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法戒錄

雍正元年 1723年 進士，歷任陝、湘、蘇等省巡撫及兩廣、兩湖總督。是廣西官位最高、歷官省份最多的一代清官名臣。其在從政之餘，編輯了旨在教化民眾的《五種遺規》，因《五種遺規》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故歷代都大加推廣，影響深遠。《在官法戒錄》，法者效法也，戒者禁止也。是書首為乾隆八年 1743年 陳宏謀序一通，記述了編輯此書的目的：“餘聽政之暇，採集書傳所載吏胥之事，各綴論斷，廣為分佈，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榮辱由己，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矣”。是書卷一為總論，所輯史上名人對吏治的精闢論述；卷二卷三為法錄上下，所舉歷史上的清流名臣事蹟，從漢相蕭何到本朝小吏朱瑾，以為官者效法；卷四為戒錄，記錄從漢酷吏張湯至前朝貪官盧糹宏的種種不法行徑。以為官者戒。現今提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構建和諧社會亦應當以吏治為基礎。所以此書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吏亦應當或“法”或“戒”之。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慕乎善而遠不善也，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予有四種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男女、少長、貴賤、賢愚，均有所觀感興起。見善者而以為法，見不善者而以為戒也。云爾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廩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吏典也。胥即今之都吏，為徒之什長。徒即今之隸卒也。是為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裏選之列故當時僚隸輿台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醇，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為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為吏。當時刻史守相自闢，其屬恆求其賢者。以為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朿身自好，以蘄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巨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眾也，官之去鄉國常數千裏，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為，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吏之為責，不亦重乎？而為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畎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踞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奸犯科相習熟為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為官者亦多方防閒之摧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囂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牢籠牽鼻淪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鹹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於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温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鼻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閨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為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寧有濟乎？餘於聽政之暇，採輯書傳所載吏胥之事，各綴論斷，裒為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為分佈，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燦陳，榮辱由巳。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乾隆八年夏四月粵西陳弘謀題於豫章使署

《在官法戒錄》自清乾隆八年 1743年 輯成後，世多傳刻。其中版本最精者是歙縣洪芹野道光三十年 1850年 刊本。同年洪氏轉任淮北鹽運使，卒於任上，故是書鮮有印行。鹹同間，太平天國運動，大江南北書籍毀於兵燹者眾。洪氏書版亦損失過半。在太平天國運動剛剛被鎮壓下去的同治五年 1866年 ，程尚齋得洪氏餘版匯同曾國藩主持的金陵書局補刊，於同治七年 1868年 付梓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