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於安徽省無為縣，女，中國共產黨黨員，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6年6月，她被劃為“四類幹部”並在會上鬥爭。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紅衞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衞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安徽省無為縣人，生於1916年。她的父親原先很窮，少年時到錢莊學徒，漸漸積累經驗自己開了一家小錢莊逐漸致富，後來當上了縣商會會長。卞仲耘長大時家庭已經比較富有。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就當了3個月的小學教師，一邊補習中、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隨同安徽省蕪湖女中師生遷移到長沙。傾向進步的卞仲耘來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學習的請求，當場填寫了表格。這時又有熱心抗戰的同學拉她參加奔赴前線的“戰地服務團”，她很快來到了武漢投身抗日宣傳，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熱忱給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黨組織將她作為培養對象，後來確定，卞仲耘參加革命的時間從1938年填寫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經歷武漢會戰後，卞仲耘所在戰地服務團進入國民黨第31師進行宣傳，逐漸轉至大別山區。戰地服務團中有許多中共黨員，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卞仲耘。

1940年，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戰地服務團在國民黨軍隊中無法堅持。卞仲耘打算繼續上學深造，遂考入已遷移到陝南的西北大學經濟系，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

1941年，她在那裏加入了中共黨組織。地下黨組織很快被國民黨破壞，有的地下黨員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學生被校方勒令退學。黨組織負責人要卞仲耘立即離校，前往內地大學繼續求學。於是她來到了成都，進入燕京大學經濟系繼續求學，後轉入齊魯大學 ^[2]  。

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先在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又在華北局《人民日報》從事編輯、創作工作。 ^[2] 

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中共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

1966年夏，卞仲耘被紅衞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時，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同時，她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張貼了攻擊北京市委、北大校黨委的大字報。

6月1日中午，3個師大女附中學生也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對學校領導進行攻擊。

6月3日，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宣佈支持起來“造反”的學生，斥令校領導全部“靠邊站”，全校師生主要以開批判會、寫大字報等方式開展“革命”。一些附中女學生將大字報貼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門上。

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女附中全校批判揭發大會，卞仲耘被推上批鬥台，其他4位校領導站在台下。上台發言的女學生呈氣憤填膺狀，不時揮拳呼喊口號。批判發言時，突然有學生手持軍事訓練用的刺殺木槍上台，幾下將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剛剛倒地，又有人拽着頭髮將她拖起來。

批判會後，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級寫了一份請求保護的報告。

8月4日，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衞兵們批鬥“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情況，她們強迫那些不幸的學生交代“反動思想”。

同一天下午，紅衞兵闖進幾位校負責人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了他們。

王晶垚主張妻子立即離開北京，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認為天南地北都是中國，天羅地網無處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為了人的尊嚴，我決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勸説了幾句。卞仲耘外柔內剛的性格此時顯現得格外鮮明，她最後對丈夫説：“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對卞仲耘説：“別去學校了。”但是忠於職守的卞仲耘還是走向了學校——那是她的崗位。

這天早上，倒是同為師大女附中副校長的胡志濤趕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負責人，報告説在師大女附中，校領導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無奈的回答：“你先回學校去吧。”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衞兵鬥爭了學校的5位負責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首當其衝。

下午2時左右，女附中一個班的“紅衞兵”突然聚集起來“鬥爭黑幫”，衝到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鬍志濤跟前。胡志濤對學生説，工作組撤走以後，紅衞兵如要開批鬥會，要事先報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説，紅衞兵不能自作主張地鬥爭校領導。

紅衞兵將學校5個負責人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了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字樣的牌子。接下來，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大批判”會立即開始了。

紅衞兵們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台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裏的鐵簸箕，反覆地説：“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師被趕到小操場，要他們停下來勞動，挑走那裏的一堆沙子。紅衞兵自己動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裏裝滿沙子，用鐵鍬拍了又拍。經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裏挑得起來。紅衞兵一擁而上將她打倒，拳腳亂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師們嚇得縮在辦公室裏不敢出來。5名校領導孤立無援地迎受狂熱女生的毆打，完全失去了自衞能力，被學生們一路廝打扯向宿舍樓。

一路上亂棍如雨，毆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帶有釘子的桌腿。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這場狂熱語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續兩個多小時，被批判和毆打的教師完全沒有抗辯可能。大約到下午5時，受毆打最重的卞仲耘終於失去知覺，倒在了學生宿舍的台階上。

畢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關，結果叫來一個校工和語文教師林莽，將她搬上平時推垃圾的手推車。紅衞兵們繼續批鬥神志還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長鬍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的卞仲耘胳膊紅腫，佈滿傷痕，眼睛微張，瞳孔沒有了反應。胡志濤掙扎着對身邊的紅衞兵説，她有生命危險，要馬上送醫院！

紅衞兵卻對胡志濤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接着將她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殘酷的批鬥會終於進入尾聲。有校工將載着卞仲耘身軀的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附近，因為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很亮，有紅衞兵説就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於是就將大字報覆蓋了她，還在上面壓了一把掃帚。

這時，紅衞兵漸漸散去，有人到郵電部醫院請來醫生急救。醫生在晚上7時左右趕來，見狀即將卞仲耘抬往醫院搶救，但這時的卞仲耘已經死亡多時了。她的生命在50歲時突然結束，甚至來不及發出抗爭的吶喊，來不及留下遺言。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

1976年，毛澤東病故，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

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做出了《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 ^[5]  ，之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 ^[6]  。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但同時，王晶垚也開始設法通過法律的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

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並控告一個外校人員袁某，她因私人恩怨認為卞仲耘有男女問題，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煽動學生情緒 ^[3]  。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原因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

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

2014年一月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即宋要武）向文革中受傷害師生道歉，現年九十三歲的王晶垚（卞仲耘夫）發表聲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飾當年惡行，強調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他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衞兵的虛偽道歉。

卞仲耘與丈夫王晶垚生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

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後，9歲的小女兒發現，父親王晶垚睡的草蓆的邊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了妻子佈滿傷痕的遺體。他把妻子遇難時的東西都保留了下來：一件沾滿血跡、用黑墨寫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襯衣，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塊錶鏈被打得扭曲的手錶，時間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3點40分。一年後，王晶垚在家裏的櫃子裏為妻子佈置了秘密紀念堂。櫃子的門是關緊的，但裏壁貼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鮮花。

2006年1月27日，攝影家賀延光訪問已經85歲的王晶垚，儘管當時距卞仲耘遇害已過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對前妻卞仲耘的遺像，仍不禁黯然神傷；賀延光以相機記錄下這一時刻，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傷痛四十年》 ^[1]  。

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時全國聞名的紅衞兵宋彬彬（即宋要武），2014年1月 ^[4]  就文革期間批鬥老師行為，向母校老師和校領導致歉，惟當年被批鬥致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發聲明痛斥道歉虛偽，拒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