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贊

司徒贊，字子襄，1900年9月出生於廣東省開平縣赤坎鎮永堅管理區連興裏(深塘村)的一個小販家庭。父親司徒炳華，在赤坎鎮賣瓜菜為生，母親謝開，在家務農種瓜菜，家庭生活清貧。司徒贊8歲時，曾祖母、父親不幸相繼去世，一家幾口，全靠他母親撐持，家庭生活更加困難。半年後，他的叔父司徒華從馬來亞回鄉探望母親，體察實情，答應支持家庭，才使司徒贊能進本村私塾演書。司徒贊自幼聰穎好學，10歲就能寫春聯貼在門口，鄰里見其字體清秀，個個稱讚，並請他代書。11歲時，讀了三年私塾的司徒贊，由於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含着熱淚，告別了祖母、母親及年幼的妹妹，飄洋過海，到馬來亞去投靠其叔父。他叔父在巴生埠開設一間小木工廠，生活尚可過得去，就送他進一間新開辦的中華學校讀書，下午則在華英書院學習英語，課餘補習中國文史。由於司徒贊勤奮好學，15歲小學畢業。他的叔父原擬留他在木工廠學木工，但他矢志向學，要求回國升學，後得親友和校董的資助，才得和兩位同學回國到上海升學。初進上海公學，後到浦東中學，兩年後以優異成績考進南京暨南學堂師範科，攻讀教育學。他在學校除了努力讀書外，還經常為學校辦的牆報投稿，發表自己的見解，頗得教師們的稱讚，並引起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的注意(1917年黃炎培任江蘇教育會副會長時曾受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和林鼎華一起到爪畦調查教育情況，積極推動當地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他見司徒贊等幾位歸僑學生勤奮學習，成績優良，便約見他們，勉勵他們要勤奮讀書，因而更激勵了他的上進心。1919年司徒贊畢業時，適值中爪哇文池蘭中華學校委託暨南學堂負責人代物色一位校長，學校和黃炎培就推薦學習成績優良的司徒贊前往就任，臨行前，黃炎培為他親筆題詞，勉勵他要努力宣揚祖國文化，培育華僑子弟。於是，年僅19歲的司徒贊，前往爪哇，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

司徒贊出任文池蘭中華學校校長，僅兩年時間，頗受好評。他在繁忙的工作中，除主持校政外，還抽空蒐集資料編寫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荷屬束印度地理》(1922年暨南學堂出版)。他編寫此書的目的：在。自序。中説：。華僑學校雖林立，而所用課本，皆取諸國內所用者，不能適合南洋情勢……欲求改革，當自編輯特種教育用書……，。表現出一位青年教育工作者對改革華僑學校教科書的膽識和勇氣。黃炎培為他這本書題寫了封面，並題了。中和一致。四字，表示對他富有創見的工作的支持和鼓勵。

1922年1月，司徒贊應聘前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擔任爪哇最早創辦的八帝貫中華學校(簡稱八華)的中學語文教師。但只教了4個月，即因該校發生風潮而自動辭職，隨後，他應聘前往巨港，任華商總會駐會坐辦，暫時離開學校。旋應蘇門答臘巨港廣東同鄉的要求，創辦華僑學校，這是巨港最早創辦的華校之一。起初，學生只有13名，經費和設備都很困難，但他不為困難所嚇倒，想方設法，苦心興學，曾三個月不領薪水，直至學校經費有着落才受薪，他為華僑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難能可貴。而且通過艱難辦學也磨練了他的堅強意志。

1924年11月，司徒贊與該校女教師劉金端結婚。劉金端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初級師範，應聘在該校任教，她對司徒讚的工作，始終給予密切合作，積極支持。

1925年底，司徒贊回國省親，1926年4月重返印尼，在巴達維亞任八帝貫中華學校校長。任職不到一年，於1927年1月，辭去該校校長職務，應聘前往三馬旺，到指導全荷印華僑學校工作的中心領導機構“荷印華僑學務總會”任視學。在任視學期間，正是荷印華僑思想分化時期，華僑教育十分複雜。但他不怕困難，在複雜的環境中善於開展工作。同時還出版教育月刊，自任編輯，頗受人們重視。

1928年1月，司徒贊回到巴達維亞出任《工商日報》主編，從事報業工作，後因健康關係，同年12月辭職。1929年7月，前往巨港，應邀出任丹戎厄林愛羣學校校長，將近三年。1932年2月前往新加坡，3月，在新加坡創辦《新僑週報》，後因銷路不佳，半年後停刊。同年10月再返回巴達維亞任《時報》主編，任職不久，於1933年4月辭職，5月，應文池蘭中華學校董事長的邀請，重回該校主持日常工作。1935年7月又應巴達維亞廣仁學校董事會的邀請，出任該校校長。

司徒贊出任廣仁學校校長後，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要轉折。他結束了十年束奔西走的動盪生活，他以巴達維亞為基地，專心從事華僑教育工作。他任職後，施展他的才幹，努力整頓校務，籌款加建樓房教室，延聘有教學經驗的教師，使校務蒸蒸日上。初期該校學生由幼兒班到初中僅有學生五六百人，以後增至一千多人。學生中不少是工人、職員的子弟，他們家境貧窮，許多人付不起學雜費，為了不使這些華僑子弟失學，司徒贊不但給予全免學費的優待，而且有時還要自己解囊相助，表現出一位華僑教育家關心貧苦華僑子弟的可貴品德。

1937年，司徒贊被選為巴達維亞華僑學校教師公會主席。三十年代，荷印當局對華僑學校採取放任的政策，許多小鄉鎮的華僑教育事業發展迅速，但這些華校缺乏經費，尤其缺乏師資，所以不少地方的校董前來請他協助解決困難。司徒贊不辭勞苦，親自帶領他們向華商募款，代聘校長或教師。另外，為應付當時缺乏師資之急，廣仁學校還加辦了師範專科班。由於司徒贊勤勤懇懇地工作，關心各地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他連續被選為該會的歷屆主席，並獲得該會頒發的。熱心華僑教育。的金質獎章一枚。他擔任此職直至日本侵略印尼前為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7日印尼宣佈獨立，南島重光。擺在司徒贊和華僑教育家面前的一個緊迫任務是怎樣打破戰前華僑分幫分派辦教育的格局，創立一所統一的華僑中學，促進華僑大團結，發展教育，使失學三年多的華僑子弟能早日上學讀書。司徒贊以充沛的精力和飽滿的熱情與數名教育家一道，在當地三大僑團(廣肇會館、華僑公會、福建會館)的支持下，創辦聯合中學，做了大量建校籌備工作，10月15日，聯合中學在還未有自己校舍的情況下，假廣仁學校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司徒費以主席身份主持了有八百多名師生參加的開學儀式，師生和家長都歡欣鼓舞。聯合中學的創辦，正如司徒贊所指出的，是“爪哇重光後巴城華僑大團結的表現，也是多年來吾僑理想中的產物”。

聯合中學創辦初期，通過入學考試，錄取了717名畢生，10月24日，為滿足外地求知青年的要求，舉行第二次人學考試，又錄取肋餘名學生，正式入學人數達760人，一躍而成為戰後巴城華僑創辦的三大中學之一。當時，學校因未有校舍，不得不借華僑公學作為第一校，廣仁學校作為第二校，宛朗岸中華女學校作為第三校。師生要往返來回上課，這樣的學校確實是華僑教育史上的一個先例。然而，由於教師認真教導，學生勤奮學習，又得到社會人士的鼎力支持，使校務蒸蒸日上。

1946年6月，主辦聯合中學的三大僑團決定無條件地將聯合中學獻出，交由中華總會文教部接辦，使其成為華僑公立的中學。7月，改名為“華僑公立巴城中學”，簡稱“巴中”，成立包括司徒贊在內的31人的籌委會負責改組工作，8月，改組工作完成，司徒贊出任第一任校長。

巴城中學成立後，面臨很多棘手的問題，其中特別是校舍問題，這問題不解決，直接影響巴城中學的發展，作為第一任校長的司徒贊，對這重大事情付出很大的精力，他依靠巴中董事會，成立建設委員會，領導建校工作，以及通過學生自治會成立的“協助建校募捐委員會”，發動學生走向華僑社會，開展每人至少募捐一百盾的“百盾運動”，司徒贊還親自前往三寶壟和坤甸等地向僑胞募捐建校經費。

經過十年的努力，至1955年10月，巴城中學盂加勿剎正校已擁有教室20間，物理、化學、生物教室及實驗室、圖書室、辦公室各一問，禮堂和籃球場各一座；它還擁有面積為9000平方米的古農沙裹分校，計有辦公室、教室、圖書室共20多間，師生宿舍一座，食堂一間。學生人數由辦校初的760人發展為3283人，最多的時期達3900餘人。為適應當時的需要，除了普通科外，還加辦了師範科和商科。教職員工也由初辦時27人發展到119人，巴城中學能在短短的十年中成為一所具有一定規模和在印尼頗有影響的華僑中學之一，這是與華僑各方面的支持與愛護分不開的，作為巴中第一任校長的司徒贊，對巴中的創辦及其發展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因此，在1955年10月15日巴中成立十週年的校慶紀念會上，被校董會授予“熱心教育。的金牌一枚，以表彰他“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功績。他擔任巴城中學校長直至1960年初他回國定居前為止。

司徒贊任校長的巴城中學與李春鳴、張國基領導的中華中學，在五、六十年代是雅加達最負盛名的兩間愛國華僑中學，學生不僅來自爪哇，而且來自外島各地，為培養華僑子弟、華校師資，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畢業於該校的學生遍佈各地，有的留在當地為華僑教育服務，或從事商業、工業或考上大學；有的到澳洲和歐美各大學繼續深造；但多數學生都像萬流歸海那樣回到偉大祖國母親的懷抱，繼續學習，並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貢獻力量。

司徒贊僑居印尼時，不但熱心華僑教育，而且積極支援祖國抗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海外華僑，羣情激憤，同仇敵愾。司徒贊及其夫人立即投身於華僑支援祖國抗日的愛國運動中去。8月2日巴達維亞華僑成立了。巴達維亞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其(前身是“華僑救國後援會”，因荷印當局害怕刺激日本軍國主義，不許華僑使用敵對性字眼，故改用此名)，向華僑籌募款項、物資，支援祖國抗日。司徒贊被選為文書主任，參與起草簽署一切文件工作，並赴各地發動募捐。他的夫人劉金端女士亦被選為該會婦女組副主任，協助籌款和救濟等工作。他們經常四處奔波，發動僑商、企業家，募捐款項、商品、衣物，還以華校教師公會主席身份，發動教師、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向家長及僑胞募捐。此外，由柯金壽、洪淵源和司徒贊等人負責的一個特別組織委員會，負責購買急救藥品、救護車，還組織醫療人員和汽車司機一百多人回國服務。自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共募得款項約五千萬港元及各類物資，先後寄至貴陽紅十字會轉到抗日前線。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接着日軍將侵略矛頭指向東南亞，印尼危在旦夕，荷印殖民政府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曾向巴達維亞中華總會提出要求聯合華僑力量，組織“抗敵後援會”，共同禦敵。作為中華總會文書主任的司徒贊，負責起草了“抗敵宣言”。1942年3月5日，日軍佔領荷印首都巴達維亞，9日，荷印殖民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從此，印尼羣島處於日本法西斯統治之下，4月，日軍開始大逮捕，幾天時間，司徒贊和爪哇愛國僑領及知名人士540餘人，以“敵性華僑“的莫須有罪名被投入西爪哇芝檳榔獄中。司徒贊因曾起草“抗敵宣言”，不僅遭到追查毆打，備受侮辱，而且慘遭抄家之禍，他多年珍藏的書籍也被抄走。經過多次輾轉遷移，司徒贊最後被監禁在芝馬墟最大的國際集中營。這個集中營所關押的以荷蘭人居多，約9,000餘人，其次是華僑，再其次是英國人，此外還有俄、美、德、澳、法、阿拉伯和印度等國人，共約10,000餘人。司徒贊和難友在獄中備受折磨，不到一年，1943年3月，劉金端及其友人也因暗中籌款接濟國內派來的工作人員，為日寇所發覺而遭逮捕，以“叛逆華僑”的罪名被日本軍事法庭判處十年徒刑。夫妻兩人因為抗日而雙雙投入監獄，使家中因“老燕未歸雛燕苦”。至日本投降，司徒贊才被釋放出獄。

司徒贊在獄中仍注重學習。他與三寶壟慈善會主席著名華裔張聰添互相學習，至出獄時，張聰添已能説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學了中國文學，且能寫得一手很好的中國書法，而司徒贊亦已懂荷文荷語，亦屬難能可貴。

司徒贊除了熱心華僑教育事業外，還致力於華僑團結和社會公益事業，是一位出色的華僑社會活動家。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佈獨立後，荷蘭殖民主義者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捲土重來，妄圖恢復其殖民統治，於是荷印雙方在各地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因此，各地華僑也遭到暴徒的搶劫和燒殺。半年之間，逃生避難到雅加達的難僑達5萬餘人。身為剛恢復組織的華僑慈善事業委員會的副主席和成立不久的中華總會副主席司徒贊，立即投入了對這批難僑的安置和救濟工作。這時他一身兩職，上午到聯合中學，與同事們商議校舍和開學等事宜，下午則到中華總會處理難僑的救濟工作。由於他工作認真負責，任勞任怨，頗得社會與論的好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印尼華僑歡欣鼓舞。當時，如何積極促進印尼與新中國建交，成為廣大印尼愛國華僑關心的一件大事。11月，巴達維亞華僑成立了“促進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員會”。次年5月，中國與印尼建交，8月，“促進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員會”改名為“雅加達華僑團結促進會”，推舉劉宜應為主席，司徒贊和楊新容為副主席。1952年4月，該促進會又改名為“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簡稱僑總)，著名華裔領袖洪淵源被選為主席，司徒贊、劉宜應和呂俊誠被選為副主席，分別代表廣肇、客家和閩南籍華僑團體，司徒贊還兼任僑總文教部主任。司徒贊由於誠懇待人，作風正派，善於團結廣大僑胞和與各僑團領導人合作，因此，自1955年以來，連續兩次被選為僑總主席，直到1960年他回國定居前為止。

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是當地最高的僑團組織機構，屬下有十多個僑團，它的主要任務是致力於加強華僑團結，搞好華僑文教和福利事業，教育華僑遵守當地法令，移風易俗，搞好與印尼人民的關係，促進中印(尼)友好事業的發展。司徒贊作為兩屆僑總主席，為上述事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司徒贊還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1957年3月19日，他以僑總主席的名義，對雅加達《生活報》記者發表談話，呼籲：“為了祖國的和平統一，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我們華僑包括國民黨人士，應該消除成見，團結起來，為促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而努力。”

1959年9月，司徒贊回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觀禮，受到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曾代表印尼華僑向宋慶齡副委員長獻旗。在北京期間，司徒贊出於維護華僑利益的公心，發表了義正辭嚴的廣播談話，批評了印尼某些有勢力集團的所作所為，竟遭到印尼當局的迫害，11月16日返抵雅加達時即遭印尼有關當局的拘捕。1960年1月，他與夫人被迫離開了印尼回國。

司徒贊回國定居後，得到政府的關懷和照顧。根據他的專長，安排在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任副所長，兼暨南大學董事會董事。他還先後擔任廣東省政協第二屆委員、廣東省第三屆人大代表、全國僑聯委員、廣東省僑聯常委、廣東省華僑投資公司董事、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同時還被選為廣東省歷史學會和中國亞非學會等學術團體的理事。他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精神，為團結廣大華僑、歸僑、僑眷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加強愛國統一戰線，竭盡餘力為祖國建設事業效勞。

他根據領導提出的“研究所人員要打好馬列主義理論基礎，外語基礎和資料工作基礎，要出成果出人才”的精神，着力培養和提高研究人員的“三基”。首先抓好所的圖書資料和設備的建設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購買一批有關東南亞史地、經濟和華僑等方面的圖書，同時還獻出一批他自己珍藏的中外文書刊。還利用自己在國內外的廣泛社會關係，請有關人士捐購圖書。他打聽到有的歸僑、僑眷學生要出國，立即派人設法將他們的有關藏書買下。對一些殘缺不全的重要雜誌，想方設法購買補齊。此外，努力辦好研究所出版的季刊—《東南亞研究資料》，他作為編委之一，認真負責地審閲有關華僑問題的稿件，虛心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支持合理的建議，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改進編輯工作，使季刊越辦越好，訂户逐漸增多。他在繁忙的社會工作中，還利用第一手資料，結合自己數十年在海外從事華僑教育工作的實踐，撰寫了《荷蘭統治時期的印度尼西亞華僑教育簡史》，發表於《東南亞研究資料》1963年第一期。另外，他作為暨南大學董事，很關心教學中的具體問題，1967年他曾函請印尼友好人士購買八部高級顯微鏡和一些科學儀器，贈送給暨南大學以充實教學之用。

“文革”十年的動亂期間，儘管司徒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沒有動搖過他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粉碎。四人幫。後，他心情舒暢，在古稀之年仍積極為祖國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1978年2月，他被選為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3月，他不顧身體有病，乘飛機到北京參加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由於南北氣候懸殊，機車勞頓，以致病情加劇，一病不起。3月14日，這位。愛國出於天性，至死不渝。的老歸僑不幸於廣州與世長辭，終年79歲。他在病重時，曾對他夫人劉金端説：我最遺憾的是我漂洋過海四十年，對祖國，對家鄉毫無貢獻“甚感內疚”。司徒贊臨終前還那麼謙虛，這表明他的高尚品德。臨終前，他還特別諄囑其夫人，在他去世後，要將他珍藏的新舊書籍全部捐獻給家鄉作為紀念。1982年3月，司徒贊夫人劉金端及三子司徒戎生已遵囑將其珍藏的書籍870本捐贈給他的家鄉開平縣赤坎鎮司徒氏圖書館，以表達這位早年背井離鄉，但心中仍惦記着家鄉的老歸僑的一片愛鄉之情。

司徒贊一生好學不倦，待人誠懇，樂於助人，他在海外時，身居僑領、校長高位、回國後又兼任多職，從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別人有困難，只要力所能及，總是熱情幫助解決。飲譽東南亞的畫壇巨匠李曼峯，早年最困難的時刻，曾得到司徒讚的資助，在東南亞華人中傳為佳話。他學習認真，年幼時在出洋的海浪洶湧的航程中，手不釋卷，勤奮好學，從不放過學習機會。他學會了三門外語，為了掌握英語詞彙，曾一字一詞地讀完英漢字典。

他興趣廣泛，新學舊學都很有根基。工餘他喜歡賦詩作詞，有一定的造詣。他逝世後，由他的夫人及子女蒐集整理出版了他生前自己定名的《紀南堂詩詞存稿》，共130餘篇，分為“觀光集”、“東山集”及“歲暮懷人”三部份。可惜的是他在印尼時的舊作已部份散失，僅餘十餘篇輯入“歲暮懷人”部份。從這些詩作，我們可以看出司徒贊對祖國和對家鄉的熱愛及深厚感情。誠如前全國僑聯主席張國基在《紀南堂詩詞存稿》。序。中所説：“拜讀子襄先生詩稿，見其愛國懷家之作，一片丹心，躍然紙上”；又説：“綜覽先生遺作，既無吟風弄月之陳言，復無放言高論之空語”，這確實是對司徒贊中肯恰當的評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