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國

共國歸周後，被封在今河南省輝縣市，伯爵，稱共伯。西周時，周人暴動，推翻周厲王，共伯和被擁立為王，代行天子事十四年後，歸政於周宣王，共伯和回到共國。

春秋初期（前722年），鄭國發生內亂，鄭莊公之弟共叔段被迫逃到共國。

約前660年左右為鄰國衞國所滅。

共國的得名，同共山、共水和共工氏有關。

輝縣市遠古時期為共工氏部族居地。夏屬冀州之域，殷商系畿內地，周稱凡國、共國。

經實地堪察，共國故城坐落在共山南麓，東沿東石河，西臨百泉河，南望平原沃野，位於今輝縣市市區一帶。

共國的地域，在今河南省輝縣西北一帶，與山西陵川縣、晉城市接壤。共國境內有共山，一名共北山、共頭山、共山首，俗稱共山頭，即今九峯山，是蘇門山的別阜，為太行山支脈。

作為淇河水源之一的百泉河，出自共山，古名共水，加水旁為洪，亦稱洪水，或曰絳水。

共水之濱原為共工氏的活動地區，自古以來文化比較發達。

前722年，鄭國發生內亂，鄭莊公之弟共叔段被迫逃到共，表明當時共仍然是一個獨立的諸侯國。

約前660年，共國被衞國兼併。《左傳·閔公二年》雲：“益之以共、滕之民。”杜預注：“共及滕，衞別邑。”此時，共城已經變成衞國一個邊邑。《漢書地理志補註》所説：“蓋其地逼近衞都，故先為國而後並於衞也。”

共姓，源於姜姓，出自炎帝神農氏屬下的共工氏，屬於以先祖官職稱謂或名號為氏。《元和姓纂》中有記載：“共工氏之後，本姓共氏，因避仇改為洪氏。”姜姓共氏族人皆尊奉共工為得姓始祖。

戰國時期，楚武王熊通封王室貴族於共邑(今河南輝縣)，其後裔以封邑為姓氏，稱共氏。

位於河南新鄉輝縣境內的共國，是西周姬姓國，始祖為周文王的子孫（據《輝縣市志》：衞釐侯之子餘與和先後受封於此）。

《世本·氏族篇》説：“共氏，國名，周有共伯和。”

《漢書·古今人表》顏師古注云：“共，國名也。”

西周後期，周天子為周厲王胡。厲王是周夷王的兒子。公元前878年，（見《中國史綱·上古篇》）夷王逝世，厲王繼位。周厲王在位37年，而前30年中，厲王執政還比較謹慎，然而從第三十一年開始，厲王開始墮落，貪財圖利，統治十分殘暴。厲王暴虐，任用榮夷公進行“專利”，橫徵暴斂，欺壓百姓。共伯和在共城為國君時，榮夷公（封地在榮，今河南省鞏義西），私慾極重，貪得無厭，民怨極大。厲王不但不去制止，反而更親近他，還準備重用他，大夫芮良（封地在芮，今陝西省大荔縣東南）見此，心情十分沉重不安，想盡辦法，用各種道理勸解厲王説：“榮夷公是什麼人？他獨佔財利，只圖眼前快活，而不去考慮大的禍害。財利，是各種東西孳息出來的，是自然界所公有的，自然界公有的財物是人人都可以取得一份的，怎麼能夠獨佔呢？如果獨佔了，就會招來很多的憤怒，引來很多的禍患。榮夷公用這樣的行為來引導您，您難道能夠長久安寧嗎？《詩經》上的《頌》詩説：‘有文德的后稷，能夠與天神相配。你使我們民眾自立生存，沒有誰不以你做榜樣’；《大雅》詩曰：‘普遍地給民眾賜福，就成了周朝的天下’。您現在作為一個君主，本應該獎勵生產，公平地將財物分給上上下下的每一個人，使天神、人民和萬事萬物無不各得其所。即便是這樣，還需要每天警惕，恐怕招來怨恨。您現在卻也在獨佔財利，就不怕招來禍患嗎？普通人獨佔財利，就會被稱為強盜；您如果再做這樣的事情，歸附您的人就會減少，您如果再重用榮夷公，周朝就會衰敗的”。但是，周厲王不聽勸告，還是重用了榮夷公做卿士，主管國家事務。

從此以後，周厲王不但不聽眾臣勸戒，反而變本加厲，推行暴虐的統治，奢侈驕傲，引起國都民眾的怨恨，私下民眾都在議論他的過失。這時候，召穆公勸戒他説：“民眾都不能忍受您的政令了”。周厲王聽後大怒，找來一個巫師，讓他去監督議論的人。巫師報告説誰議論，就把誰殺掉。由於畏怕，議論的人就少了，諸侯們也不來朝見了。到了第三十四年，周厲王更加暴戾，使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這一下，周厲王高興了，告訴召穆公説‘我能制止議論了，看誰還敢議論我！’，召穆公答曰：“您這不過是堵塞民眾的言論罷了，但民眾內心的想法並沒有得到抑制。堵塞民眾的言論比堵塞河流的後果還嚴重呢！一旦決口，其威力是極大的。治理民眾就需要讓他們議論，去引導他們，同時反省自己。民眾中有好的建議，您應該採納，若您一味的堵塞他們的言論，那麼到最後能有幾個人支持您呢？”但是召穆公的勸戒，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周厲王一句也不聽不進去、繼續一意孤行。不僅不讓人講話，而且霸佔一切山川林澤，不準人民利用這些天然資源謀生，繼而還勒索財物，殘酷的虐待人民，觸犯了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終於在三年後，以平民為主體的國人（注：那時候住在國都鎬京城裏的平民叫“國人”，而居住在所謂野外的農夫叫“野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公元前841年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武裝暴動。周厲王驚惶失措，狼狽地渡過黃河，逃奔於彘（今山西霍縣）。 俗話講：“國不可一日無君”。周厲王逃走後，天下無主，朝政無人管理，這怎麼能行呢？再讓周王室的人當政嗎？周厲王的一個孩子還極小，再者人們對周王室的怨氣還沒有完全平息，所以再讓周王室的人當政是不可能的。

眾諸侯都知悉共國的國君共伯和至仁至善，便一致擁戴共伯和起來代理天子，由他掌管政權，“攝行天子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共伯和不負眾望，替代周王室行使職權。從他代行王政開始，史稱“共和行政”；他代行王政的第一年，以他的名作年號，史稱“共和元年”。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歷史有了準確紀年，以編年體的形式一年一年一直記載到今天。

共伯和代周王室行王政以後，國家事物管理的很好。薄賦税，輕徭役，農民勤於耕種，百姓安居樂業；軍隊墾荒戍邊，習武學文，兵強馬壯；外族不敢侵略，內部沒有暴亂。國力強盛，民室日富，朝野一片讚美之聲。共伯和令周、召二公，為太子靜請了最好的老師，在文化上讓其盡覽典籍，通古博今，懂得治理國家的道理；在武藝上教他習武弄棒，執劍挽弓，使他武過羣雄，智比姜伯，善於領兵作戰，敢於抵抗侵略。一切為他能作一代賢君才創造條件，做好準備。

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周厲王病死於彘，太子靜已經長大成人，並已經掌握了立身治國的本領。共伯和見其可以行王政了，就和諸侯及大臣商議，扶太子靜即位，這就是周宣王。諸侯和大臣們也異口同聲的贊成。宣王即位，改年號為宣王元年（前827年），“共和”結束，共伯和交出政權，重返故里，回到共山之首，去當自己的小國之君。被譽為“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今本《竹書紀年》沈約注），傳為千古佳話。

共伯和扶宣王即位，周宣王請他作太上皇，他執意不從，謝絕後返回共國。共伯和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注：即蘇門山，蘇門山也稱共山），後來，共伯和依照周王室“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規格，重新整修了共國城。因他代替周天子執過政，已經是天子的身份，宣王由命其享受天子的尊榮，當然他按天子城的規格重修，也是無可後非的，所以古共城是西周時期除鎬京外全國規模最大的古城遺址。平面基本為方形，南北長1300米，東西闊1200米，城牆最寬處90米，一般皆在70米左右，高13米，夯土分層築成。按當時的建築工具及搬土方法，這所城需要上萬個勞力連續建築多年才能完成，工程之大，全國罕見。

共伯和的代行王政事件與遺留下來的共城遺址，為世人曾現了三個不尋常的重大意義：

一是共伯和開創了中國歷史準確紀年的新紀元。共伯和代行王政之前，中國歷史處於傳説時代，其時間脈絡、重大事件、帝王更替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準確性非常差。現在所知道的共伯和代行王政之前的歷史，大都是通過文物考古證實的，沒有文獻所據。而共伯和代行王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史稱“共和元年”，從這一年開始，史官開始做編年體記錄，使中國從此之後的歷史脈絡清晰，記載翔實，直到如今，沒再間斷。因此。共伯和代行王政之事，不僅在當時是轟動天下的一件大事，而且到如今也仍然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

二是首創了“共和制”的政治制度。共伯和之前，王位的產生，是由原部落聯盟首領提出，各部落首領同意產生。這種政治制度叫做“禪讓制”。後來到了夏朝，禹的兒子啓廢除了禪讓制，變成了“傳子”（世襲）制度，即“王位世襲制”（這種制度在封建社會中一直延續）。一直到周代，周厲王被驅逐後，共伯和由各諸侯直接選舉來代行王政，這情況是有別於“禪讓制”和“王位世襲制”的王位產生制度，可以稱其為“共和制”，“採取這種制度的國家叫共和國”。（見《辭海共和制》）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溯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稱的由來具有了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是通過共城遺址體現了古代勞動人民的勤勞美德，以全部城牆的長、寬、高計算，共用挖土和夯土量約250萬立方米。在當時，雖有青銅工具，但大量使用的仍然是木製和石制的工具。在築城過程中，除了挖土之外，還要運土、打夯、以及進行工具加工和修理等。據測算，在當時的勞動條件下，即使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奴隸參加築城勞動，也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樣巨大的建築工程，不能不説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從築城技術來講，現存的城牆中，可見夯土層次分明，均衡勻稱，密集的夯杆窩痕有着很高的強度，既防潮又很堅固。這種夯土技術是我們祖先的傑出創造，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通過築共城而顯現。

共國滅亡後，支庶子孫以國名為氏，形成共氏，後因避仇，又改為洪姓。這支洪姓的始祖為周文王。

秦朝呂不韋《呂氏春秋·開春》中説：“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厲王心性暴虐，百姓們忍受不了，把他趕到彘地，天子空位海內諸侯都前來交結共伯和，惟恐來晚了，都來請他。《〈呂氏春秋〉高注補正》説：“謂諸侯皆請共伯為天子也。”韋昭《國語注》：“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中説：“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到了厲王時，他的心性暴虐，百姓們忍受不了，把他趕到彘地，諸侯離開了自己的國圭，參與王朝的政事。 宋朝鄭樵《通志·氏族略》將洪姓列入“以國為氏”之類，認為洪姓“本共氏，因避仇，改為洪”。又稱“共氏，亦作恭，商末諸侯國，今河內共城即其地也；文王侵阮徂共，其子孫以國為氏。晉有左行共華，或言共氏共叔段之後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

唐方幹《途中逢孫輅因得李頻消息》詩：“正憶同袍者，堪逢共國人。”

《史記正義》引《魯連子》：“衞州共城縣本週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衞也。”

《史記》：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