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鏞

劉鏞（1826—1899年），字貫經，因排行第三，人稱“劉三東家”。被譽為四象中的“劉家的銀子”。祖籍浙江紹興上虞，清康熙初，遠祖劉尚遷居吳興（今湖州）南潯，在大橋灣泰安橋下設小銅匠鋪。劉家發家的第一代人叫劉鏞，生於1826年，此前，劉家是一家貧苦的莊户人家。劉鏞年輕的時候當過銅匠，挑着擔子，走街串巷地為人家修補銅勺銅鍋，以貼補家用。南潯的老人回憶説，當年劉家的家廟裏，曾陳放着一副銅匠挑子，即是指此，劉家後人中也有類似的傳説。當然，靠這點小手藝活兒自然是無法安身立命的，後來，他轉入了鎮上一家棉綢布店當學徒，指望將來能做點生意。

那時學徒什麼雜活都得幹，寒冬臘月老闆叫他到冰凍了的河邊洗魚洗菜，他手已凍裂，鮮血順着菜葉流到河裏，又怕被老闆見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聲。他早起晚睡，拼命幹活，一天只能掙十文錢。他用三四文買點吃的，其餘歸其母。可是後來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過百緡（100串銅錢），心想此處非久留之地。後來由親戚介紹，他進入鎮上談德昌絲行打工，每年也只賺10元銀洋。老闆認為他勤快能幹，年終又獎勵他6元銀洋回家，全家人已高興得不得了了，認為是了不起的收入了。不出幾年，劉鏞憑自己的精明，已經悟出了經營絲業的門道，明白了其中的關鍵是要有資本，只要有資金就能在當地大量收購蠶絲，再轉賣給從上海來湖州收絲的洋行買辦，這樣，一進一出，頓時可賺大錢。湖州歷來就是魚米之鄉，老百姓家家植桑養蠶，有的是生絲，貨源穩定、充足，只要有收購生絲的錢，生意即可做大。可問題是資本從哪裏來呢？四年後，劉鏞脱離了談德昌絲行，與另外兩個同鄉合作，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絲行，資本由三個人東借西借，湊在一起也才不過200銀元，但這畢竟是劉家基業邁出的第一步，那年劉鏞整20歲。那時正是鴉片戰爭之後，外國資本大肆收購中國農副產品之時，南潯作為浙北蠶桑業的中心市鎮之一，又離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運河之便，絲市貿易自是盛況空前，所謂“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番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温豐《南潯絲市行》），正是指此。劉家的發家正是得此天時地利之助。後來人們才明白，除天時地利之外，“人和”也許是更為關鍵的一個因素。

劉鏞財勢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因為自其合夥經商算起，僅僅過了16年，也就是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劉鏞36歲的時候，200元的資本已連續翻跟斗，上升到了數十萬之巨，而且已從南潯發展到上海，在上海租界內購地造屋。據湯壽潛説其：“不數年，業翔起，當同治初，已殖財數十萬，號鉅富。”這個“數十萬”的概念，如果當20萬解的話，那就是資本翻了1000倍；如果是當40萬解的話，那便是翻了2000倍！況且，在此過程之中，其中一個合夥人已撤資離去，另一合夥人不幸去世，絲行的業務，全由劉鏞“一手出納”，劉鏞何來此“翻天”的本領？那就是官府裏有熟人照應，經常跟洋人作生意，打交道。再説劉鏞到上海的這一年，正是曾國藩、曾國荃圍攻太平天國的天京的年頭，兩年後，天京城破，曾國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辦江南鹽業，發售鹽票（即經營鹽業的執照）以充實國庫，小票值200銀元，大票要500銀元。劉鏞又不失時機地鹽、絲並舉，移師淮揚，遂又成為淮揚一帶鹽業的巨頭，同時又投資典當業……最終積累資產2000多萬銀元，成為“南潯四象之首”。

小蓮莊為南潯景緻之最，原是“四象之首”、清光祿大夫劉鏞的家廟和花園。傳説因為主人欽慕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建於湖州的蓮花莊得名。有人估算，劉鏞的家產，在19世紀90年代時達到了2千萬兩白銀，這是什麼概念？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是7千萬兩白銀。1885年，通奉公劉鏞59歲，開始修建私家莊園“小蓮莊”，他準備在莊園裏修整一個十畝的荷花池，再在池邊建幾座亭台樓榭，以便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賞荷、垂釣，安享晚年。這時候的劉鏞，已居南潯“四象”之首。也許，他希望靜對荷花池時，能回憶起自己的一生。或許，他會想，人這一輩子，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只要你的心足夠大。此時的劉鏞已不再是當年那個綿綢布莊的小學徒。那一年他15歲，由於家境貧寒，劉鏞在布莊幫工，他起早貪黑，從廚房到澡堂，什麼事都幹，但辛苦一天卻只能得到十文點心錢，即使像他師傅，身為店中執事，歲俸也不過百緡（一千文為一緡）。

劉鏞故居南潯小蓮莊(4張)

對於處處留心想要自己起家創業的劉鏞而言，每日十文的酬勞是遠遠不夠的，他開始考慮着，要往絲業上發展。南潯，倚天目諸山之勝，攬太湖苕溪之秀，所有的靈氣凝結為一縷縷蠶絲，綿軟柔韌，質地晶瑩，名聞遐邇。當時正值“歐洲諸國開商埠於上海，大購湖絲，歲出口八九萬包，業絲者贏獲過多”。這一切皆被劉鏞看在眼裏，不禁為之心動。若想開創自己的事業，從絲上着手，當是一條捷徑。於是，1842年，16歲的劉鏞“跳槽”到談德昌絲行當夥計。絲行的待遇比綿綢布莊大有提高，不僅“年貼膳洋銀十圓”，年底，談老闆因劉鏞勤快能幹還“酬洋銀六圓”。（歲月幾經變遷，人世幾度滄桑，十畝荷花池，經歷了百年的動盪，今天，當我們徜徉在岸邊，讚歎它的美麗、驚羨主人的財富時，有幾人能夠想到，當年的劉鏞，在成為一方大亨之前，只是那麼一個不起眼的窮小子，足見人的心有多大，就能走得多遠。）

劉鏞進入談德昌絲行當小夥計時，早已存了心機，將來要另立爐灶，開創自己的事業。由於他聰敏好學，短短四年時間，便“靡洪靡纖，不待提諭，劈見癥結”，盡通絲業經營的奧秘，掌握了經商的規律。1846年，正月新春，家家户户都忙着辭舊迎新。劉鏞的心中，也湧動着開始新生活的想法，他覺得時機成熟了，可以開始着手做一番自己的事業了。於是，他辭別了談德昌絲行，拿出所有積蓄，開了家叫做“劉恆順”的小絲行。南潯最富有的一“象”，就從這裏，開始了最初的萌芽。沿着曲曲折折的水路，往北，搖上三天三夜的櫓，穿過那一座又一座的石橋，便到達了上海十六鋪。這是劉鏞第一次去上海打聽絲價，此前，他的小絲行每日收購蠶絲，打烊後立刻轉手賣給廣東商人開設的大廣莊，賺點小小的差價。

日子本來倒也安逸，只是這一年的春天，春絲抽得特別多特別好，廣莊聯合幾家大的絲行有意壓低輯裏湖絲的價格，眼看生意就要賠本了。是不是可以自個搖船把絲直接賣到上海去？劉鏞突然冒出這麼個念頭，隨即又把這念頭打壓下去——沒資金、沒大船，這樣莽莽撞撞地去了，能行嗎？

倒是劉鏞的夫人沈氏，另有一番見解：“咱們沒有本錢沒關係，從小做起，慢慢積累，沒有大絲船，哪怕去租農船或者航船，總得試試。”是啊，總得試試，與其坐而待斃，何不放手一搏？當年從小學徒小夥計，不也這麼過來了嗎？那時候行，現 在為何反而不行？劉鏞嘩嘩搖着櫓，日夜兼程，順着那曲曲折折的水路，到了上海十六鋪。上海十六鋪停滿了各式各樣的大輪船，有的來自歐洲，有的來自美洲，劉鏞的小船似乎格外寒磣，他的心，沉甸甸的。

劉鏞搖着船，在大輪船的縫隙裏幾經輾轉才靠了岸。一上岸，便迫不及待地打聽絲價。“輯裏絲每兩售價2兩白銀。”絲行夥計報價的聲音響亮。“2兩？當真？”劉鏞驚呆了，要知道，輯裏絲收進每兩才7分1，這絲行夥計報出的價格，是收購價的3倍啊。劉鏞大喜過望，忙把帶來的亮晶晶的絲全部賣掉，換回了同樣亮晶晶的銀子。這一年春天，劉鏞靠着自家的絲船，生意做得特別紅火。其他的絲行看到劉恆順絲行的生意這麼好，紛紛前來打探。劉鏞卻是一個大度非凡的人，將自己發財致富的門路，一一細告同行。大家紛紛效仿，很快，這通往上海的曲曲折折的水路上，搖滿了各家各户的絲船。雪白的輯裏湖絲運出去，雪白的上海銀洋運進來，南潯，或許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漸漸成為比上海還要富裕繁華的一方寶地。（而今，站在那鐫刻了歲月痕跡的石橋上，望眼是悠悠長長的水、悠悠長長的路，耳畔彷彿依稀傳來那嘩嘩的搖櫓聲。那嘩嘩的聲響，穿透了歷史的塵埃，浸透了百年的歲月，延續到了今天。今天，在湖商們把生意做到歐洲，做到美洲，做到全世界的時候，他們手中，應該仍是搖着那樣的一把“櫓”。）

沿着南潯小蓮莊內十畝荷花池，穿過一道道迴廊，走過一座座亭榭，一轉身，一抬眼，兩座高大肅穆的牌坊赫然立於眼前。那兩道灰白的牌坊，高10米，一眼望不到頂，其中一道牌坊上書“樂善好施”四個大字。鎮上老人説，這座牌坊建於1893年，是清朝皇帝為表彰劉家“樂善好施”的傳統，特別欽準修建的。 ^[1] 

那是1863年，劉鏞通過自己的艱辛勞作和聰明才智，已從一開始的絲業經營，進而開始鹽業經營，家底十分雄厚。那年夏秋之交，正當“秋老虎”，天氣十分炎熱。劉鏞去嚴州經理鹽茶商務，一路上看到百姓飽受寇盜蹂躪，房屋田產多遭毀壞，滿目創痍。於是決定將此行的經商之資拿來“賑災民，施醫藥，舉掩埋，收養流亡，恤贖孤寡”。他日行數十里，奔走賑濟，在酷暑之中不顧穢氣燻蒸，大病一場，病中仍不忘交代朋友繼續救災，自己卻險些喪命。那是1889年，浙江大水，湖州尤甚，災民萬千。劉鏞見狀，拿出數萬銀兩，向安徽蕪湖購米萬石，以賑災民。

一場百年難遇的災難，在劉鏞的慷慨支助下，終於化解。為了能長期推廣善行，救助鄉里，劉鏞還拿出數萬銀元，借貸生息，每年取利息購米濟災，名曰“愛米”。劉鏞對他人慈善大方，自己的生活卻樸素淡然。他常説，富足之家就好比肌膚充盈的人身，肌膚充盈的人看起來很健康，但若是陽氣太盛，則反而會傷害到臟腑。他深知財富過多容易奴役人的性情，反受其害，所以他將賑災義舉，比作是為自己治病：

“吾歲散數千金以與人，非求福也，蓋以療吾之疾也。天地之道，蓄極必泄，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庶以懲。夫膚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而早藥之也。”致富不忘本的劉鏞獲得了鄉鄰的愛戴，劉鏞去世之時，遠近百姓得知，紛紛弔唁，哭聲一片。

古今商家為了贏利發財、獲大利發大財，自然非得精明到家，甚至幾近刻薄不可，劉鏞也不例外。不過，他又理性得可怕，深諳“富不過三代”的宿命性規律，深為少時讀書太少而抱憾，認定“詩書簪紱”方是劉家發展的正確方向，便竭力鼓勵兒孫讀書求功名。但他不像一般的暴發户，不願輕易捐官，最終只沾了個“通奉大夫”的稱號，甚至對兒子劉錦藻也如此。如光緒二十年（1894年），劉錦藻赴禮部試，中第52名，以二甲進士觀政工部。當時，國家軍務正緊，急需軍餉，有人以報效國家之説，勸劉錦藻乘機捐資，求取高官厚祿。劉錦藻心有所動，便向劉鏞商議。劉鏞此時卻十分冷靜，並不為有此機遇而心動，他勸告劉錦藻：“家門鼎盛，始願不及此，吾方憂懼，汝猶未厭耶？祖澤雖厚，亦宜留有餘以貽子孫，豈可自我享盡！吾但願汝謙接物，謹慎持家，以永承祖德於不墜，不願高官厚祿也。”劉錦藻聽從父訓，也就放棄了這次難得的機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