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實觀

公孫龍（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東周戰國時期趙國人，字子秉，華夏族。著名道家，哲學家，名家離堅白派的代表人物。能言善辯，曾為平原君門客。他提出了“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認為對於 “堅白石”，“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強調視覺與觸覺的差異故“堅白石二”。又分析一般與個別的關係，強調“白馬”（個別）與“馬”（一般）的區別，得出“白馬非馬”的結論。

《白馬論》、《堅白論》則提供了事實上的例證。《通變論》主要闡述了運動觀、變化觀，同樣是圍繞着名實觀而展開的。其基本傾向是正確的，維護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孔子和後期墨家、荀況之間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先秦哲學中，關於名稱與現實、概念與實在之間關係的觀點。它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對於認識論、政治、 倫理與邏輯思想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孔子主張“正名”，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區別不同名的不同意義，強調名實相符。言行一致，要求名與言“無所苟”，在哲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墨子則主張“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認為如果只會唸誦事物的名稱而對於實際事物不能正確選取，那是沒有價值的。

老子提出名的相對性問題，説“名可名，非常名”，“道常無名”，認為道作為最高本原是難以用名和言表達清楚的。

莊子更發展了老子的觀點，強調“大道不稱”，但又説“名者，實之賓也”，認為實是產生名的根本。惠施的“歷物之意”十個命題，主要論述事物的異同關係，強調異同的相對性，也與名實問題有關。

公孫龍肯定名是實的稱謂，又提出“指物”之説，論辯抽象概念與具體實物的關係，主張“白馬非馬”和“離堅白”。所謂“白馬非馬”是説“白馬”的具體概念不同於“馬”的一般概念。所謂 “離堅白” 是以既堅又白的石頭為例，説明石之堅的概念與白的概念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公孫龍論名實關係，有唯物主義傾向，但又宣稱“物莫非指”，把實物歸結為概念，又陷入了唯心主義。

後期墨家將名劃分為達名、類名、私名。達名即普遍概念、類名即分類概念、私名即個別事物的特稱。這些不同層次的概念所反映的實，有不同的範圍。

法家亦有名實觀。以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學派，主張循名責實，慎賞明罰。後人稱為"刑名之學"，“刑”通“形”。《管子·九守》提出“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韓非子把申不害的術治定義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

荀子論名，最為詳盡。他認為在社會大變動中，因“名守慢”而“奇辭起，名實亂”，強調正名的重要性。他提出“制名以指實”、“約定俗成”的原則，堅持實同則名同，實異則名異，並依據事物客觀屬性的聯繫與區別，將名分為“大共名”、“大別名”、“小別名”，認為共中有共，別中有別，推至不能再“共之”、“別之”為止，以此為“制名之樞要”。他分析了名實亂的三種情況，即以名亂名，以實亂名，以名亂實，稱為“三惑”，是對先秦名實爭論的總結。

《白馬論》通過“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等一系列論述區分了客問之“白馬”與主答之“白馬”之間客體詞與概念詞的區別，還從語法上區分了判斷系詞和存在系詞。通過“馬”、“白馬”、“黑馬”、“黃馬”、“白”等眾多具體概念，系統分析了概念的種類、概念之間的外延關係、概念的限制與概括等一系列的邏輯思想。在主客的論辯過程中還立體地顯現了公孫龍嫺熟的反駁和證明的邏輯。《堅白論》除進一步分析概念的內涵之外，集中反映了公孫龍的認識論思想。通過一塊堅白石，論述了客觀事物各屬性具有先在的可分離的性質，這些性質通過不同的感覺進入人們的認識，從而藉助一定的條件和工具把握事物的整體。《通變論》提出了哲學範疇的數的概念。他把數分為抽象的數和具體的數，這是一種思維上的飛躍，它表明公孫龍試圖藉助數字符號尋找一種不同於日常語言的表達方式。《指物論》一方面通過對指的內涵的分析和指與物關係的探討，説明了人對客觀世界認識能力的無限性。這是公孫龍對符號學理論作出的奠基性貢獻。另一方面，“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等否定式擴充式定義方法，“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等複合式否定式判斷句式，再加上連環式反覆式邏輯推論等，顯示了不平凡的邏輯修養和非同凡響的論證效果。

《莊子·天下》中還記載了他論證過的“二十一事”，如“雞三足”“犬可以為羊”“卵有毛”“馬有卵”等。從這些話題本身來看，與日常生活常識相差甚遠，與傳統主流哲學更加相悖。正是在公孫龍“詭怪”的論辯中，讓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深遠；同時，也寄託了他對倫理、政治、哲學、世界的多方位、多視角的思索。

先秦名實觀涉及了概念，判斷，推理等許多領域，為中國邏輯學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先秦哲學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哲學範疇，如：天人，氣，精氣，太極，陰陽，道器，動靜，常變，有 無，名實，心物，均成為秦漢以後哲學思想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