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時代

南昌是革命人的嫡系後代，自小接受的是簡單的階級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點燃了他青春時期所有的盲目與激情，同時強化了他的階級思想，使他沉迷文革時期流行的意識形態概念。隨着運動深入，南昌先後認識了陳卓然和小老大海鷗等人，而南昌這類青年由主力變為邊緣人物。加之父母受到審查，南昌的優越感也只是有名無實的象徵，但這種身份為他日後在城市中的遊蕩提供了假想的優越。南昌正是利用了這種身份，在舒婭、嘉寶等人面前扮演了啓蒙者的角色，在比他更不諳革命真諦的女性身上找到優越感。他甚至與一夥人闖進嘉寶爺爺顧老先生的卧室，拷問一個老資產者的罪行。

之後，南昌侵犯了嘉寶。嘉寶的流產使南昌感受到疼痛與痛苦，從這時起，南昌對人的感受不再囿於階級的差別，而是回到人的存在的本真維度。由於嘉寶流產的緣故，南昌結識了高醫生。她教會南昌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並且教育南昌有關生理的科學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她教育南昌要尋求“光和真理”。 ^[2] 

對於創作《啓蒙時代》的想法，王安憶稱自己在《長恨歌》之後，寫了《富萍》 《桃之夭夭》等小長篇，而寫一部大長篇需要有一個大的慾望。到了2005年夏天，開始動筆寫《啓蒙時代》的時候，這時候她覺得自己有一種慾望，想寫一個大的東西。於是，她找到“文革”這樣一個大時代的故事。這個年代的故事，她還沒碰過。《啓蒙時代》的故事一方面是和經驗有關，那個時代是她已經有認知能力的時代，另外一方面，又和她有點距離，因為小説中人物的經驗是她不曾有過的，她只是旁觀者。 ^[4] 

南昌：南昌是貫穿整部小説的中心人物。南昌的父親、陳卓然、小老大、顧老先生、嘉寶、高醫生等在他的思想成長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與陳卓然自我意識的自覺生長不同的是，南昌思想的成長更多源自外力。南昌的父親是一位革命幹部。在城市中，他們這類人受到特殊的待遇。這種特殊的待遇讓南昌從小自覺地與城市中的小市民區別開來。文革中，南昌與親人的關係極為淡漠，革命運動激發了他身體內的熱情。他沉迷於那個時代裏流行的意識形態概念。但在父親的拷問下，這些概念中隱藏的空洞讓他變得軟弱、惱怒，而他解決這一狀況的方法就是逃避。

陳卓然：陳卓然是位根紅苗正的紅色後裔，他善於閲讀與思考，達爾文、馬克思、恩格斯都是他的閲讀對象。文革開始，他即將高中畢業，他對運動的參與完全是思想式的。他思想的理論來源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馬克思，但他對現實的理解是教條式的、概念化的。他無法深入體會與理解日常生活的具體性、生動性、複雜性與豐富性。不久，陳卓然在去北京的途中受到公安部門的拘禁。出獄後的陳卓然有了很大的改變，唯一不變的是他仍然善於思考，少了雄辯激昂，多了份温和。

小老大海鷗：他的外表具有老人與孩童相結合的特徵，他擁有白色的頭髮、佝僂的身體，但是臉蛋嬌嫩、眼睛清澈、身材矮小，一副頑童的模樣，且他的肺部患有疾病。小老大對世俗世界的人和事有着深刻、清晰的洞見。他了解世俗但卻拒絕庸俗，他與勤務兵小段的關係正是他拒絕庸俗、精神潔癖的體現。 ^[2] 

何嚮明：作為南昌等的同代人，他並不算是紅衞兵，他始終遠離政治潮流，似乎也沒有什麼政治熱情。他世代出身小市民階層，他的生活視野和生命哲學都打上了南方市井生活的深深烙印。數學專業的“走資派”“中學校長”給了他第一次啓蒙，之後，他又在李卓然身上看到了啓蒙的光。於是，他們彼此從對方身上看到了令他們心儀的品質，也是他們自己所匱乏的另一面。就這樣，他們開始了友誼。 ^[5] 

嘉寶：嘉寶在小説裏非常肉感，很壯碩、充實。她的世界則充滿了豐富寶藏而秘不可知，原因是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嘉寶背後還有一個老爺爺，一個工商業主，這使得她的血緣與南昌殊途同歸。

高醫生：高醫生是個出身大户人家的女兒，卻從小在民間貧苦家庭裏成長，接受的是教會學校的教育背景，經歷過抗戰中人道主義的救護工作。文革中她又回到了農村大地，成為一名鄉村醫生。在她身上，混雜着宗教、人道、高貴、健康、服務等複雜的文化因素。高醫生不僅解除了嘉寶與南昌的難言之隱，更主要的是教給他們兩個詞：光和真理。 ^[6] 

《啓蒙時代》寫幾個不同出生、不同個性的時代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裏的精神成長，同時涉及兩代人的精神狀態。父叔代的壓抑或憂鬱，面對時代的大變革以不同的方式尋找出路或往往找不到出路，但主軸還是青年一代。可以看出，作者嘗試以此來解釋改革開放後中國知識界、文化界那些骨幹們的知識、精神氣質的養成，那一代人在青春成長的年代恰恰受過文革的洗禮。小説意不在反思文革本身，而是以沒有受到傷害的歷史當事人的立場為它辯護，間接的為文革的存在提供正當性論證。這樣的立場因此可説是非常接近官方的，也可以看到作為作家的王安憶的意識型態底藴。 ^[7] 

小説結尾，南昌父親以自身經歷點明理想之父的革命真相：青年知識分子普遍的抑鬱病，使革命成為他們自救的歸宿。南昌父親從根子上徹底改寫了光榮革命傳統的嚴正性、純潔性、崇高性，從革命動機上徹底顛覆了被青年一代視為指路明燈的、能真正代言革命文化傳統與秩序的理想之父。南昌父親站回兒子成長的原點，承認他也憎厭自己的父親，但又強調憎厭與背叛是有區別的，而真正有理性的、有邏輯的背叛才包含着真正的成長。在最後，南昌父親重申了自己那一代人被革命遮蓋的小知識分子的身份與困境，為下一代人的成長劃定了界線、指明瞭方向：去尋找他們這一代人沒有的光明。 ^[8] 

在小説中，南昌是真正激進化的革命理唸的代表，所以小説以他為主視點來結構故事，在他身上，自我啓蒙的戲劇衝突最緊張和劇烈。南昌的內心衝突，也是自我啓蒙的障礙，主要有兩種外在表現形式，一是和市民生活的衝突，二是和“革命父親”的矛盾。後者因與青春期的叛逆疊加在一起，顯得格外醒目。 ^[5] 

“啓蒙時代”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反諷。大眾參與的廣泛、盲目和躁動，文革使整個中國陷入了政治運動的狂潮，它披上了一層對大眾進行政治啓蒙的面紗，事實上卻是最缺乏民主、最缺乏自由、最混亂的一段時期，它與“啓蒙”精神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馳的。小説中的南昌為了追求純粹的政治身份，竟斬釘截鐵地與父親劃清界限，而且他是非常嚴肅認真地得出這個判斷的。於是小説命名便具有一種反諷和戲謔性。 ^[9] 

作家黃錦樹：小説以一羣青少年為主人公，細膩地描繪他們在那動亂時代裏得到的啓蒙：知識上的、心理上的、甚至是生理上的。迥異於傷痕文學以來的大量文革書寫多半從創傷的角度着墨，王安憶的書寫策略很顯然是要賦予文革正面的價值，或者説，給予積極的評估。 ^[7] 

《北京晚報》：王安憶沒有去渲染社會的動盪和人生的變故，而是用力刻畫社會和時代背景下一代人的頭腦和心靈，其實就是在寫個人在歷史中的命運。 ^[10] 

《收穫》雜誌編輯鍾紅明：《啓蒙時代》中的年輕人幾乎與作家同齡或稍早，這是小説的一個看點。《啓蒙時代》不僅是一部青年人的精神成長史，也是對上海都市氣質的精雕細刻。 ^[1] 

王安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長篇小説代表作有：《長恨歌》《富萍》《啓蒙時代》《天香》《匿名》等。《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啓蒙時代》獲第二屆紅樓夢獎評審團獎，中篇小説《流逝》《小鮑莊》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短篇小説《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説獎。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2016年獲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