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垚

王晶垚是燕大進步學生運動的重要組織者 ^[2] 

王晶垚，男，江蘇淮安人，1921年3月1日生。1945年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到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夏起至1986年夏止應聘為副研究員。研究中華民國史、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南社史。1986年冬離職退休。推動組織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當選為首任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促進海內外另成立南社研究團體6個，曾任江蘇省南社研究會顧問。 ^[2] 

1942年至1945年在燕京大學（成都）歷史系求學期間，王晶垚參加革命，是1944年10月15日在成都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同時也是四川進步學生運動的重要組織者之一，是很多次燕大學生集會抗議、包括與當局談判的組織者。 ^[2] 

1946年5月，王晶垚和夫人卞仲耘一起到晉冀魯豫解放區首府邯鄲，參加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的創辦，成為該報編輯。1948年到新華社任編輯，一直工作到新中國成立。新中國成立後，王晶垚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57年到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至離休。 ^[2] 

據悉，王晶垚與夫人卞仲耘相識於燕大。 ^[2] 

1941年初，在西北大學經濟系求學的卞仲耘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 ^[2] 

不料，地下黨組織很快被國民黨破壞，卞仲耘等一批學生被校方勒令退學。黨組織負責人要卞仲耘立即離校，前往內地大學繼續求學。於是她來到了成都，於1942年10月進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學習。 ^[2] 

不久，王晶垚組織的文學研究會吸收了卞仲耘。又過了些時候，文學研究會轉為秘密青年進步組織“蓉社”，一度改稱“馬克思主義小組”。名稱幾度改換，卞仲耘都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在追求理想的火熱的學生運動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相知相愛了。 ^[2] 

抗戰勝利後同赴解放區，投身人民日報工作 ^[2] 

1944年秋，王晶垚經地下黨員、川大教授李相符和著名民主人士劉清揚介紹，進入美國新聞處成都分處圖片部兼職工作。王晶垚隨後介紹燕京大學同學李肇基、陳浩、張學孔、孫貢三等中共黨員進入了美國新聞處。抗戰勝利前夕，美國新聞處要發展建立西安分處，王晶垚又接受中共指派，到西安參加分處籌建。他到西安不久，接待了同樣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組指示到那裏開展工作的何燕凌和宋琤。 ^[2] 

抗戰勝利後，美國新聞處決定迅速建立北平分社，王晶垚又一次領受黨的任務，前往北平。聞知此訊，卞仲耘隨即趕到西安與王晶垚舉行了婚禮。他們在婚後一起越過風陵渡，進入太嶽解放區。 ^[2] 

王晶垚、卞仲耘夫婦同行者一共6人，3 男3 女，都是城市知識分子模樣，很快就被解放軍哨兵攔住了，送往太嶽軍區敵工部。王晶垚等向解放軍首長詳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要去北平的目的。 ^[2] 

太嶽軍區對這幾位年輕人不摸底，既然他們要去北平，就索性先將他們送到上級軍區——晉冀魯豫軍區，從那裏再去北平也是順路。1945年12月下旬，王晶垚、卞仲耘來到晉冀魯豫軍區所在的武安縣（現屬河北）伯延村。 ^[2] 

這時，晉冀魯豫軍區已經瞭解清楚了王晶垚、卞仲耘一行人的情況。他們住下才一兩天，就有安徽老鄉來看望卞仲耘。來者是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記者吳象，他奉總分社負責人安崗的指示前來探問，看看是否有可能將王晶垚、卞仲耘留在總分社工作？接着，安崗親自前來。又過了些時候，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張際春登門拜訪，表達了希望這兩位年輕人留下工作的願望。 ^[2] 

晉冀魯豫軍區上下真誠歡迎知識分子的熱情，使王晶垚、卞仲耘非常感動。這也促使他們下定決心留在晉冀魯豫，到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工作。 ^[2] 

王晶垚和卞仲耘夫婦，是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創刊時迎來的第一批來自國統區的大學生，都是燕京大學學生。他們是被中途“截留”的。 ^[2] 

1946年春天，王晶垚、卞仲耘來到邯鄲，迅速熟悉了新華通訊社的工作。這年5月，要創辦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負責人安崗原先就是《新華日報·太行版》成員，這時奉命率隊，合編於人民日報編輯部，同時繼續承擔向新華總社發稿的任務。王晶垚、卞仲耘參加了《人民日報》的創辦。 ^[2] 

卞仲耘更是成為人民日報初創時期為數不多的女編輯之一。此外她還參加了1948年6月華北《人民日報》的創辦。她於1949年初調入新華社，隨即轉入教育工作崗位，先後任北京師大女附中教師、副校長兼黨總支書記，1966年8月5日在“紅衞兵運動”中不幸遇難。 ^[2] 

夫人遇難後，王晶垚多次狀告“兇手” ^[2] 

2014年，南方週末以《王晶垚：“我，沒有忘記歷史”》為題刊登了對王晶垚與其夫人卞仲耘的報道。 ^[2] 

文中講述，1966年8月5日晚間，王晶垚得到噩耗，趕到醫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跡斑斑的屍體。第二天，他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昂貴的照相機，給妻子照了許多張照片。在接下來的每一個步驟，清洗、換衣、火化、殯葬……皆有照片記錄。之前女學生們上門鬧事，貼在家門口的標語、大字報，全部被他攝入鏡頭。 ^[2] 

此外，王晶垚一直保留着“組織上”對卞仲耘之死的兩份鑑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作出的《對卞仲耘的審查結論》：“卞仲耘擔任幹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系犯錯誤的革命幹部。1966年8月5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死。” ^[2]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區委發出一紙近千字的《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卞仲耘同志立場堅定，敵我分明。對黨和羣眾始終堅持正確態度，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對別有用心分子的破壞活動，及時進行了揭發和鬥爭，堅貞不屈。由於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縱容、支持壞人，瘋狂摧殘黨的老幹部，卞仲耘同志橫遭誣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壯烈犧牲。” ^[2] 

之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紀念堂。給了400元補償。妻子之死被歸結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林彪、“四人幫”，王晶垚不滿意。從1978年到1989年，他連續告了12年。 ^[2] 

狀告的對象是一個名叫袁淑娥的女人，王晶垚把她視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兇手。 ^[2]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一份法律文書稱。這份法律文書，卻是一份《不起訴決定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2] 

“我又在1983、1985、1987年先後向西城區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啓立同志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易辰同志提出申訴。胡啓立同志曾批示市委進行復查。楊易辰同志也曾表示甚為憤慨。”王晶垚最後的努力是：1989年，他請求全國第一位律師出身的人大代表王工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第3433號建議，重審此案。 ^[2] 

2021年8月29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2] 

1.《Highlights of Chinese History》（第七篇，合著），10千字，中國建設雜誌社英文、葡萄牙文版，1962年10月。

2.《中華民國史專題資料選題》（600例，主編），30千字，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72年2月；香港《抖擻》摘要刊載，1972年9月。

1.《白朗起義概述》，3.5千字，杜春和編：《白朗起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7月。

2.《南社始末》，33千字，《中國社會科學》（雙月刊）1980年第4期。

3.《紀念南社和柳亞子》，16千字，《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新華文摘》1981年第7期；《解放日報》、《文摘報》1981年5月轉載。

4.《如何評價柳亞子—《柳亞子選集》序》，16千字，《柳亞子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 《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史林》1989年第1期；《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12月13—14日；《新華文摘》1989年第2期。

5.《南社又一顆燦爛的星辰周祥駿》，2千字，《南京理工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34期1995年。

6.《緬懷南社的革命先驅者們—紀念南社成立80週年》，4千字，《華聲報》1989年12月5日；《金紹先文史政論文集》，團結出版社，1993年7月。

7.《發揚愛國主義傳統 共同繼承南社遺產—為紀念南社成立80週年而作》，5.5千字，《人民日報》，1990年3月22日。

1.《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合譯），約600千字，《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12月。

2.《蘇曼殊傳》（合譯），110千字，三聯書店，1992年3月。

1.〈The Southern Sosiety-From Inception to Demist〉(〈〈南社始末〉〉英譯文)，Sotial Sciences in China（季刊） 4 1980.12 ，英文審訂。

2.〈《潮音》序〉（蘇曼殊唯一用英文寫的名篇），1千字，《人民日報》1984年10月10日；《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10月25日；《文摘報》1984年10月。

3.〈民協的建立及其活動〉，15千字，《青運史研究》1981年第10—11期；《四川社聯通訊》1982年第3期。

4.〈在民協史稿座談會上的講話〉，2千字，《成都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3期。

1.《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8種) (主編)，1430千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12月-1982年9月。

2.《柳亞子選集》（合編），958千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