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劭忞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柯劭忞生於今山東膠州市膠城鎮東關姜行街的一個書香門第。

祖籍浙江台州，其先世有名柯忠卿者，於明末“名在東林復社，為明大司馬夏卿從父兄弟”。明亡，柯夏卿參加南明魯王政權，魯王朱以海在舟山失敗後，柯家避難山東膠州，從此改籍膠州。 ^[6]  柯劭忞的祖父柯培元是清嘉慶、道光年間有名詩人，通曉天文、地理、兵書、陣法，有多種著述。其父柯蘅對史學、文學、音韻、文字等傳統學問多有見解，在詩歌創作方面也有所成就。其母李長霞在國學、詩作方面亦有造詣。在這種良好的家庭環境薰陶下，柯劭忞自幼就顯露出一定的文才，據説他四歲即會作詩，七歲就寫下了頗有意境的詩句“燕子不來春已晚，空庭落盡紫丁香”，在當地文人學子中傳頌。 ^[1] 

柯劭忞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培養也很重視，咸豐十一年（1861年），為避捻軍之亂，柯劭忞一家從原籍遷濰縣，在流離變亂中其父母仍“聽夕教子女以經史文章之學，無少間”，平日的教育可想而知。後其兄長為清光緒年間進士，兩個妹妹柯劭蕙和柯劭慧也皆為膠州有名的才女。 ^[1] 

柯劭忞自幼受家庭影響，勤奮好學，有一股痴迷精神。他讀書時精力集中，心不旁騖，一次他讀書時靠近爐火，袖子被點燃而毫不覺察，當父親發現書房傳出煙味，才得知是全神貫注於書本的兒子所為。為此父親常以“書呆”稱之，不無喜愛地勸導他。這一時期，他廣學經史和天文、算學等，為後來成為一名學識淵博的大家，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功底。 ^[1] 

柯劭忞16歲入縣學為生員，後應召入濟南尚志書院讀書，成為匡源的得意門生，中途輟學。 ^[1]  同治九年（1870年），二十三歲的柯劭忞得中鄉試舉人。 ^[6]  中舉後曾數次參加會試，但是皆沒有考中。在後來的十餘年間，柯劭忞先後受聘於晉、粵、遼東等地的書院，擔任這些書院的主講一職。之後，他廣交各省學吏，曾先後應聘於晉、粵、遼東等地書院擔任主講。

光緒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通過會試中進士，遂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散館後任翰林編修。 ^[6]  由此開始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開始治《春秋穀梁傳》《尚書》等儒學經典，學術成果頗豐，併為其岳丈吳汝綸訂正了《尚書故》4冊。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柯劭忞提督湖南學政，任期四年。回京後，曾先後擔任國子監司業、貴胄學堂總教司和翰林院日講起居注官等職。 ^[6]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受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出任貴州提學使。兩年後調回京城，在學部先後任丞參、度署右參議、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 ^[6] 

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成立資政院，任議員。翌年（1911年）10月，柯劭忞受資政院委派，出任山東宣慰使兼督辦山東團練大臣。不久，他又被調回北京，任典禮院學士，並被賜與“紫禁城騎馬”這一殊榮，其主要職責是教4歲的末代皇帝溥儀讀書。 ^[6] 

清王朝覆滅後，柯劭忞堅決不剪辮，以前清遺老自居，雖名列參政、議員，但卻拒不赴任，唯以著述自娛，僅在短時期內擔任過溥儀的侍講。 ^{[6]  [10]} 

柯劭忞作《新元史》(4張)

在學術上，柯劭忞傾心治學，無意於仕途，對斂財也無興趣，留下了包括經史、詞章、歷算、金石等諸學科研究的著述，成為眾人稱道的著名學者。民國三年（1914年）夏天，袁世凱成立清史館，循例組織學者編修前朝歷史。趙爾巽為館長，柯劭忞抱着“儒臣國亡無所自藎，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其職也”的心情，欣然應聘為《清史稿》的總纂，參與《清史稿》之編撰工作，整理《儒林傳》《文苑傳》《疇人傳》，並獨撰《天文志》。全館參與者有一百餘人，民國九年（1920年）完成初稿，共五百二十九卷；民國十五年（1926年）又進行修訂工作。民國十七年（1928年），趙爾巽辭世，柯劭忞代理清史館館長職務。同年，《清史稿》刊印。 ^[6]  在此期間，柯劭忞以其深厚的天文曆法方面的知識，為天文台修撰了《時憲志稿》一書。 ^[10] 

與此同時，柯劭忞還致力於《元史》的重修。他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萬字的《新元史》。這部歷時30餘年完成的被譽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的史書，後來被列入“二十五史”之中。其時清亡已九年，但他在書中仍白署為“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對清廷所授的官職仍念念不忘，引以為榮。書中的史論仍以清廷史臣自居，稱“史臣曰”，其遺老的心情躍然紙上。此時新的革命浪潮風起雲湧。柯劭忞對於新事物更是難以接受，把革命浪潮當作嚴重的禍患而予以敵視。柯劭忞八十三歲時，原《清史稿》的同事張爾田去拜訪他。柯劭忞對着老同事頻頻嘆息，“嘆息世變日亟，赭禍之不可免”，説到傷心處，竟然悲痛欲絕，可見他思想的頑固程度。 ^[6] 

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日本政府與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設“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柯劭忞出任委員長。委員會利用日本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經費，由日本人橋川時雄主辦，撰修《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柯劭態整理編撰經部易經類提要152則。 ^{[7]  [9]} 

柯劭態晚年繼續研讀古籍，並以著述為職志。除民國十六年（1927年）出版的《春秋榖梁傳注》15卷外，柯劭忞還努力校注其他經史書籍，出版有《新元史考證》《譯史補》等，還有《爾雅注》《文獻通考校注》《文選補註》《後漢書注》《説經札記》《蓼園文集》等，均未刊印。1931年，他搜採經注善本刻石，附以自己所著的《十三經考證》，打算存於曲阜孔廟，但未及完成。 ^[7]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8月31日，柯劭忞於北平（今北京市）病逝。 ^[7] 

柯劭忞利用明清時期有關元史研究的新成果。又吸收了西方有關元史的資料和書籍，如法國人多桑著的《蒙古史》等書，對元史進行系統的研究。明代宋濂等人編纂的《元史》，由於倉促成書，錯誤疏漏頗多。明、清兩代六百年間，試圖重修元史者不乏其人，有關的書也出過多種，但均未能令人滿意。在此基礎上，柯劭忞廣泛收集元代的史料，積三十餘年之力，從《永樂大典》、金石文字和外籍、秘集中廣搜博採，細心研究，又吸取了邵遠平《元史類編》、魏源《元史新編》、洪鈞《元史譯文證補》等成果，“熔裁鈎貫，校異訂訛”，對宋濂等人的《元史》進行了大量的修訂充實，終於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萬字的《新元史》 ^[2]  。 ^[7] 

《新元史》的體例沿用舊史，但本紀前加一“序紀”，記敍成吉思汗以前的史事，在本紀的最後又增加一篇記敍元順帝之子的事蹟的“昭宗本紀”。 ^[10] 

較之《元史》，《新元史》在內容上更加充實。它補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諸多蒙古史事，這得益於柯劭忞對《元朝秘史》以及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多桑《蒙古史》等重要史學著作的充分利用。在此基礎上，柯劭態在《新元史》中補充被《元史》疏略了的世祖以前的史事；而即使是對直至蒙哥時期成吉思汗經營西域的有關內容的記敍，以及對四大汗國盛衰興亡的相關情況的記敍，《新元史》也要比《元史》詳細得多。此外，《新元史》還補充了元惠帝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退出大都（今北京）以後的北元時期的部分歷史，其記敍年代一直延長至昭宗宣光八年（1378年）。 ^[10] 

在列傳方面，《新元史》增補了許多在元初不肯降元的志士的傳記；而元末農民軍的領袖人物如韓林兒、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等人的傳記的增補，則更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元史》還對宋元之交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增補了傳記，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貴傳”的增補。夏貴是南宋大將，他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縣降元，最終導致了南宋軍隊的全線潰敗；入元后，又靠出賣民族利益換取參知政事一職。《宋史》以此為由而不肯為其立傳，而《元史》則又因其入元僅三年即亡故因而事蹟不多，也不肯為之立傳。《新元史》則考慮其人在宋元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而增補了他的傳記。 ^[10] 

在勘正《元史》失誤方面，柯劭態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元史》在列傳的編排上就存在錯誤，如在元末泰不華等人的列傳之後，又接上元初耶律楚材等人的列傳。《新元史》則按照時代的先後順序對其做了適當的調整。此外，《元史》中一人二傳的情況亦自不少，如速不台與雪不台本是一人，完者都與完者拔都也是一人，而石抹也先與石抹阿辛亦是一人，但在《元史》中，這些人物都有兩個傳記，顯然是失於檢點。《新元史》則在充分考據的基礎上一一糾正了這些錯誤。 ^[10] 

總的來説，柯劭忞以一人之力，成此鉅製，增補史實達三千餘條，其功自不可沒。 ^[10]  民國八年（1919年）十二月，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民國十一年（1922年）刊行於世。這樣，原來中央政府承認的官修史書“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 ^[5] 

《新元史》成書以後，受到不少學者的好評，一時被認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為柯劭忞贏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因此書授予柯劭忞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中外學術界對此書作了很高評價，認為此書集500多年各家研究之大成，補充了許多新內容，糾正了不少錯誤，“學識賅搏，精力絕倫”。近代學者章太炎盛讚《新元史》説：“柯書繁富，視舊史為優，列入正史可無愧色。”近人李思純在《元史學》一書中甚至説：“其書兼具全部改造與詳備博贍之二種長處。” ^{[5]  [10]} 

不過，《新元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同其他重修元史諸家一樣，柯劭忞不通外語，也缺乏足夠的語言學修養，使用的域外史料，有不少錯誤，很難讓人完全憑信。而且，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總不免顧此失彼，譯名混亂、考訂不精、相互矛盾之處，隨處可見，有些地方甚至還把舊史改錯了。更為嚴重的是，《新元史》對舊史的增刪改動，沒有註明任何出處與依據。這一點，遭致了學者們的普遍批評。柯劭忞在考證方面的確花了很大工夫，但因體例上的缺陷，他的這些成果全都淹沒於字裏行間，使人有茫然無所適從之感，而這勢必影響到該書的使用價值。 ^[12] 

民國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大總統袁世凱開設清史館，趙爾巽為館長，柯劭忞等為總纂。柯劭忞參與編修《清史稿》十四年，負責總閲全稿，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寫天文、時憲、災異三志和部分傳稿，又總纂紀稿；趙爾巽去世後，柯劭忞兼代館長，主持館務。他與一百多人蔘加編寫的《清史稿》，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大體完成，翌年印行，共536卷。該書內容文字均有錯誤，但它比較系統地彙集了清史素材，為後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7] 

柯劭忞治《春秋穀梁傳》(5張)

柯劭忞的學識淵博，涉獵頗多，除了治史外，還註釋國學典籍，吟詩作文等等。他晚年希望用“春秋大義”針砭動亂的社會現實，精心纂注《榖梁傳》，著有《春秋榖梁傳注》15卷（1927年出版），曾被人讚揚“足與左傳杜注、公羊何解方駕矣”，是後人研究儒家學説的重要參考文獻。柯劭忞的其它著述還有《爾雅注》《文獻通考校注》《文選補註》《説經札記》等整理經籍的相關著作。民國十四年（1925年）10月，柯劭忞又主持編纂了《四庫全書提要》等。 ^[7] 

柯劭忞晚年以詩文自娛。他的文章得到楊紹和傳授，師法梅曾亮，行文簡潔流暢。詩以律詩為佳，其中的一部分詩稿被編入《蓼園詩鈔》而傳世。 ^[6]  近代著名學者和詩論家王國維對柯劭忞的詩評價很高，認為“今世之詩，當推柯鳳老（對柯劭忞的尊稱）為第一，以其為正宗，且所造詣甚高也。”

李思純：“中國元史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歸流以成大海，集眾土之積累以成高峯。” ^[10] 

吳汝綸 ^[11] 

楊紹和 ^[11] 

餘嘉錫 ^[9] 

胡玉縉 ^[9] 

除參與編撰《清史稿》，獨自編修《新元史》外，柯劭忞還纂注《穀梁傳》，並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出版了《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此外，還出版有《新元史考證》《譯史補》等，未刊印的文稿有《蓋喀圖傳補註》《爾雅注》《文獻通考校注》《文選補註》《説經札記》《後漢書注》《蓼園詩抄》《續詩抄》《蓼園文集》等。 ^{[6]  [7]  [10]} 

2018年10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舉辦整理本《新元史》座談會，邀請了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及本書的整理者等眾多學者一起圍繞柯劭忞和《新元史》進行了討論。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