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營

墓碑共二方，以第一碑最具歷史價值。該碑立於元順帝至正丙戌（六年，公元1346年），為紀念到臨淄來的高祖劉五公而立。碑文曰：“高祖五公，系斡羅那歹之人也，充蒙古軍役。”值“李侯兵革”，五公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主將見他“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其後代遂“因留曰姓，故曰劉。” “至元八年，蒙 聖恩添蒙古軍力，每軍撥賜草場地七頃，以贍軍役，始得至於營丘。為是弓馬熟嫺，累有功效，至元卅年蒙 聖恩，公充本翼鎮撫，不幸而卒。”

碑末附有自五公至其曾孫清驢的四世譜系。

這通碑文的出土為劉家營村的蒙古族提出了恢復族籍的實物見證，也可以從歷史記載上找到印證。由於當地居民受文獻知識的限制，碑文中的某些記載他們還模糊不清，如“斡羅那歹”、“李煥兵革”等需要解釋。今據《元史》等書有關史實，為碑文作一初步箋證。

關於斡羅那歹

這是一個古老的蒙古氏族。據記載蒙古世系和成吉思汗歷史的蒙文漢譯《元朝秘史》（一稱蒙古秘史）説，從傳説的蒙古始祖開始，到第18代時有一人名抄真斡兒帖該，此人生子六人，長子叫斡羅納兒，他的子孫就以斡羅那兒為姓氏，也叫斡羅那兒台。《元史》上有斡兒那、斡魯那台、斡刺那兒幾種寫法，都一樣，因為是譯音，沒有一定的字。斡羅那兒是第十九代，成吉思汗是第二十三代，但他們不是直系。成吉思汗創業建國時，斡羅那歹族的阿術魯、巴刺、乞失裏（啓昔禮）等人都立有功勳。乞失裏的曾孫哈刺哈孫在元世祖時曾做大正宗（大司法官）、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元成宗時為中書省右丞相。巴刺的曾孫買閭在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曾考取進士（見《元統元年進士錄》，稱斡羅台氏，巴刺寫作八郎）。可謂人才輩出。碑主和上舉諸人的關係不明，但可見斡羅那歹在元代是一個大族姓。正如碑文所説，“念斯宗派，其來遠矣”。

關於“李侯兵革”

李侯是李璮，《元史》卷206《判臣列傳》中有他的傳。稱他叛臣，因他本為元臣，後舉兵叛元。李璮，濰州（今山東濰坊）人，金末“紅襖軍”（反金起義軍）首領李全之子（一説養子）李全初歸宋，後被蒙古軍包圍降蒙古。李全死後，李璮襲父職管益都行省，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年），叛元降宋，殲蒙古戍兵，攻取益都，人據濟南。是年七月，為蒙古軍包圍，投大明湖未死，被俘處死。碑文説五公被俘，即指李璮反後對蒙古駐軍的打擊。但文中所指釋放五公的“將”是否李璮，還不能肯定。李璮既然叛元，為什麼碑文作者還稱他為李侯而不指名，也不説他是叛亂而只説“李侯兵革呢按碑文未作者署名為“野齊愚叟前樂安縣教諭李居仁，是個漢族文人，可見漢人對李璮起事是抱同情態度的。有一條野史記載，在李璮投水後，一位姓黃的老人對他説：“相公為天下不平，做出這事，何故自隕”並把他引出水來。（見祝允明《前聞記》“李璮”條）也可與碑文所記互相印證。

有一件事情可以提出，即在平定李璮之役中，前引斡羅那台氏阿術魯的孫子懷都在圍攻濟南時奮勇作戰，立了頭功（《元史?懷都傳》），懷都和五公雖看不出有近親關係，但足見斡羅那歹這一族人在元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還是很活躍的。

譜系的啓示

碑文未所附五公四代譜系也説明些問題。首先，譜系除記男方名字外，也記下他們配偶的姓氏。如第一代碑主五公妻白氏；第二代四子：長子捏可羅妻馬氏，次子艾也赤妻周氏，三子僧住妻馮氏，四子忽都妻馮氏；第三代捏可羅三子：長子達兒妻呂氏，次子咬兒妻馬氏（達兒、咬兒後告有卒字疑是説其已死，不連人名），三子頭口委許氏。艾也赤一子：囊加歹妻滑氏。增住二子；長了完者台妻王氏，次子合住未婚。忽都二子：長子百奴妻雷氏，次子繫住馬未婚；第四代只有囊加歹一子清驢妻周氏，一女名大姐，適徐（嫁徐姓）。以上這些女性的姓，除白和馬二姓可能為回族姓外（但也不一定，因漢人早有此二姓），其他姓皆為漢姓，而僅有的一個女兒大姐所嫁的也是漢人。這説明人居中原的蒙古人，特別是蒙古軍人，他們多半同漢人結婚，這一現象非只這一例，不過因五公所駐，僻在農村，更為突出而已。這表明蒙、漢民族間的親密關係，為民族融合添一例證。

營丘劉公

其次，關於劉姓問題。碑文開始即稱“營丘劉公”，似乎這位五公就以劉為姓。但以後碑文又説：“後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劉。”那就是劉公的後代才取劉為姓了。這是不錯的。據《臨淄巡古》（1989年10月，山東大學出版社）一書120頁所説：“前三代的名字均沿襲蒙古族無姓氏的習俗，第四代才因留曰姓，故曰劉。”這似乎不差，因碑文話系止於第四代，但立此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時已以劉為姓，不過，在譜系上連第四代（清驢）還是蒙古名字，這可能是沿襲蒙古族雖有姓氏（如《元史》稱成吉思汗鐵木真，姓奇渥温氏——多作乞顏）但只稱名字的習慣。又據《創世界的人們》（1980年，山東文藝出版社）275頁記劉家營一蒙族長輩敍家話説：“一世：五公；二世：涅可羅、文也赤、僧住、忽都；三世：達耳卒、咬耳卒（爾、耳，原作兒，卒可能是已死之義，見前）完者營（營作台，見前）百奴、繫住馬；四世：清馬辛（馬辛應可作驢，見前）；五世：福通；六世；劉爵；七世：劉興；八世：劉廷；九世：劉本皋……”可見，直到第六代，他們才以劉為姓，名字也漢化了。這時已到明朝，他為了避免受歧視和迫害，才把以前曾經取過但未用過的劉姓正式公開應用，連名字也不再用蒙古叫法了。可能這時在外面已自稱漢人，而祖祖輩輩卻牢記自己的根，世代相傳，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恢復了自己的祖籍。

元史

最後，《元史》倉促成書，元《氏抵族表》。清代學者錢大昕為補其缺，作《元史氏族表》，其中斡魯那台氏族只列四家。其後柯劭忞、屠奇二人在其《新元史》、《蒙兀兒史記》中的《氏族表》踵襲錢氏，無甚發明，且不免有訛誤。五公譜系寫於元末，為蒙古杜魯那歹氏族添一新家族，雖然五公本人的蒙古名字不詳，但其譜系卻確鑿無疑，這就是對《元史氏族表》的一個貢獻。這一家族的世系一直綿延至今，這更是很難得。

1990年10月15日，筆者有幸和淄博市周村區、臨淄區政協和史志編寫人員參觀了劉家營，晤訪了村党支書記蒙古斡魯那歹氏後裔劉玉德同志，捫讀了元碑頗有收穫，異常興奮。以其有關元朝和蒙古史，略記所見所知如上，並以此作為送給《歷史教學》創刊40週年的賀禮。

（上略）茲以營丘劉公者，系斡羅那歹之人也。念斯宗派，其來遠矣，追述往事，未達其譯。（略）譜曰：高税五公系斡羅那歹之人也。充蒙古軍役。念其祖考，已經變亂，失散他鄉，各塋元今無可取。又經李侯兵革，勢不能敵。彼虜鞭之使跪。公曰：“莫跪，吾上為國家出力，豈能跪汝乎？”兵怒，遂加刃欲去其脛，終不曲（屈）。將見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後之苗裔因留曰姓，故曰劉。至元八年，蒙聖恩添蒙古軍力，每軍撥賜草場地七頃，以贍軍役，逐得至於營丘。為是弓馬熟嫺，累有戰功，至元卅年蒙聖恩，公充本翼鎮撫，不幸而卒。（略）弟忽都奉承史命，愜力同心，謹舍囊篋之資，敬贖翠巖之玉。（略）孤哀次子增住。家譜不具，請鑑之。

時至正丙戌歲中呂月望日祭僧住忽都囊加歹③等立野齊愚叟前樂安縣教諭李居仁

益都縣石匠黃義 弟黃讓刻

註釋：

①譜中的考、妣指其人已死，考稱父，妣稱母。

②捏可羅二子“達兒卒、咬兒卒”二卒字言其人已死，不應看作人名。

③立碑人名原文“囊加歹”名在增住。忽都下，與其輩份不合，歹下並多一“立”字，疑問立碑時誤寫，今改在忽都下，並略去歹前“立”字。

原文

斡羅納兒亦作“斡剌納兒”、“斡魯納台”、“斡耳那”等。

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的孫子斡羅納兒組織了斡羅納兒氏族，其後人以斡羅納兒為姓，據《蒙古秘史》載：拙真斡兒貼該之子為斡羅納兒氏矣。

蒙古汗國功臣巴岱出自斡羅納兒氏，他在統一蒙古戰爭中屢建功勳。在元代，斡羅納兒氏中又出了一名大官，名叫哈剌哈村，官至元朝右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