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員會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整個國家出現動亂局面。1967年1月初，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相繼“奪權”，宣佈“接管”報社。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前往上海，要“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奪取中共上海市委的領導權。隨後，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級機構被迫停止辦公，上海市的黨政大權落入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操縱的造反派手中。他們組織了一個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權機構，由張春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此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全國各地效仿，紛紛奪權，各地組織的新政權名稱五花八門，並不統一。毛澤東認為上海公社的名稱不好，認為：“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全國各級政權，從省一級到工廠、高等學校的政權機構全部改名為革命委員會。從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開始，經過持續20個月“全面奪權”的動亂和反覆，到1968年9月，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此前後，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各基層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等也陸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革委會的建立，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黨政領導體制，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革委會內部實行“三結合”體制，即革命幹部代表、軍隊的代表、革命羣眾的代表三個結合。從多數省一級革委會委員構成的情況來看，各造反派組織的代表一般佔50%左右，軍隊代表佔20%左右，革命領導幹部代表佔20%左右，其他方面的革命羣眾代表佔10%左右。實際上大多是軍隊幹部主持工作。革委會成員的年齡結構，要求比較嚴格而具體，強調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但實際中幹部管理十分混亂。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幹部審查、使用與罷免的權力一度落到造反派手中。歷史地看，革委會的成立帶來明顯消極作用的同時，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動亂局面，填補了國家和地方權力的真空、半真空狀態，承擔起組織工農業生產和管理社會生活的責任，使國家的各項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復和展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修改《憲法》，第五次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於1979年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規定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為各級人民政府。至此，革命委員會這種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終告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