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解放陣線

諾埃爾·莫蘭（Noel Molland）寫道，支持ALF的理念可被追溯到19世紀的英格蘭和來自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RSPCA）的一小撮激進分子。 ^[3] 

1824年，一位反奴隸制的激進分子凱瑟琳·斯米蒂斯（Catherine Smithies）建立了RSPCA的一支青年團體，稱為仁慈連（Bands of Mercy），它是一個模仿禁酒學會少年禁酒會（Bands of Hope，其目的是使兒童參與禁酒運動）的兒童俱樂部。仁慈連本來是想要去鼓勵兒童愛護動物的，儘管據説其中某些成員的反應比RSPCA預期的更為熱情，並因參與到反對獵人的直接行動中故意破壞他們的來復槍而變得知名起來。 ^{[3]  [4]}  1963年12月，來自德文郡布里克森姆的記者約翰·普雷斯蒂奇（John Prestige）被派去報道德文郡與薩默塞特郡的一項獵鹿犬賽事，在那裏目睹了獵人追殺一隻懷孕的母鹿後，他重拾起了組織化反對狩獵的直接行動的想法。 ^[5-6]  按照《衞報》的説法，Prestige在反殘酷運動聯盟的支持下，決定組建狩獵破壞者聯合會（Hunt Saboteurs Association，HSA），它逐漸發展成訓練有素、遍佈英格蘭的志願者團體，志願者們會通過吹響打獵號角和釋放干擾獵犬的迷惑氣味來阻撓狩獵。 ^[7] 

莫蘭寫道，這些HSA團體中有一支是由一名法律系學生羅尼·李（Ronnie Lee）領導的，他1971年在盧頓成立了他的團隊。1972年，李和一位行動主義的同道克里夫·古德曼（Cliff Goodman）斷定，阻止狩獵的不停發生需要更富有戰鬥精神的策略，而不僅僅是牽制獵犬。他們重新起用19世紀RSPCA青年團體的名稱，建立了仁慈連，他們用戳破輪胎和打破玻璃窗的方式來攻擊捕獵者的車輛。該團體稱其行動方式為“積極的同情”。志願者在車上留下便條，説明他們為何會被攻擊，並保證攻擊並非是針對個人的。 ^[3] 

1973年，仁慈連獲悉赫斯特製藥公司（Hoechst Pharmaceuticals）正在米爾頓凱恩斯附近興建一所新的研究實驗室，距離仁慈連的盧頓基地不遠。於是決定擴大其活動，在實驗室完工以前摧毀它。1973年11月10日，兩名行動分子放火燒了建築，引起價值£26,000的損失，而且六天後又回來縱火把餘下的東西給燒了。這是動物解放運動已知的首次縱火行動。仁慈連在給新聞界的消息中宣稱對其負責，把它自己包裝為是一個“獻身於將動物從人類手中各種形式的殘酷和迫害中解放出來的非暴力遊擊組織”。 ^[8] 

1974年6月，兩個仁慈連的行動分子縱火燒了英國內政部許可參加在諾福克郡海面上的年度海豹撲殺的船隻，莫蘭寫道那是大屠宰最後一次舉行了。1974年的六至八月間，它破壞建築或交通工具，對動物試驗的實驗室發動了八次襲擊，還有其他針對養雞户和槍支商店的襲擊。它的首次“動物解放”行動發生於同一時期，行動分子從威爾特郡的一個豚鼠養殖場帶離了半打豚鼠，結果是養殖場主她因害怕進一步的襲擊而關門。 ^[8] 

過去和當今一樣，縱火的使用給新生的動物解放運動中造成了分歧。1974年7月，狩獵破壞者聯合會為導致仁慈連被確認的報道提供了一份£250的獎金，並告知新聞界：“我們贊成他們的理想，但反對他們的方式。” ^[8] 

1974年8月，李和哥德曼因參與對比斯特的牛津實驗室動物聚居區（Oxford Laboratory Animal Colonies）的一次襲擊而被逮捕，他們也獲得了“比斯特雙人”（Bicester Two）的綽號。他們審判期間，法庭外天天有示威，其中還包括李當地的工黨下院議員艾弗·克萊米森（Ivor Clemitson）。

“實驗室被襲擊了，鎖被粘住了，產品被刺壞了，倉庫被洗劫了，玻璃窗被打碎了，建設被終止了，水貂被釋放了，柵欄被拆除了，馬車被燒了，辦公室失火了，汽車輪胎被劃破了，籠子被騰空了，電話線被割斷了，標語被塗抹掉了，糞肥被撒開了，破壞完成了，電被切斷了，地基被淹沒了，獵犬被偷走了，皮大衣被斬開縫了，建築被毀了，狐狸自由了，養狗場被襲擊了，商店被盜了，騷動、憤怒、痛恨、穿着巴拉克拉法帽的暴徒。這是ALF的成就！”——基思·曼（Keith Mann） ^[9] 

他們被判入獄3年，其間李接着進行了運動的首次絕食抗議，為的是獲得vegan式的食物和衣服。12個月以後他們被假釋，而李卻表現得比以前更積極支持使用武力。1976年，他組織起仁慈連殘餘的行動主義者，並團結起兩打新成員，總共30名行動分子。 ^[10] 

莫蘭寫道，在被李視為是一項革命運動的角度上，仁慈連的名字聽上去不太恰當。李想要一個，莫蘭寫道，能使那些利用動物的人“提心吊膽”的名字。於是乎，動物解放陣線誕生了。 ^[8] 

阿爾斯特大學的雷切爾·莫納亨（Rachel Monaghan）寫道，在他們獨自活動的第一年，ALF針對肉鋪、毛皮商、馬戲團、屠宰場、飼養員和快餐館的行動導致了價值£250,000的損失。她寫道，ALF的哲學觀是，“暴力”只能發生於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形式上，因此，不論他們造成了什麼損失，着重在破壞財物和把動物帶離實驗室和養殖場，與非暴力的哲學觀都是相容的。 ^[10]  1974年羅尼·李撰文堅持，直接行動“只被對生命的敬畏和對暴力的憎恨所限制”， ^[11]  而在1979年，他寫道，ALF的許多襲擊已經因為對生命有危險而被取消。 ^[12] 

金·斯托伍德寫道，公眾對早期ALF帶走動物的襲擊的反應是非常正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非暴力的政策。當1975年6月邁克·赫斯金森（Mike Huskisson）將三隻米格魯獵兔犬帶離帝國化學工業的一家煙草研究室的時候，媒體把他描繪成得象個英雄。 ^[13]  羅賓·韋伯寫道，ALF的志願者被看作是“動物福利界的羅賓漢”。 ^[14] 

該運動的魅力吸引了一類新的行動分子，斯托伍德寫道。他們更年輕、往往是失業的、對無政府主義比對動物解放“本身”更感興趣，將其視為他們對國家的一部分反抗，而非以其本身為目的。根據斯托伍德所言，這些新的行動分子不想堅持非暴力。 ^[13] 

20世紀80年代早期，英國廢除活體解剖聯盟（BUAV，於1898年創立的一個受尊敬的反對活體解剖的團體）還是ALF的堅定的支持者。金·斯托伍德是BUAV在1981年-1986年國內的組織者。他寫道，BUAV把它的部分辦公場地不收租金地捐給了包括羅尼·李在內的ALF支援團（ALF SG），並在它的報紙《解放者》（The Liberator）中給予ALF的行動以不加任何批判的宣傳。

雖然還支持着，但它越來越清楚，ALF SG由於其無政府主義的新成員，正企圖接管BUAV的理事會。斯托伍德寫道，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堅信一切政治行動都是在浪費時間，並希望BUAV將其資源都專一地投入於直接行動中去。儘管最初期的行動者致力於營救動物和毀壞財物，僅當後者有助於前者時，他相信，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ALF已經失去了它的倫理基礎，且漸漸變成“不能適應社會的人和厭世者”去“尋求對感到的某些社會不公的個人報復”的“一個機會”。 ^[15]  他寫道：“愚笨無知的花言巧語和情緒化的精英優越論瀰漫於大多數自制的直接行動宣傳品中，超越它們的對於戰術策略充滿才智的思考在哪裏？簡而言之，對動物感興趣的人怎麼了？” ^[15] 

1984年，BUAV理事會不情願地投票將ALF SG逐出其房產，並撤回了它的政治支持，從那之後，斯托伍德寫道，ALF變得愈發孤立了。 ^[15] 

莫納亨寫道，1982年左右，非暴力的立場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但不是運動中的每個人都認可這一點。某些行動者開始針對個人進行人身威脅，繼而是郵件炸彈和向食物下毒的恐嚇，後者還代表了另一個變化，即威脅普通的公眾，而非特定的對象。 ^[10] 

1982年，郵件炸彈被寄給了包括首相瑪格利特·撒切爾在內的四個主要政黨領導人。1984年11月，開展了首次較大範圍的食物恐嚇，ALF在電話和信件中對媒體宣稱它已經向瑪氏巧克力棒（Mars Bar）下了毒——作為迫使瑪氏公司（Mars, Incorporated）停止在猴子身上進行齲齒試驗的運動的一部分。11月17日，《每日鏡報》週日版（Sunday Mirror）接到了來自ALF的一個電話，説它已經往全國各地商店中的瑪氏巧克力棒中注入了滅鼠藥。電話後緊接着的是一封裝有一條瑪氏巧克力棒的信，推測被下了毒，以及這些正在倫敦、利茲、約克、南安普敦和考文垂被銷售着的聲明。數百萬的巧克力棒被撤下櫃枱，而瑪氏則中斷了生產，公司損失達四百五十萬美元。 ^[16]  ALF承認該聲明是一場惡作劇。類似的投毒聲明後來被用於反對歐萊雅和葡萄適。 ^[17] 

寄給政客的郵件炸彈被動物權利義勇軍（Animal Rights Militia，ARM）認領了。 ^[18]  瑪氏巧克力棒的惡作劇現在也被報紙認為系ARM所為，雖然後來成為內政部一部長的戴維·梅勒（David Mellor）在1984年11月19日向下議院作的初步報告很明確，承擔責任的是動物解放陣線。這是責任從一個名義向另一個轉移的較早的實例，取決於行動的性質，這同ARM與另一個“化名”正義部一樣——後者在1993年被首次使用——作為行動分子用來指做不到ALF“不傷害任何生物”原則的直接行動的名稱，即不遵守ALF不危害生命的方針的行動者所用的名義而產生。初期堅持ALF非暴力方針重要性的羅尼·李，似乎支持該想法。一篇署名RL的文章——估計是羅尼·李（Ronnie Lee）——在ALF支援團1984年10月的時事通訊中，建議行動分子成立“新的團體…在新的名義下，採取不排除對動物虐待者使用暴力的政策”。 ^[19] 

已知沒有行動者同時在ALF和ARM的名義下進行活動，但還是被認為有重疊。一名恐怖主義專家保羅·威爾金森（Paul Wilkinson）曾寫道，ALF、正義部和ARM本質上是同一的，而萊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加納（Robert Garner）寫道，要不然爭論就是無意義的了，既然運動的類型被認為是一種無領袖抵抗。英國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的羅賓·韋伯承認，行動分子們可能是同樣的人：“如果誰希望臨時充當動物權利義勇軍或正義部，只要簡單地將…動物解放陣線採取一切合理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危及生命的方針置之不理即可。” ^[20] 

從1983年起，一連串的燃燒彈在銷售毛皮的百貨商店中爆炸，目的是觸發自動噴淋系統來引起損失，儘管數個店鋪被部分或完全地摧毀了。 ^[21]  1985年9月，縱火裝置被安放在莎拉·甘格利（Sharat Gangoli）博士和斯圖爾特·沃克（Stuart Walker）博士的汽車底下，他們都是英國工業生物研究協會（British Industrial Biolog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BIBRA）的動物研究員，兩車都遭到嚴重破壞但無人受傷，而ARM宣稱對此負責。1986年1月，ARM表示，它已經在亨廷頓生命科學的四名僱員的汽車底下放好了裝置，定時依次互相間隔一小時地爆炸。另外一個裝置給放在了帝國癌症研究基金會的一名研究員安道·塞波斯坦尼（Andor Sebesteny）博士的汽車底下，但在其爆炸以前被他發現。 ^[18] 

1989年2月，一起爆炸摧毀了布里斯托爾大學內的參議院議廳酒吧（Senate House bar），襲擊由陌生的“被虐動物協會”（Animal Abused Society）認領。1990年6月，兩日內，炸彈分別在工作于波爾頓科學園區（Porton Down）一家防化研究所的獸醫瑪格麗特·巴斯克維爾（Margaret Baskerville）和布里斯托爾大學心理學家帕特里克·馬克斯·海德利（Patrick Max Headley）的汽車內爆炸。6月9日當使用水銀傾側開關裝置的炸彈緊鄰着油箱爆炸時，巴斯克維爾跳出了其小型吉普的車窗外，而無傷逃脱。在6月10日週日對海德利的襲擊中，《新科學人》描述其涉及使用塑料炸藥，經過的嬰孩車中一名13個月大的嬰孩嚴重受傷，據報導遭閃光灼傷，一隻手指的局部較危險，他的背上還受了彈片傷。 ^[22-23] 

沒有已知的人士宣稱對巴斯克維爾和海德利受的攻擊負責，襲擊遭到了來自動物權利運動內部和ALF行動者的譴責。基思·曼寫道，因由家用零件製作簡易縱火裝置而出名的行動者會突然轉而使用水銀傾側開關和塑料炸藥，然後就再沒被聽説過，這似乎不太可能。 ^[24] 

爆炸後的若干天，陌生的“英國動物權利協會”（British Animal Rights Society）宣稱為薩默塞特郡某獵人的路虎上拴的鐵釘炸彈負責。法庭證據使警方逮捕了車主，他供認炸了他自己的汽車，為的是玷污動物權利運動的聲譽，並要求把兩起類似的違法行為也考慮進去。他被監禁了九個月。巴斯克維爾和海德利的炸彈襲擊者從未被捉拿到，儘管運動中的許多人覺得它們是冒名（false flag）行為——由“密探”實施的敗壞ALF名譽的行動——卻再沒出現過那樣的證據。 ^[24] 

種種事件突出表明了無領袖抵抗活動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可見ALF的名譽面臨的是由並不完全受ALF非暴力綱領約束的行動者，或者決心要使ALF看上去儘可能暴力的敵人所實行的行動。同樣的不確定性也為真正的ALF行動者提供了合理推諉的機會，萬一某次行動失敗，就否認該行動是“真正的ALF”。 ^[25] 

關於ALF何時首次現身美國，諸説法相悖。

FBI描述道，從20世紀70年代時就有動物權利行動分子在美國實施“低水平的犯罪活動”的記載。 ^[26]  弗里曼·威克蘭德（Freeman Wicklund）和金·斯托伍德（Kim Stallwood）説，那裏的首次ALF行動是在1977年5月29日，當時研究員Ken LeVasseur和Steve Sipman將兩隻海豚Puka和Kea從夏威夷大學海洋哺乳動物實驗室（Marine Mammal Laboratory）的囚禁中釋放出來，到了夏威夷瓦胡島橫濱灣的海水中。 ^[27] 

北美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把釋放海豚歸到名為海底地下鐵路（Undersea Railroad）的團體上，並表示，首次ALF行動事實上是1979年3月14日對紐約大學醫學中心（Medical Center）的一次襲擊，那時候行動者放走了一隻貓、兩隻狗和兩隻豚鼠。 ^[28] 

有關ALF在美國如何起步的一個説法稱，首次ALF行動是在1981年9月把猴子帶出PETA的安全避難處，防止它們被法庭返還給研究人員。 ^[29]  凱西·斯諾·吉列爾莫（Kathy Snow Guillermo）在《Monkey Business》中寫道，首次ALF行動是在1981年9月22日轉移了所謂的銀泉獼猴，即當使用它們的一名研究人員因涉嫌違反防虐法而被捕後由善待動物組織（PETA）照顧着的十七隻實驗室的猴子。當法庭裁決猴子要被返還給研究人員後，它們卻神秘失蹤了，不料當行動者得知，沒了猴子，針對研究人員訴訟就無法進行下去時，它們竟在五天後再次出現了。 ^[29] 

PETA的會長英格麗德·紐柯克（Ingrid Newkirk）敍述道，首個ALF細胞建立於1982年下半年，在她稱之為“Valerie”的一名警官受銀泉獼猴案引發的宣傳的影響，並飛往英國尋求得到ALF的培訓以後。她冒充是一記者，那時正在為英國廢除活體解剖聯盟（British Un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BUAV）工作的金·斯托伍德安排她結識了羅尼·李。李據傳聞指引她至訓練營，學習如何潛入實驗室。紐柯克寫道，Valerie重歸馬里蘭州並建立一個ALF細胞，1982年12月24日於霍華德大學進行了其首次襲擊，轉移走那裏的24只貓，其中有些後腿已被致殘。 ^{[27]  [30]} 

ALF早期的兩次襲擊導致了幾所大學研究室的關閉。1984年5月28日對賓夕法尼亞大學腦外傷診療所的襲擊造成價值$60,000的損失，並有時長60小時的錄象帶被盜取，顯示的是研究人員用液壓裝置造成狒狒腦損傷時的戲謔取笑。 ^[31-32]  錄象帶被移交給PETA，PETA製作了26分鐘長的視頻，稱之為《不必要的小題大做》（Unnecessary Fuss）。由於公眾的注意，腦外傷診療所被關閉，大學的主任獸醫被解僱，而大學被判緩刑，項目的管理部門被改組，並開始着手為工作人員設立新的培訓計劃。 ^[33] 

1985年4月20日，根據一學生透露的情報，十六名ALF行動者奇襲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一實驗室，造成價值差不多$700,000的損失，並轉移了468只動物，發佈了他們的襲擊錄像。 ^[34]  其中包括五週大的獼猴布里奇，他出生時即與其母親被隔離開，又無人照看，雙眼被縫死，頭上裝着聲納設備，作為視覺缺失研究的一部分。因為這次被ALF錄下的襲擊，在突襲當時實驗室正在進行的17個科研項目中的八個給終止了。大學幹部説“多年的醫學研究付之東流矣。”該次突襲促使國家衞生研究院的領導詹姆斯·温加登（James Wyngaarden）博士贊成將針對實驗室的襲擊視作恐怖主義行為。 ^[35] 

在1993年《就針對動物企業的國內和國際恐怖主義的範圍及影響致國會的報告》中，ALF被列舉為是一個“聲稱在美國實施極端主義行為”的組織。報告開篇是引用自ALF的話，而對ALF活動的陳述則被反覆用作例證。

有38個國家活躍着ALF的細胞，包括北美和南美、大部分歐洲和北歐國家、澳大利亞、以色列、馬耳他、馬來西亞、俄羅斯，以及土耳其。該運動是徹底分散化的，沒有正式的會員或層次系統，當涉及到法律責任時，這些東西的缺乏就擔當了一條防火道的作用。“沒有辦公室，沒有組織結構”，一個行動分子告訴《面具背後》，“那就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那麼失敗，因為他們是無法得手的。” ^[36] 

動物解放陣線不是會員制的團體，而是無領袖抵抗的一個實例，行動主義者所使用的一面旗幟。動物解放陣線的志願者把他們自己看作是19世紀的廢奴主義網絡地下鐵路的現代版，因為行動分子們帶着動物們逃離實驗室和養殖場、安排好安全藏身之處和獸醫的看護、並管理着供動物安度餘生的避難所。活躍於38個國家（動物解放陣線的細胞已知活躍於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白俄羅斯、巴西、加拿大、加那利羣島、智利、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荷蘭、冰島、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馬來西亞、馬耳他、墨西哥、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中的秘密細胞藏頭露尾而又相互獨立地進行運作，行動分子們在只知道需要知道（need to know）的信息基礎上工作。一個細胞可能僅由一人組成。主持英國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的羅賓·韋伯（Robin Webb）曾説過：“這就是動物解放陣線無法被擊垮，無法被有效滲透，也不會停止的原因。你，和你們中的每一個：你們就是ALF。”

為ALF代言的行動主義者表示，運動是非暴力的。在2006年的一部紀錄片《面具背後》（Behind the Mask）中，美國的行動分子羅德·科羅納多（Rod Coronado）説：“我所知道的將我們與我們往往被指責為的人——指恐怖分子、暴力犯——區分開來的一件事，是我們誰也沒傷害過這一事實。” ^[36]  不過ALF發言人和行動者們普遍被批評要麼未能譴責暴力行為，要麼他們自己就參與其中。監控着美國國內極端主義的南方貧困法律中心類似的、明顯的恐怖主義策略” ^[37]  ，而2005年1月，ALF則在一份計劃草案文件中被美國國土安全部列為國內恐怖組織。 ^[2] 

主持英國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Animal Liberation Press Office）的羅賓·韋伯（Robin Webb）寫道，行動者是來自生活中的各行各業、各個年齡段和“各種信仰或無信仰”的人。 ^[38]  得克薩斯州大學艾爾帕索分校的哲學教授斯蒂芬·貝斯特（Steven Best）和北美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North American Animal Liberation Press Office，NAALPO）的一位新聞發言人將ALF的行動主義描述為：

“ALF的行動者隱藏在夜幕下，戴着巴拉克拉法帽和滑雪面罩，在幾個人的小細胞中活動。仔細偵察之後，經驗豐富的解放隊潛入藏有動物的建築內去釋放它們（如貂和郊狼）或營救它們（如貓、狗、鼠和豚鼠）。他們沒收和/或破壞設備、財產和用於剝削利用動物的材料，他們還用縱火來將建築物和實驗室夷為平地。他們已經造成動物開發行業數億美元的損失。他們故意違法，因為法律錯誤地將動物交給籠子與監禁，交給寂寞與痛苦，交給折磨與死亡。”

——斯蒂芬·貝斯特（Steven Best），《恐怖分子還是自由鬥士（Terrorists or Freedom Fighters?）》，第11頁。

志願者在使用ALF的名義時得遵循其既定目標。任何同這些目標——特別是不傷害人類或非人類生命的規定——相牴觸的直接行動不能被稱之為是一次ALF行動：

反對物理暴力的規定引發了批評者作出ALF偽善的斷言，以及運動內部關於其意義和重要性的強烈分歧。斯蒂芬·貝斯特和加利福尼亞州同樣也是北美新聞辦公室志願者的一個創傷外科醫生傑瑞·夫拉薩克（Jerry Vlasak）都曾在作了似乎支持暴力的聲明以後被禁止進入英國。 ^[39-40]  夫拉薩克在2003年告訴一個動物權利大會：“我認為在你看到活體解剖進行的數量顯著減少以前，你不必殺死——暗殺——太多的活體解剖者。而我覺得以5條、10條、15條人命的代價，我們可以拯救一百萬、兩百萬、一千萬的非人類動物。”

ALF無領袖抵抗的特性意味着沒有辦法估計出有多少支持夫拉薩克主張的人和行動主義者在一起。2005年“60分鐘時事雜誌”採訪的一位匿名志願者告訴埃德·布拉德利（Ed Bradley）：“他不依靠我們的認可或我們的支持或我們的評價、ALF的支持者活動。我們有嚴格的非暴力準則……我不知道是誰把夫拉薩克博士弄到現在這個立場上的。那不是我們，不是ALF。” ^[41] 

羅德·科羅納多（Rod Coronado）是美國最知名的ALF行動者之一。他曾參與了弄沉捕鯨船隻、從毛皮動物養殖場中放出動物，及多起縱火行動。

英國的行動分子基思·曼（Keith Mann）被認為是“在ALF的金字塔尖”活動的人。他是《從薄暮直至黎明：一個知情人看動物解放陣線的成長》（From Dusk 'til Dawn: An Insider's View of the Growth of the 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2007）的作者。

雖然ALF沒有正式的存在實體，然而許多“活着的”團體還存在着，在支持志願者和宣傳直接行動。

動物解放陣線支援團（ALF SG），又稱純素食主義囚犯支援團，建立於基思·曼（Keith Mann）首次入獄時的1994年，與英國的監獄當局合作，確保獄中的行動者能有vegan式的食物和盥洗用品。 ^[43] 

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接受和發佈匿名公報，包括承擔責任的聲明。 ^[44]  它自稱是一個由公眾捐款提供運作資金的獨立組織，但是2006年英國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在英格蘭裁定它“不是一箇中立的報道活動或僅僅簡單地是為ALF辯護者的媒介工具，而是ALF策略的一關鍵部分。” ^[45] 

有三種出版物與ALF相聯繫。《方舟天使》（Arkangel）是羅尼·李創辦的一本基於英國的半年刊雜誌，面向國際發售。《咬回去》（Bite Back）既是一份雜誌也是一家網站，行動者在此留下承擔責任的聲明。 ^[46]  《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是一個基於舊金山的報告ALF行動的網站。 ^[47] 

ALF的行動者聲稱“動物不應該被當作是財產，並且科學家和企業無權對生命行使所有權”，它們每個，用哲學家湯姆·里根（Tom Regan）的話説，都是“一個生命的主體”。 ^[48] 

在ALF看來，若不承認這個就是物種歧視——只因物種的原因而認為它們具有不同價值——他們主張這與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有同樣的倫理缺陷。他們不接受動物福利論者的立場，即動物需要得到更仁慈的對待；他們説他們的目標是空無一物的籠子，而非更大的。行動主義分子認為，他們從實驗室或養殖場帶出來的動物是“被解放的”，而非“被偷走的”，因為它們最初未被正當地所有過。 ^[49] 

“我們都極想合法地與動物虐待作鬥爭。不過卻不是這麼回事。控制這個國家的人，他們在製藥公司裏有股份、有投資，打個比方，對動物進行實驗的人，想想你可以給這些人寫信説“我們不喜歡你的所作所為，我們要求你改變”，然後期待他們這麼做，那是不會發生的。”——基思·曼（Keith Mann） ^[36] 

雖然ALF聲稱“拒絕物理暴力”，但將動物實驗室和其他機構的破壞與炸燬第三帝國毒氣室的恐怖分子相比，許多行動者拒絕把對財產的襲擊算作暴力行為。 ^[50] 

他們為故意破壞給出的藉口是，把動物從實驗室帶出只不過意味着它們會被迅速替換，可是如果實驗室本身被毀了，就不僅僅是減慢進貨過程，而且還增加了成本，可能達到使動物研究昂貴得不敢問津的程度。

他們聲稱，這能夠鼓勵尋找替代品。參與針對亞利桑那大學的縱火襲擊的一個ALF行動者在1996年告訴《絕不妥協》：“它很大程度上同與奴隸制作鬥爭的廢奴主義分子進入並焚燬奴隸居住區或拆除拍賣台是一樣的…有時候，如果你只是帶走動物而沒幹別的，也許那還不是一次深刻的教訓。” ^[51] 

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主張，ALF的直接行動只有在非暴力時才能被認作是一項正義的事業，而且當ALF曝光其他手段可能無法揭露的虐待動物的證據時，是最有戰鬥力的時候。 ^[52] 

他説到1984年ALF襲擊賓夕法尼亞大學腦外傷研究診療所的例子，當時研究人員拍攝的電影膠片被拿走了，顯示的是他們“嘲笑尚有知覺的狒狒，因為它們受到了嚴重的腦部損傷”。

大學回應説對待動物的方式符合國家衞生研究院（NIH）的方針， ^[53]  但由於公眾的注意，實驗室被關閉，主任獸醫被解僱，而大學則被判緩刑。 ^[54] 

從前是NIH的動物研究員、肯尼迪倫理學研究所（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的芭芭拉·奧蘭斯（Barbara Orlans）描述道，該案件震驚了生物醫學界，且被認為是對在研究中使用動物的倫理最有重大意義的案件之一。 ^[32] 

辛格主張，若ALF能集中在這種類型的直接行動上，而不是故意破壞的話，它就會對“有理智者的頭腦”有吸引力。與之相反，斯蒂芬·貝斯特（Steven Best）寫道，企業和政府有太多制度上和財政上的傾向性差距來作為獲勝的因素。 ^[55] 

桑德蘭大學的彼得·休斯（Peter Hughes）引證1988年由巴里·霍恩（Barry Horne）領導的一次襲擊，來作為ALF正面的直接行動的例子。霍恩和另外四個行動者（其中一人是他的兒子）決定讓海豚Rocky自由，它在布賴頓的海產養殖場的一個混凝土小池子裏住了20年，被用梯子、自制的擔架和租來的小型羅孚車移動了200碼（180米），從他的池子裏被挪到大海。 ^[56]  他們和海豚擔架一起被警方發現，如其中一個行動者所言，“我們對此找不到合法的解釋。” ^[57]  他們被判合謀盜竊，但依然繼續為Rocky的釋放而活動着。海產養殖場最終同意以£120,000賣給他，資金在生而自由基金會（Born Free Foundation）和Mail on Sunday的幫助下籌得，而Rocky在1991年被轉移至特克斯和凱科斯羣島的一個80英畝（320,000平方米）大的潟湖保護區，然後被釋放。瑞士的Bellerive基金會（Bellerive Foundation）和世界動物保護協會也參與了該次運動。 ^[58]  休斯描述道，ALF的行動促進了在英國引起一種把海豚視作“個體行為者”的範式轉移，由此，他寫道，英國當今沒有被監禁的海豚了。 ^[59] 

在數個倍受矚目的活動成功關閉了許多被發覺虐待動物的工廠以後，針對財產的暴力開始大量增加——繁殖用於動物試驗的米格魯獵兔犬的Consort Kennels、繁殖貓的Hillgrove Farm，以及繁殖豚鼠的Newchurch Farm，都在成為動物權利運動（似乎包括ALF在內）的目標後被關閉了。

1990年11月，英國ALF的行動者從博姿集團所有的一家實驗室解救出所有的米格魯獵兔犬。此次ALF行動以博姿決定出售這家實驗室而告終。琳達·麥卡特尼（Linda McCartney）花8,000英鎊從公司那裏買下剩餘的獵兔犬，併為它們找到了避難所。 ^[60] 

在英國，1991-1992財年有約100輛冷凍肉運輸貨車被縱火裝置毀壞，損失約五百萬英鎊。屠宰商的鎖被強力膠水粘住了，用收縮薄膜包裝的肉被刺穿孔了，屠宰場和冷凍肉運輸貨車被焚燒了。 ^[61] 

“説我們暴力極端，説我們是恐怖分子，説我們是暴徒惡棍，説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詞都經常被使用着。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求改變。我們想讓大家停止對動物使用暴力。”——基思·曼（Keith Mann）

1999年，為了關閉歐洲最大的動物試驗研究室亨廷頓生命科學（Huntingdon Life Sciences，HLS），ALF行動分子投身於國際性的停止亨廷頓動物虐待（SHAC）運動。

監控着美國國內極端主義的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曾將SHAC的“動作模式”描述為“與那些反墮胎的極端主義分子類似的、明顯的恐怖主義策略”。 ^[37] 

例如，ALF行動者唐納德·居里（Donald Currie）在2006年12月被判犯有在與HLS有關係的商人的門階上安設自製炸彈罪後，就被處以監禁12年，緩刑終身。

HLS總裁布萊恩·卡斯（Brian Cass）於2001年2月遭到揮舞着鎬柄的人羣攻擊，嚴重得以致於劍橋郡警察局的總探長湯姆·霍布斯（Tom Hobbs）説，他們着手調查的不是謀殺案，絕對只是運氣使然。戴維·布倫金索普（David Blenkinsop）是該次攻擊的那些罪犯之一，是個過去曾以ALF的名義實施過行動的人。

ALF在它對公眾的聲明中，毫不隱瞞它參與了SHAC運動，2005年5月它明確表示，受SHAC委託給予威脅： “那些向虐待動物者投資和為他們融資以用於謀殺動物的人，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已漸露端倪。你，也被列在暗殺名單上：已經警告過你了。要是你資助，或者為任何與亨廷頓生命科學有關的公司籌集資金，我們就會追捕你，襲擊你，然後將你的財產付之一炬。”

—ALF代表停止亨廷頓動物虐待所作的陳述

2006年6月，ALF宣稱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研究人員林恩·費爾班克斯（Lynn Fairbanks）所遭受的燃燒彈攻擊負責。動物解放新聞辦公室發表聲明，稱Fairbanks正在對猴子進行“痛苦的成癮實驗”。

費爾班克斯説她研究的是靈長類動物的行為，沒有實施創傷性的研究。燃燒彈被放置在費爾班克斯70歲的鄰居及一房客的住處的門階上；按照FBI的説法，裝置給點燃過了，且其威力足以殺死居住者，可是它沒能着火。UCLA的代理校長認為襲擊有助於動物企業恐怖主義法案（Animal Enterprise Terrorism Act）的形成，當執法人員應對動物權利行動主義時，在美國國會提出的該法案將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

ALF發言人傑瑞·夫拉薩克（Jerry Vlasak）在談起對費爾班克斯的襲擊時稱：“暴力是個糟糕的第二選擇，可如果它是唯一有成效的行為…那當然就有合乎道德的理由了。”2008年7月夫拉薩克稱，他説過他不鼓勵任何一個人去實施謀殺，但“要是你不得不傷害誰或威脅他們或殺了他們，那從道義上説是無可非議的。”

在2008年，該組織對研究人員住所的抗議漸增。使用的手段有高聲辱罵和在研究人員的財產上寫標語。有一個組織網站列出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員的個人信息和對所謂工作的生動描述，但同時又説“我們不參與或鼓勵非法活動”。傑瑞·夫拉薩克（Jerry Vlasak）説，襲擊是“必不可少的”，還説沒料到有這樣的後果是毫無道理的。

斯蒂芬·貝斯特提出了“廣義自衞”（extensional self-defense）的術語，來描述由充當“代理中介”（proxy agent）的人為保衞動物而開展的行動。斯蒂芬·貝斯特（Steven Best）主張，由“代理中介”代表動物開展的行動應被視作“廣義自衞”。他認為，在採取廣義自衞的行為時，行動者在道義上有權從事故意破壞甚至暴力活動。廣義自衞是正當的，他寫道，因為動物是“非常脆弱且受着壓迫的，以致於他們無法反抗攻擊或殺死壓迫它們的人。”

貝斯特主張，廣義自衞原則反映的是刑法典中通常所説的“緊急避險”的情形，即當被告認定有必要實施違法行為以免受危急和重大的傷害時可以採取之。2005年在參議院作的證言中，傑瑞·夫拉薩克（Jerry Vlasak）説他把對亨廷頓生命科學的暴力看作一次廣義自衞。

ALF於2005年1月被美國國土安全部確定為是一項恐怖威脅。 ^[2]  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在2005年5月18日舉行的聽證會中，聯邦調查局（FBI）和煙酒槍械炸藥局（ATF）的官員説“暴力的動物權利極端主義分子和生態恐怖分子對國家構成了最嚴重的恐怖主義威脅之一”，還補充道，“其中尤為令人擔心的是動物解放陣線（ALF）和地球解放陣線（ELF）。”（FBI將“國內恐怖主義”定義為“包含有違反美國或其他各州的刑法、對人類生命有危險的行為的活動；可能有意恐嚇或脅迫一平民；藉由大規模破壞、暗殺或綁架來影響政府的政策；並且主要在美國的領土管轄範圍內出現。”）1998年，聖安德魯斯大學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研究中心前主任保羅·威爾金森（Paul Wilkinson）在英國稱，ALF及其分支派別是“英國最嚴重的國內恐怖威脅”，並且ALF離殺人“僅一步之遙”。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曾批評國土安全部把精力集中於動物解放陣線和地球解放陣線，而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寫道“儘管他們對財產造成了破壞，但生態激進主義者從未殺死過一個人——而白人至上主義者和美國的其他極端右翼分子在這一點上則截然不同。參議員詹姆斯·傑福茲（James Jeffords）説，“ELF和ALF每年會威脅到幾十個人，而化學、核或污水設備的一次意外事故卻會危及好幾萬人。”

2006年1月20日，作為“逆火行動”（Operation Backfire）的一部分，美國司法部宣佈控告據説是自稱“家”的九名美國的和兩名加拿大的行動分子，指控他們以動物解放陣線與地球解放陣線的名義參與直接行動。司法部稱之為“國內恐怖主義”行為的實例。環境與動物權利行動主義分子把該場訴訟叫做綠色恐慌（Green Scare）。

事件包括針對肉加工廠、木材公司、一條高壓輸電線和一個滑雪中心的縱火襲擊，地點涉及俄勒岡州、懷俄明州、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和科羅拉多州，時間橫跨1996年至2001年。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