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館

【釋義】：

1.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於洛陽城南所設立的賓館，以居四鄰各國來歸附的人。 ^[6]  北魏楊炫之 《洛陽伽藍記·龍華寺》：“ 永橋以南， 圜丘以北， 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曰 金陵 ，二曰 燕然 ，三曰 扶桑 ，四曰 崦嵫 。”

2.明永樂五年所設專門翻譯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文字的機構。初隸屬翰林院，後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館事。內分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後增八百﹑暹羅（泰國）二館。參閲《明史·職官志三》。 ^[1-2] 

北魏遷都洛陽後，在洛水之南的銅駝街御道兩旁設置了四夷館及四夷裏。其設置的具體時間在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四夷館及四夷裏內主要居住有歸魏的南朝人士、邊夷侍子和朝貢使節、入朝的周邊民族首領及大多以朝貢使節名義進入洛陽的商胡販客。 ^[6] 

四夷館設立時正值北魏強盛時期。北魏四夷館分別為金陵館（自江南來降者處之）、燕然館（自北夷降者處之）；扶桑館（自東夷降者處之）；崦嵫館（自西夷降者處之）。 ^[8] 

四夷館及四夷裏的設置體現了北魏民族政策的開放性，一方面為各民族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因族別、國別之不同而分別設立館、裏的制度對後世的客館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6] 

北魏洛陽城的“四夷館”，對後世首都客館的設置產生了深遠影響，如隋唐“四方館”的設立，就是直接受到北魏“四夷館”的影響，與北魏“四夷館”存在着一定的繼承關係。 ^[7] 

明代，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國家間朝貢、貿易往來，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為了培養翻譯人材，明朝專門設置了四夷館。四夷館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為培養翻譯人材而官方設立的專門機構。主要負責翻譯朝貢國家往來文書，並教習周邊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字。

四夷館在永樂五年初設時，分為八館，後增設兩館，計為十館。對此《大明會典》記載：“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增設暹羅館”。這一史料，清楚地記載了設置四夷館的年代及增設各館情況。

關於設置四夷館的具體位置問題，《明實錄》記載：“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神田喜一郎依據《燕都遊覽志》“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的記載和《大明一統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館隸焉”的記載，認為設立四夷館的場所應鄰接翰林院。並指出“長安左門外”和“玉河橋之西”是指同一地點。

四夷館設置之初屬翰林院。《明史》職官志記載“遂改隸太常”。關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依據《大明會典》“弘治七年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的記載，認為“弘治七年開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四夷館是事實。四夷館改屬太常寺是決不可能的問題，應該是《明史》職官志之誤”。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清代繼續明朝傳統，改“四夷館”為“四譯館”。《清史稿》記載：“順治元年，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滿、漢各一人提督之。四譯館隸翰林院，以太常寺漢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設回回、緬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以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譯館入禮部，更名會同四譯館，改八館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一人攝之。” ^[3] 

明成祖把南京的國子監遷往北京後，在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下令在南京開辦了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所外國語學校——四夷館。

據《明史·職官三》卷記載：“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譯書之事。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正德中，增設八百館。萬曆中，又增設暹羅（泰國）。”

四夷館在教學上，同南京外國語學校有些相似，緬甸館和暹羅館都是聘洋人執教。緬甸館的外教雲清等六人執教緬文一直到老死。四夷館所教學生學習的外文，都是執教的老師把本國的詩歌和民間故事譯成漢字向學生教授，等學生熟記後再與外文對照最後才教學生學讀外文。比如學緬文的學生先學由雲清譯的一首緬甸詩歌：江岸秋風好送行，陽光陰雨幾時晴。馬蹄別入千山外，沙路雲開見日生。此詩朗朗上口，學生容易學背。背熟後與原文對照，再學讀原文時就容易多了。

明朝為培養外交翻譯人員，設立四夷館，專門負責四夷往來文書的翻譯，並在此教習諸蕃語言文字。四夷館韃靼館是教習蒙古語言文字，培養與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務中的翻譯人材。

關於四夷館，西方學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學者本田實信；我國學者和希格等均認為是“翻譯處”或“翻譯局”。“四夷館是一所學習、研究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化的學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漢字“館”的含義為學校，所以‘四夷館’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亞洲研究院’”。“四夷館”是主管翻譯事務、兼培養“習譯”人材的“譯學”機構。四夷館置譯字生，教習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字，是為了培養了解諸夷歷史地理、夷情的翻譯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儲備翻譯人材，應急之用。

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的《關於明四夷館》一文，就明朝設置四夷館的年代、設置原因、具體位置、四夷館的教師、生徒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田坂興道的《最近關於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一文，篇幅不大，介紹了我國學者向達、羅振玉、西方學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學者山崎忠等六位學者有關“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論文目錄。

我國學者向達的《記巴黎本王宗載四夷館考——瀛涯瑣志之二》一文，探討了王宗載《四夷館考》的編撰時間、內容、王宗載的生平等問題。張文德的《王宗載及其四夷館考》一文，在向達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四夷館考》的資料來源和史料價值。

由於各國分屬不同語系,語言學習的難度較大,明朝雖有四夷館這種培養外語翻譯人才的學校以及洪武年間的北邊遊牧化政策，規定北方軍民學習異域遊牧的生活生產作戰方式。但由於奴兒干都司、吉林船廠、大寧衞、東勝衞、興和所、開平衞、者者口守禦千户所、威遠所及亦集乃舊城；海貿舊港宣慰司、滿剌加外府、蘇門答臘官廠、察地港抽分所、古裏官廠的裁撤，宣告洪武永樂二朝陸海相交的政策已經被正式廢止，明朝成為四周都被包圍的文明。而四夷館培養的人數少,且漢人學外語多另求出身,不能滿足對外交往的需要。明朝中後期,充當翻譯的外夷通事般以外夷任,這些通事往往視夷人為親,在京師則教其分外求討,回則教其販賣貨物。②且這些通事的翻譯水平並不高,因此,語言問題不僅影響雙方的直接溝通,也制約雙方深層的文化交流。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