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墓

利瑪竇墓在北京市西城區車公莊大街路南。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明萬曆十年

（1582年）來華，為天主教耶穌會著名傳教士。萬曆二十九年至北京，進呈自鳴鐘、萬國輿圖等物，並與士大夫交往，以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為佈道手段，同時把我國的科學文化成就介紹到歐洲。死後神宗“與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二里溝嘉興觀之右”。墓為土丘形，前立螭首方座石碑一座，碑額十字架紋飾，碑身刻中西文合壁“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墓地以磚砌花牆圍繞，左右兩側分別有南懷仁、湯若望二外籍傳教士的墓和碑。

墓園裏並排豎立着三通漢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與常見的一樣，

只是碑額雕龍花紋的中心，鐫有代表天主教會的十字徽記，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中間的那一通螭首方座碑高2.7米、寬0.94米，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八個大字。右邊碑文是：“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石碑後面是灰身黑頂圓拱式的長方形磚砌墳墓，墓高1.5米、長2.4米、寬1.3米。利瑪竇墓東側為南懷仁墓，西側為湯若望墓。

這座耶穌會傳教士的墳墓不大的墓地四周被矮牆圍着，前有石牌坊大門一座。據史料記載，墓碑上應有“欽賜”二字及少京兆黃吉士題字“幕義立言”的坊額。

但如今這些字跡均不見，不過門簪、門口的一字影壁及雕花依然清晰可見。利公的墓確實很高，在一羣傳教士的墓中顯得鶴立雞羣。這倒也不難理解，無論從輩份還是貢獻上，利公都配得上這樣的待遇。而這座灰白色的墓身也如利公的一生那般中西合璧——典型的西洋裝飾橄欖玫瑰枝點綴四周，頂上卻是中國的盤龍，墓身後為方形石制靈柩。據史料記載，墓碑一面鐫“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亞人……”的中文墓誌銘，一面則刻着拉丁文。但如今已看不到這些字跡。聽院裏一位老住户説，“文革”時為了“讓帝國主義永遠不得翻身，再踏上一萬隻腳”，墓碑全部被砸下來埋到地下，直到後來李先念當國家主席時才重新恢復。仔細觀之，墓碑上確實有拼接過的痕跡。利瑪竇墓兩旁還各有兩個稍矮的墓碑。左邊的字跡略清晰，能看出“湯若望”的字樣，右邊的則看不太清楚。而循着香氣往下看，湯公碑前放了一簇鮮花，給肅穆的墓地增添了幾分生機。“這倒是老有外國人來掃墓，每次他們來都會帶束花。對了，今兒不是禮拜天嘛，那就更正常了。”一位遛狗的大媽笑着説。

利瑪竇在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庚戌）5月11日病逝於北京，享年59歲。按照當時中國的慣例，外國人死後都要移葬澳門。但是中國的教友為了紀念利瑪竇，上奏朝廷，申請賜地，下葬北京。明神宗萬曆皇帝破例准奏，親賜葬地和安葬祀費，賜北京西郊“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立石為文記之”（見《大西利先生行跡》），墓碑是由順天府尹王應麟所立。這年10月下葬時，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參加了葬禮，非常莊嚴隆重。當時一位太監對於獨給利瑪竇葬地，曾問相國葉文忠：“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葉答：“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姑無論其它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關於安葬時的墓地情況，《帝京景物略》有概略的記述：“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二里，嘉興觀之右。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圯，圜若斷木。後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後緣不琱篆而旋紋。……墓前堂二重，祀其國之聖賢。堂前晷石，有銘焉，曰：‘美日寸影，勿爾空過，所見萬品，與時並流。’”譚元春有《過利西泰墓》一詩：“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超海事非難。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後來還出現了一首寫利瑪竇的竹枝詞：“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阜成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利瑪竇墓(5張)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Macerata），家裏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裏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範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閲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1577年利瑪竇獲准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Goa）——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説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裏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説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註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佈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裏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他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他的這種見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如一，這也是他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羅光寫的《利瑪竇傳》中説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