（3.15平方千米）。但確切時間無從考據，而現代學者一般採用公元前815年建城之説。迦太基因為其強大的海軍控制地中海，因此成為地中海的貿易中心，每年均有龐大的經商收入，其海路販運奴隸、金屬、奢侈品、酒和橄欖油等商業活動很蓬勃。同時間，其家庭式手工業亦很發達，當中以紡織品最為著名。而其內陸地帶——巴格拉達斯河谷的土地十分肥沃，所以迦太基即使在北非，亦有發達的農業，因此亦出現了奴隸制莊園。

羅馬強盛之後，為搶奪殖民地和貿易路線，與迦太基發生了戰爭。迦太基海軍被消滅，失去了海權和西西里島的領土，迦太基將軍哈米爾卡（漢尼拔的父親）被迫轉而向伊比利亞半島（今西班牙與葡萄牙地區）發展，第一次布匿戰爭結束。後來，哈米爾卡和其繼任者哈斯德魯巴相繼遇刺身亡，全軍一致推舉漢尼拔繼承父親的事業。

在第二次布匿戰爭開始時，迦太基將軍漢尼拔在冬季時率領大軍經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並迅速地連敗羅馬軍兩次（詳見詞條：特拉比亞會戰、特拉西梅諾湖戰役）。經過這些敗績後，羅馬人委任費邊為獨裁官，其決定與漢尼拔打消耗戰，並截斷其補給線和拒絕與之正面交戰。但是這些戰術並不為羅馬人所認同。當羅馬人在漢尼拔大勝的驚訝中醒覺過來後，開始懷疑費邊戰術的有效性，結果給了迦太基軍隊回覆元氣的機會。當時人們亦普遍相信若任由漢尼拔在意大利搶掠而不阻止的話，則羅馬的同盟們可能會背叛並與迦太基人結盟，因為其會因羅馬的消極戰略使認為羅馬無法保護自己。

獨裁官費邊的保守令他們失望，騎兵長官米努基烏斯的激進對抗也證明是不合適的，於是，羅馬人民在獨裁官期滿後在前216年再次迴歸執政官模式，選舉了保守的保盧斯和激進的瓦羅上任，希望能讓這兩位迥然不同的領袖可以取長補短，找到正確的取勝之道。

二位執政官剛一上任，便開始籌劃新的策略，保盧斯命令此前擔任過執政官的塞爾維裏烏斯和雷古魯斯前往接管已有的部隊，他信任這兩位老將的耐心，囑咐他們繼續尾隨漢尼拔，決不能進行大規模會戰，但要伺機尋找機會進行小規模戰鬥，打擊敵人的同時提高己方士兵的素質和士氣。而他自己則着手擴軍，把對付漢尼拔的軍團數量提高到了8個，還對每個軍團進行了擴編，總兵力達到4萬步兵和2400名騎兵，即便如此保盧斯還不放心，他又向同盟者索要了4萬步兵和3600名騎兵，意圖以絕對的兵力優勢擊垮漢尼拔。部分人估算羅馬軍隊達十萬人，但這個數字並不能被完全證實。

整個冬季和春季的局勢正如保盧斯預想的那般進行，雙方不斷進行小型的前哨戰，由於將領的剋制和士兵素質的不斷提高，羅馬軍在小型戰鬥中佔據了上風，加上天氣不適合進行大規模戰鬥，迦太基軍只得在軍營裏休整到了春季結束。

在公元前216年春天，漢尼拔取得戰略主動權並佔有了阿普利亞平原的坎尼城。坎尼為一個巨大的補給倉庫，漢尼拔因此將羅馬與其重要補給來源斷開。據波利比奧斯所述，“坎尼被奪取使得羅馬軍隊發生騷亂，若只是失去了一處地方與倉庫並不足以引起騷動，但坎尼是對各被奪省份的控制點”。坎尼淪陷，尾隨的羅馬軍隊士氣大受打擊，統軍的塞爾維烏斯不敢怠慢，便寫信請求元老院的指示，很快塞爾維烏斯就收到了回信，他被命令堅守陣地，等待執政官和援軍的到來。

羅馬的兩位執政官為了迎擊漢尼拔，親率大軍向南行軍。經過兩天，其於奧非都斯河左側找到漢尼拔的蹤跡，並在距離其六英里外紮營。平常兩位執政官會分別指揮其所部，但這次因兩部軍隊合一，所以因應羅馬法律的要求，兩位執政官在日間輪流作出指揮。

執政官瓦羅本性驕傲自大，首次帶兵上陣，就一心要戰勝漢尼拔。當羅馬軍隊向坎尼逼近時，漢尼拔派出一小隊軍隊伏擊羅馬軍隊。瓦羅毫不猶豫地派出騎兵和輕步兵迎擊。隨後又調來軍團的重步兵趕往支援，成功抵擋了其的進攻。在這之後，瓦羅發現整個迦太基軍都隨着潰軍撤出了營地，他見到如此“良機”沒有絲毫懷疑，立刻就要帶着全軍攻佔敵營，幸虧保盧斯發現事有蹊蹺，竭盡全力阻撓，加上天色已晚，羅馬軍才避免踏入陷阱。

保盧斯心思縝密並且步步為營，其知道即使羅馬軍隊在數量上佔有優勢，但與漢尼拔在平原上對戰是極不智的。此想法絕對正確，因為漢尼拔具有騎兵的優勢（不論是質量或數量上）。儘管有着這些顧慮，保盧斯認為在取得初捷後退兵不明智，於是將三分之二的兵力駐紮在奧非都斯河（奧凡託河）西岸，分開蒐集軍糧，並指令餘下的軍隊渡河，在東岸離迦太基軍營更近的一個高地上設下第二個軍營，此軍營設立的目的在於搶奪糧草並且騷擾敵軍。

兩軍於這個位置對陣了兩天，在第二天時（8月1日），漢尼拔向瓦羅挑戰，相約於次日正式交戰。瓦羅拒絕了，當其要求被拒絕後，漢尼拔意識到奧非都斯河對羅馬軍隊的重要性，於是派出騎兵向正在河邊取水的羅馬士兵進行騷擾。對於瓦羅來説，漢尼拔派出的這些騎兵直接對羅馬軍營進行騷擾，掠奪並干擾羅馬軍水源供應，是不可容忍的行為。瓦羅因此被激怒，羅馬的士兵和軍官們也個個火冒三丈，他們紛紛支持瓦羅的主戰建議，洶湧的軍心迫使保盧斯放棄阻撓，默許瓦羅的軍事行動。次日，即公元前216年8月2日，瓦羅集合南北兩營大軍，越過河流抵達東部營地，向漢尼拔挑戰，要與其決一死戰。

迦太基的商人與富有的農民們沒興趣也不願意把歲月付諸戎馬生涯，故而迦太基的士兵絕大部分是從與其通商或被其戰敗的半開化部落中募來的。漢尼拔手下只有兩千五百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騎兵）為迦太基公民。其餘兵眾來自許多非洲與南歐國家，武器種類繁多，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獨門兵器，戰法也各不相同。利比亞腓尼基人步、馬戰並用，善使重型長矛。這些非洲人是漢尼拔最信賴的部隊。伊比利亞步兵與騎兵的主要兵器是巨劍，於近戰時用以砍、刺。高盧人則披着一頭染成紅色的長髮，通常進行步戰。他們赤膊上陣，近戰時揮舞一把大砍刀，打起仗來不要命。來自巴利阿里羣島的士兵是使用投石器的能手，飛石傷人，百發百中。非洲兵體格強壯，吃苦耐勞，個個是田徑高手，但是軍事技能差了點，他們光頭文身，打仗時用長槍與弓箭，有時也用長劍。

漢尼拔的優勢在重騎兵，伊比利亞人的戰馬力大體壯，在行軍中通常每匹能載兩人。在作戰時，一人留在馬背上戰鬥，另一人則下馬步戰，像現代的步坦協同作戰。高盧人也有騎兵，但是戰鬥力最強的還數來自眾多努米底亞部落的非洲騎兵。他們手持標槍與劍，左臂披一塊豹皮或獅皮作為護衞，幾乎光身於馬鞍之上。他們是無畏、不倦與善戰的鬥士，大概也是全軍最為精鋭的作戰力量。

由於各自背景不同，所以漢尼拔麾下的部隊士氣也參差不齊。迦太基軍隊中各部落沒有共同語言，所以命令和溝通很成問題。

羅馬軍隊的基本單位是步兵百人隊，原先由一百名士兵組成，但是通常進入戰鬥編 隊的不過六十至八十人。兩個百人隊合為一箇中隊。每個羅馬主要戰術組織(即軍團)中有三十個中隊。每個中隊在戰鬥中排成一個小方塊隊，其正面為十四至十六人，縱深十人。但是，與希臘人與馬其頓人的更為密集的傳統方陣不同的是：在傳統方陣中士兵們並肩作戰；而在羅馬方塊隊中士兵與士兵之間有1.5米左右的間隔。這樣一來，每個羅馬步兵可以輪圓了揮動其武器，長矛或長約30釐米的短劍。在實際激激戰中要保持這樣的間隔可不容易，這需要常年的訓練和戰地的經驗。 但是這樣編隊的一個好處是一旦前排士兵力乏或負傷時，他們可以通過身後的間隔後撤，馬上就有一排生力軍上前補替他們。而且由於有間隙，隊形的變化比較靈活，對不同的地形的適應性比較好。

實戰時，三個中隊組成一個大隊，並排排開，約四百二十人。各中隊之間的間隔通常為50米。步兵大隊本身在軍團中又列成國際象棋方格隊形：羅馬軍團的傳統陣式由三條陣列構成，第一陣列四個大隊，第二、第 三陣列各三個大隊。大隊與大隊之間的間隔約為三百六十碼，或者説相當於一個大隊正面的寬度。正如在中隊與大隊內部，前後排士兵可以替換作戰，第二陣列大隊 也同樣可以通過間隙向前推進替下第一陣列大隊，而第三陣列大隊又可以前移替下第二陣列大隊。第一陣列的士兵是戰鬥經驗相對少的年輕士兵，他們的武器裝備是兩杆重型投槍，一把30釐米左右短劍和一個長方形的盾牌。同弓箭相比，羅馬士兵似乎更垂青重型標槍，羅馬式的重型投槍是由一根長長的尖鋭的金屬槍頭和一個沉重的木杆組成。在15到20米的短距離上，重型 投槍的穿透力和衝擊力是弓箭無法比擬的。對方的盾牌很容易被投槍穿透，即便持盾牌的敵人沒有受傷，但是如果盾牌上扎着一杆投槍，槍柄的重量會讓盾牌墜得無法端持。

當兩軍交戰時，三個陣列邁着整齊的步伐逼向敵人，在距離敵軍15米左右時，第一線的士兵暴風驟雨般投出他們的所有的投槍，然後手持盾牌衝向敵軍，短劍上下翻飛。羅馬短劍在正常情況下無法刺穿鐵的或青銅的甲冑，然而牢固而又兩面開鋒的短劍對四肢卻有極佳的切割效果，短兵相接時能發揮出令人 恐怖的威力。 第二陣列是戰鬥經驗相對豐富的年輕士兵，他們通常是羅馬軍團中最粗野最精壯的戰士，他們的武器裝備和第一線的士 兵一樣也由投槍，短劍和盾牌所組成。當第一陣列的士兵抗不住了，精疲力竭地撤回第二陣列的空隙中時，第二陣列便替換上前，他們將投槍如雨般投向敵方後便以 更凌厲的劍鋒和更瘋狂的砍殺發起第二波攻擊。站在最後的第三陣列是由身經百戰的最有經驗的老兵組成，他們手持盾牌和長矛，意志頑強，堅如磐石，構成軍團的 最後支撐，如果第一第二陣列都支撐不住了，便可以滲透進起保護作用的第三陣列中，在老兵們的帶領下，再次向敵人反撲。

兩位執政官共有七萬名步兵、二千四百名羅馬騎兵與四千名同盟騎兵（在會戰裏上陣的），並在兩個軍營留守二千六百名重裝步兵與七千四百名輕裝步兵（合計一萬名步兵），所以羅馬在戰場上的總兵力達至八萬六千四百人。而迦太基軍則有大約三萬名重裝步兵、六千名輕裝步兵與八千名騎兵，這包括了主戰場上的兵力與分隊兵力。

羅馬人依舊採用傳統的三線編隊，羅馬騎兵在右，其盟國的騎兵居左。輕武裝部隊也按常規部署在主戰線前方。羅馬共和國的精華——步兵軍團位居輕裝部隊之後。最前面是青年槍兵，這是些經驗不足的新兵，他們配備兩根標槍和一把短劍以及一面盾，他們的作用在於消耗敵人戰鬥力。青年槍兵之後是第二列，也就是成年戰士，這些人戰鬥力強，正當壯年，有着良好的戰鬥技巧。最後一列是老兵，這是羅馬常年征戰的菁英部隊，他們手持重矛衝入戰場，這些人已經風華不再，但他們豐富的經驗是羅馬取得勝利的最終保證。與密集的希臘方陣不同，羅馬方陣士兵之間的間隙較大，給每個士兵都提供了足夠施展的空間，同時也有利於士兵之間相互合作，刺殺敵人。

瓦羅選擇加厚中軍的縱深而不是加闊其戰線闊度（這是因為其軍隊數量多於迦太基的，所以其戰線可以與迦太基人的等長），並希望以此迅速擊潰漢尼拔的中軍。

其第二隊小隊（principes）緊接着第一隊小隊（hastati），當羅馬軍隊前進時可以確定其具有統一的戰線。但就如波利比奧斯所述：“羅馬的小隊（Maniple）一個接一個，結果中間的走動空間少了……而每個小隊的縱深皆比前線的還大。”然而面對瓦羅的陣形，漢尼拔沒有可調配的空間或撤退的可能，因為其背後為河流，而羅馬人的優勢兵力卻會逼使其軍隊會後撤，最後其可能被切割並逐個被擊潰。坎尼這個戰場不同於此前的戰場，一目瞭然，沒有可以伏兵之地，而瓦羅知道漢尼拔此前兩仗均以詭計與花招取勝，所以其主動尋求發動戰役，以防被算計。

有限的騎兵沒有得到應有的加強，甚至還被抽出了1000人留作預備隊，在靠近河流的右翼僅有2400名羅馬騎兵，左翼稍好一些，但也只有2600名同盟騎兵。

此外，瓦羅亦知道羅馬步兵當初在特拉比亞會戰裏成功穿透了漢尼拔的中軍，所以其打算再次製造此結果並且要更為從容地取得更大的戰果。

漢尼拔為了應付羅馬軍的優勢兵力，選擇了不同於傳統的陣形，其將最低素質的兩萬五千名的高盧新兵放於中軍，並輔以八千名久經沙場的西班牙重裝步兵，而一萬二千名驍勇善戰的非洲重裝兵則分列兩邊。左右兩翼則分置哈斯德魯巴的伊比利亞騎兵和高盧騎兵和努米底亞騎兵。漢尼拔依據各兵種的特性與戰鬥素質來佈陣。其使用了各兵種的優勢與缺點來實行其計劃。其計劃首先命令其兩翼的精鋭騎兵先擊潰較弱的羅馬騎兵並從後攻擊羅馬步兵，此時那些羅馬步兵會因數量上佔優而將漢尼拔的中軍逼向後撤，而漢尼拔此時則可將原先安放在兩側的非洲重裝兵向中間進攻，對羅馬軍隊形成包圍。

漢尼拔接着逐漸擴展其中軍戰線，如波利比奧斯所述：“當其中軍變為一條直線後，其將中軍的西班牙重裝步兵和高盧新兵放前，而其後部隊則逐漸後退，但保持與中軍的接觸，結果形成了一個新月狀的陣形，側翼的戰線則會因為戰線延長而變薄，而其部署非洲兵在此，而作支援，並與西班牙重裝步兵和高盧新兵互相策應。”波利比奧斯形容迦太基的中軍在新月狀佈陣裏是薄弱的，並突出向羅馬中軍，而兩側則作梯形排列。普遍相信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阻延羅馬步兵前進的步伐，並讓漢尼拔有時間部署對其非洲兵作出最有效的部署。漢尼拔亦確定羅馬軍隊面向南方，而其軍隊則面向北方，所以早晨的光線照向羅馬軍，而且羅馬軍亦會受到夾雜着沙塵的東南風的吹襲。漢尼拔囑咐左翼騎兵儘量背靠風口，同時他安排了500名凱爾特和西班牙騎兵藏匿短劍，尋找機會向羅馬人假意投降，以期在敵陣製造混亂。

奧非都斯河在漢尼拔的戰略部署裏亦佔了重要席位。因為其背靠著奧非都斯河，所以可以確保迦太基軍的後方不會受到羅馬軍的進攻。此外，羅馬軍因為背靠坎尼城的山丘，右靠奧非都斯河，所以其只有從左方撤退。漢尼拔對軍隊的佈陣，及對軍隊能力的瞭解程度，成為其在坎尼會戰裏獲勝的最主要的因素。

從陣地所處的位置看來，漢尼拔鐵心要打一場包圍戰，但迦太基軍隊的數量遠少於羅馬人，包圍敵人是相當困難的，也是貌似自殺的行為（從這裏可以看出漢尼拔的過人的膽識），不過漢尼拔把左翼直接擺放在了奧菲杜斯河的一個拐彎處，這樣河水就充當了迦太基左翼的保護傘，羅馬人不可能穿越河水去包圍他們。既然左翼得到了地勢的保護，那麼原本用來保護左翼的騎兵就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機動起來。我們可以看到迦太基騎兵是漢尼拔取勝的關鍵。

開戰時間被漢尼拔故意拖到上午8-9點之後，以便羅馬人能在交戰中錯過午餐。8月2日上午，雙方的輕步兵率先展開攻勢。羅馬的輕步兵有敍拉古援軍支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能壓倒對手。但漢尼拔很快就讓騎兵也開始衝鋒，逼迫對方的整支軍隊都迅速投身戰鬥。至於原本已向前推進的輕裝部隊，則奉命撤退到重裝部隊身後。

當戰役開始後，兩翼交鋒的騎兵即展開廝殺。波利比奧斯是如此形容當時情形的：“當左翼的西班牙與高盧騎兵進攻羅馬騎兵時，粗野的戰鬥便接踵而來。”

在靠近河流的一側，羅馬人在開戰後就被迦太基軍隊所完全壓制。儘管羅馬騎兵也是源自富裕階層的子弟，但卻沒有穩固的騎兵作戰傳統。因此，即便是學來了整套希臘式騎兵裝備，也很難復刻後者的戰力優勢。面對突擊猛烈的凱爾特人，他們很難守住原有的陣地。於是就索性下馬，以步兵的形式繼續死戰。

與此同時，迦太基右翼的努米底亞騎兵則以另一種模式作戰，讓當面的羅馬同盟也異常痛苦。雖然佔據數量優勢，但他們並不擅長硬碰硬的對沖。只能邊打邊撤，吸引意大利同盟騎兵遠離步兵陣線。後者雖然沒有立刻上當，但架不住北非輕騎的反覆騷擾，不得不在廝殺中落入圈套。

坎尼戰役的最重要部分，還得由兩軍的中路步兵來完成。面對凱爾特與西班牙蠻族的豬突衝鋒，羅馬人也針鋒相對的進行突擊，完全顧不上此前的防守反擊傳統。依靠訓練、裝備與局部兵力優勢，瞬間將漢尼拔部署的前沿尖兵擋住，進而被推搡着回到原先位置。但更多迦太基部隊也陸續加入膠着，迫使羅馬人將更多預備隊調遣上來。

此戰的特殊之處，就在於羅馬人為湊出兵力優勢，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戰術傳統。在空間有限的河畔平原上，他們聚集了太多重裝部隊，使得所有部分都沒有足夠的施展空間。作為決策人的瓦羅，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層因素。但為了儘可能的集中優勢兵力，還是讓麾下士兵以更加直接的密集陣方式接戰。但漢尼拔的梯次部署，讓羅馬軍團的近2倍優勢沒能立刻發揮效果，反倒因急於求成而繼續投入兵力。結果，短劍+大盾牌的武器配置遭到空間削弱。面對迦太基人的短矛方陣，不再有體現單兵搏擊優勢的機會。雙方的數萬士兵都擠在一起，完全在靠體力和意志堅持推進。

當天中午，沙塵開始從河流方向吹來。事先詐降的500凱爾特-西班牙士兵也趁機掏出短劍，從後面襲擊羅馬騎兵分隊。後者集體放棄戰馬在徒步作戰，很容易被前後夾擊的騎兵所圍攻。最後除少數幸運者外，其餘大都被迦太基騎兵給屠殺殆盡。隨後，少量迦太基人向內偏轉，開始幫助步兵夾擊對方的中央陣線。漢尼拔故意分配到兩側的北非重步兵，便得以逐步壓制面前的意大利同盟部隊。縱使更當中的羅馬公民軍團還在前進，也無法緩解兩翼的合圍之勢。

更多的凱爾騎兵則從羅馬人身後繞過，幫助右翼的努米底亞人去攻打意大利騎兵。後者已經被牽制得精疲力盡，無法承受新的衝擊，只能為自保而選擇逃離戰場。於是，整個迦太基右翼也開始形局部優勢，幫助北非重步兵完成了對意大利同盟部隊的壓制。稍後，迦太基騎兵進行了重組，並直接在敵人的正後方發起新一輪攻擊。

直到此刻，羅馬的兩位指揮官還覺得自己勝算更大。按照共和國的軍事傳統，他們本人在實際上也身處軍團之中，所以對於周圍的情況沒有整體性認識。因此，除了知道自己的隊列在向前緩慢推進，也很難獲得其他分隊的情況反饋。

但漢尼拔卻沒有給他們以任何機會。當中路的凱爾特步兵即將崩潰，他立刻用2000名騎兵預備隊去進行填補。剛剛鑿穿迦太基陣線的羅馬步兵，就不得不停下來抵禦騎兵衝擊。結果，他們兩側已經完全陷入重裝部隊包夾，後方也在遭到更多騎兵的反覆蹂躪。成堆的士兵前後推搡，被四面環攻的敵人逐步壓縮佔地，最終連揮舞手中短劍的空間也完全喪失。

當兩側的非洲兵向中央逼近時，羅馬步兵再沒有發揮的空間，並且被分割包圍，即使是逃亡的空間亦沒有。漢尼拔成功建立了包圍羅馬軍的人牆並且將羅馬軍集中殲滅。

由於激戰半天而沒有時間吃飯，軍團士兵的體力在下午出現不支。巨大恐懼開始從四周蔓延到中央，讓所有人都意識到自己錯過了逃生窗口期。因為沒有辦法繼續還擊，戰鬥也就迅速演變為一邊倒的屠殺。

負責指揮全局的保盧斯就這樣和身邊的士兵一同戰死。他的前任維裏烏斯與雷古魯斯，都不願選擇逃跑，在晚些時候倒在血泊之中。唯有年紀較輕的瓦羅，靠着指揮少數人突擊而得以生還。

直至夜幕低垂，這場血戰才終結。逃脱的羅馬士兵大部分逃至最接近的城市卡流蘇門（Canusium）。

雖然真實的傷亡人數可能永遠無法得知，但李維與波利比奧斯指出大約有四萬七千至七萬名羅馬士兵戰死，並有大約三千至四千五名羅馬士兵被俘。這包括羅馬軍隊的統帥、執政官盧基烏斯·埃米利烏斯·保盧斯本人與兩位前任執政官，兩位刑事推事，四十八位軍團將校裏的二十九位，與八十位羅馬元老（當時羅馬元老院只有不到三百位成員，這個數字已包括了政府成員裏的百分之二十六至三十）。另外有一萬名駐守兩個羅馬軍營地與鄰近村落的羅馬兵得知坎尼慘敗消息後鬥志全無，在翌日投降。可能只有1.4萬羅馬士兵得以逃脱。

總的來説，本來的八萬七千名羅馬士兵裏可能有超過七萬名被殺或投降——超過整體軍力的八成。另一方面，迦太基軍有一萬六千七百名士兵傷亡（主要為高盧與伊比利亞士兵）。陣亡人數大約為六千人，四千人為高盧士兵，一千五百人為伊比利亞與非洲士兵，其他為騎兵。總括而言，整場戰役的總傷亡人數大約為八萬人。

如果此數據屬實，坎尼會戰便是人類軍事史上單日死亡人數最高的戰役之一。這場戰役單日死亡人數較英國皇家空軍在兩次大戰裏所陣亡的飛行員總數為多。此外，其亦較一次大戰裏巴雪戴爾戰役（Battle of Passchendaele）四個月的總死亡人數為多。不計其他破壞，這場戰役的死亡人數為整個二次大戰里美軍總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

在會戰後的一段日子裏，羅馬人變得亂作一團。其於意大利半島裏最強大的軍隊被殲滅了，剩下的部隊卻嚴重地士氣低沉，而僅餘的執政官完全不被羅馬人所信賴。這對羅馬人來説是軍事上的大災難。羅馬人在此外宣佈了一個全國哀悼日，因為每一位羅馬人皆有親友在此役裏陣亡。羅馬人甚至絕望至依靠人祭，以祈求扭轉局勢，其將少數奴隸殺死並將其埋葬在公共集會場地。

漢尼拔繼特雷比亞戰役與特拉西梅諾湖會戰後在此役裏再度獲勝，並將相當於八個羅馬軍團的部隊殲滅。在三場戰役裏，羅馬人共損失了五分之一的十七歲以上成年公民（接近羅馬可供使用的人力的兩成）。此外，此役使得南意大利各邦國均震攝於漢尼拔之軍威之下。在此役後，希臘化的南部各城邦，包括卡普亞與塔蘭託兩個城邦均背叛羅馬而轉投漢尼拔之下。同年，西西里的希臘城邦發生起義，反抗羅馬的政治控制，而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則出兵支持漢尼拔，對羅馬發動了第一次馬其頓戰爭。此外，漢尼拔亦與西西里島上最重要的城邦，敍拉古的新任國王希耶隆尼莫斯締結盟約。

雖然此役為軍事史上的一場大捷，但是迦太基軍的運氣在此戰已達至最高峯，後再無法獲得戰略優勢。儘管羅馬人損失了大量資源，失去了很多盟邦，並要面對馬其頓與敍拉古的入侵，漢尼拔軍隊在數字上與物質上均不足以攻擊羅馬本城。於是，其選擇了與羅馬元老院磋商一份條款適中的和約。儘管羅馬軍面對其攻擊多次戰敗，羅馬元老院拒絕了其和議，並再度建立一支陸軍以守衞意大利，與一支陸軍進攻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陣地。

其實羅馬人可以採用這樣的戰術：當看到迦太基軍隊在河沿列陣後，羅馬人也可以對部隊做出調整，讓他們大體與奧菲杜斯河垂直，右翼貼近河沿，然後羅馬右翼與迦太基左翼對陣，嚴防死守，只要拖住哈斯德魯巴的騎兵即可，接着羅馬左翼從西北向東南開進，利用人數上的優勢，戰線可以拉長一些，由於右翼已經被河沿保護，那麼右翼的騎兵可以轉過來支持左翼，防止迦太基騎兵的突襲，這是一個“利用圓規畫圓”的方法，支點是羅馬右翼，而羅馬左翼沿着弧線向敵人逼近，這樣反而有可能對迦太基實行包圍，而迦太基背水列陣，缺乏戰略縱深，要想突破眾多羅馬軍隊是比較困難的。總之，因為人數的優勢，羅馬指揮官需要更大的接敵面積，而迦太基則希望接敵面積越小越好，這樣就可以逐步消耗敵人。

羅馬人的優勢在於三線戰鬥體系和組織性、紀律性，但缺乏遠程打擊能力。一旦羅馬步兵方陣被擠壓在較小區域，陣型被打亂，根本無法作戰，大家都擠在一塊，眼睜睜的看着外圍的戰友被敵人砍殺卻無能為力，結果只能被人一層一層吃掉。

羅馬人的另一個弱點在於騎兵的軟弱。羅馬社會是不重視騎兵的，他們以加入步兵軍團為榮，充當騎兵的不少都是窮人，或者是外鄉人，或是同盟國騎兵，而且羅馬騎兵大部分則是騎馬的步兵，一個軍團只配備極少量的騎兵用於偵查，其經驗和防護，以及戰鬥力都不是迦太基騎兵的對手，。

坎尼會戰在羅馬軍事結構上佔有一個重要席位，並使得羅馬共和國軍隊作出了戰略重整。在坎尼，羅馬陸軍組成了與希臘方陣雷同的陣勢，這使其容易陷入漢尼拔的設計裏，因為其缺乏靈活調遣的能力，所以較易被迦太基騎兵從後包圍。此外，羅馬法律限制了兩位執政官的最高命令權，逼使其權力必須輪著執行，使其缺乏戰略彈性。雖然有這麼多不足，但在坎尼會戰後數年內，羅馬人成功針對這些弱點作出大幅度改善。首先，其對方陣作出改革，將方陣分為很多細少的分隊，每個分隊可獨立移動，靈活性高。在其後的伊利帕戰役與札馬戰役裏，第二連隊（principes）於第一連隊（hastati）背後組成，在第一連隊跟敵人用短劍交鋒後，如果戰況不利，第二連隊前進接敵，第一連隊則從第二連隊之間的空隙（正好也是一個連隊的正面寬度）退到後方重整——這樣的編排充滿彈性與機動性。

此外，因應戰爭需求，羅馬人最終制定了一套統一的指揮系統。在經過數次政治實驗後，大西庇阿被任命為大將軍，並統率了全羅馬在非洲的軍隊，這個頭銜與權力維持至戰爭終結。這個安排可能違反了羅馬共和國的憲法，但是就如戴布流克所述，“軍隊內部改革使得其軍事潛力大增”，而此役更使得羅馬軍團編制上限形同虛設，

但亦預兆了羅馬共和體制的衰敗。在坎尼會戰後，羅馬軍隊逐漸邁向專業化：在扎馬戰役裏 ，大西庇阿的軍隊主力是由在西班牙與迦太基軍交戰近十六 年的退伍軍人組成，而其亦 被證明了是一支超級強大的軍事力量。

坎尼會戰因為漢尼拔出色的戰術與其在羅馬軍事史上佔極其重的席位而聞名於世。這戰役對羅馬所造成的重創程度是往後一世紀所未嘗見的，直至阿勞西奧戰役。漢尼拔的在坎尼會戰裏使用的雙重包抄戰術被視為史上最偉大的戰場調遣戰術，亦是西方世界裏首次成功使用鉗形戰術的人。

坎尼會戰聞名之處除了其對羅馬軍隊所造成的重創外，亦有着現代戰爭裏所難以達成的煙滅戰略。二次大戰裏著名的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這樣寫道：“如果情況容許的話，每一個將軍都尋求在戰場上完勝對方，漢尼拔在坎尼會戰的完勝使得“坎尼”成為完勝的代名詞，在世界各軍事學院均被詳細研讀。將敵方完全包圍並且殲滅的念頭，使得在近一個世紀裏（包括腓特烈大帝與小毛奇），眾名將皆欲嘗試重新創造一次自己的‘坎尼’。”

舉例來説，第一次海灣戰爭的聯軍總指揮史瓦茨柯夫將軍，曾經研讀過坎尼會戰並將漢尼拔的戰術成功運用在地面戰役裏，結果大敗伊拉克軍隊。

漢斯·戴布流克的研究指出坎尼會戰對現代德國軍事理論有着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德意志帝國陸軍參謀總長施裏芬影響甚大，以其名命的施裏芬計劃正是漢尼拔的雙重包抄的戰略制定。其認為坎尼模組應可在二十世紀重現：“一場完勝的戰役可以在當代重現，只要參考漢尼拔在上古時所作出的調配便可。進攻的重點不應是敵方的前鋒；武器與兵力不應集中在敵方的前鋒；重點應是使其側翼崩潰。翼鋒應對敵軍進行壓逼，並以背後攻擊以完成合圍……”施裏芬其後發展了一系列實作性的戰術指導文章，並被翻譯與結集為《坎尼》這文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