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

2000年（庚辰年），台灣著名作家李敖所著《北京法源寺》出版後，在海內外廣泛流傳，使法源寺名聲大躁，引來無數佛教信眾以及尋幽探古的遊客。法源寺佔地面積6700平方米，建築規模宏大，結構嚴謹，採用中軸對稱格局，由南往北依次有山門、鐘鼓樓、天王殿，大雄寶殿，憫忠台、淨業堂、無量殿、大悲壇、藏經閣，大遍覺堂、東西廊廡等，共七進六院，佈局嚴謹，寬闊龐大，是北京城內保存下歷史悠久的古寺廟建築羣。在法源寺內，不可不提的是那滿庭院的紫丁香，每到四月，院中的丁香便紫霧般在暖春中開放，與寺中高可參天的古槐，牆角石盆中含蕊吐香的蘭草，丁香樹下悠閒跑動的放生動物，共同構築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清幽景象。

法源寺自其初創至今，已有1300多年曆史。據《元一統志》記載，法源寺始建於唐朝，初名“憫忠寺”。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為哀悼北征遼東的陣亡將士，下達詔令在此立寺紀念，但未能如願。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才完成工程，賜名：“憫忠寺”。安史之亂時，一度改稱“順天寺”，平亂後恢復“憫忠寺”的名稱。唐末景福年間（892—893年），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並增建“憫忠閣”，閣甚雄偉，有“憫忠高閣，去天一握”之讚語。遼清寧三年 （1057年），幽州大地震時，憫忠寺被毀，遼鹹雍六年（1070年）奉詔修復後又改稱“大憫忠寺”，從而形成今天的規模和格局。明朝正統二年 （1437年），寺僧相熔法師募資進行了修葺，易名為“崇福寺”。

清朝，朝廷崇戒律，在此設戒壇。雍正十二年（1734年），該寺被定為律宗寺廟，傳戒法事，並正式更改為今名“法源寺”。

律宗是佛教發展到唐代，國家統一，佛教內部也需要實行統一的戒律以加強自己組織的情況下，由道宣創立的一個宗派。道宣創立的律宗學説，主要是“心識戒體論”。所謂“戒體”，指弟子從師受戒時，授受的作法，在心理上構成一種防非止惡習的功能。律宗把戒分為止持、作持兩門：“止持”是“諸惡莫作”，規定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作持。是“眾善奉行”，包括受戒、説戒和衣食坐卧的種種規定。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原來出身僧侶，鑑於農民利用宗教起義的歷史事實，對佛教進行整頓，扶正祛邪，保障了佛教在安定環境中的正常發展。清朝是繼承明代佛教政策的，它之所以在法源寺設戒壇，定其為律宗寺廟，意在宣揚“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律宗教義，對人民進行“治心”。

《御製法源寺碑文》稱：“人以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謂攝心明戒，亦只知心之説，而源仍未及知也。”“源不可不達矣，（必須）識心達本源”，並且聯繫社會現實解説“達源”乃“巨而忠國孝親，制行立事；細而飲食起居，日用常行”，還説“本皇祖勸善至意，書‘存誠’之顏，揭示萬古達源之要”，從而點明瞭崇尚律宗的要旨。因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法源寺應詔再次整修，竣工後乾隆皇帝親自來到法源寺，御書“法海真源”匾額賜寺，此匾至今仍懸掛在大雄寶殿上。乾隆皇帝還在寺內寫下了“最古燕京寺，由來稱憫忠”的詩句。在這裏，“法海真源”的意義表露的很明白，即：千條萬條戒律、刑律，都是“流”，內心存誠才是“源”。從宗教本身的意義來講，法是梵文Dharma的意譯，通指包括佛教教義在內的一切事物。弘揚佛教，追本溯源的話，就首先要抓住律學，從而突出了法源寺作為佛教律宗寺廟的重要地位。

法源寺天王殿內正中供奉着明代製作的彌勒菩薩化身布袋和尚銅像，高1.12米，袒胸露懷，歡天喜地。彌勒佛背後是勇猛威嚴的護法神韋馱坐像，明代銅鑄，高1.70米。兩側是明代銅鑄四大天王像，十分珍貴，皆高1.20米。大雄寶殿正中供奉“華嚴三聖”，既毗盧遮那佛。文殊和普賢菩薩像。為明代製作，木胎貼金罩漆。正中的毗盧遮那佛端坐在須彌座上，像高：米，腦後背光，通高3.97米。文殊、普賢分立兩旁，像高2.14米。這三尊塑像，妙相莊嚴，雕制精美，在明代塑像中可推上乘。大殿兩側為十八羅漢坐像，像高約1.35米，木胎貼金，為清朝製品。

此外，法源寺還留存有許多佛教文物，二十世紀初，寺裏收藏有清龍藏經，趙子昂、吳道子所畫的菩薩像以及其他許多名人手寫金字經，墨寶等。因歷史上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許多寶物如今已不知所蹤，但是寺裏遺留下的各個時期的佛像和法器也足夠訪客盤桓大半日。從這些風格迥異的佛教造像上，依稀可見當初的繁盛榮辱。

法源寺在歷史上久負盛名，是北京城內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剎。宋欽宗趙桓被金兵俘虜北上，就曾囚居在這裏。元二十六年（1289年），宋遺臣榭枋得抗元失敗，遁隱建寧（今福建省建甌縣）唐石山中，後被元軍所俘，押至大都（北京），拒不降元，也在此寺絕食身亡。

據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考證，著名變法維新人物譚嗣同，在刑前，也曾到法源寺一遊。那一段刀光劍影的歷史，如今也被歷史的時光隧道鎖閉。不變的，是黃昏中飛起飛落的羣鴉以及盪滌心靈的暮鼓晨鐘。

千年的古寺，千年的見證，千年的寧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