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

佘祥林，生於1966年3月7日，中國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人，原是當地派出所治安巡邏員，1998年因涉嫌殺害妻子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事後女兒輟學、其母病故、親友為他上訪時曾被扣押，但2005年3月其“亡妻”突然出現，他被無罪釋放。他披露當時因不認罪被毆打了十天十夜，事件轟動全國。

佘祥林是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何場村人。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張在玉失蹤後，其親屬懷疑是被佘殺害。同年4月11日，呂衝村一水塘發現一具女屍，經張的親屬辨認與張在玉的特徵相符，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殺妻”案遲遲未判。1998年6月，京山縣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佘有期徒刑15年，同年9月，荊門市中級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1年來，佘祥林在獄中寫了厚厚的申訴材料，並記下了好幾本日記，但冤情依舊。 2005年3月28日，被“殺害”的妻子張在玉突然歸來，而此時，因“殺妻”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的佘祥林，已在獄中度過了11個春秋。張在玉突然回家後，當地一片譁然。慎重起見，公安機關通過DNA鑑定，證實了她的身份。3月30日，湖北省荊門市中級法院緊急撤銷一審判決和二審裁定，要求京山縣法院重審此案。4月1日，39歲的佘祥林走出了沙洋苗子湖監獄。曾經身強力壯的派出所治安聯防隊員，如今臉色蒼白，孱弱不堪…… 荊門市中級法院院長陳華説，佘祥林案件教訓太深刻了，過去法院審理習慣“有罪推定”原則，從而容易造成冤假錯案。佘祥林“殺妻”案將於4月13日上午在京山縣人民法院開庭重新審理，法律將還佘祥林以清白。 ^[1] 

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呂衝村發現一具無名女屍。認定死者是佘祥林失蹤的妻子。

1994年4月，以涉嫌故意殺害妻子為由，公安將佘拘留，並批准逮捕。

1994年10月13日，湖北省原荊州地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佘祥林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95年1月10日，佘祥林上訴至湖北省高級法院，後來被撤銷一審判決，將該案發回重審。

1998年6月15日，京山縣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1998年9月22日，湖北省荊門市中級法院駁回佘祥林上訴，維持原判，佘祥林隨後在湖北沙洋監獄服刑。

2005年3月28日，佘祥林“死亡”11年的妻子突然出現。2005年4月1日，佘祥林出獄。

2005年4月13日，京山縣法院宣判佘祥林無罪。

2005年10月底，因“殺妻”罪名蒙冤下獄11年的佘祥林及其家人，向國家提出1000萬的賠償，最終累計獲得70餘萬元國家賠償。

湖北省高級法院有關負責同志回憶説，當時湖北省省高院認為此案至少有五大疑點：被告人的交代前後矛盾，時供時翻，間接證據無法形成證據鏈，不足以定案；被告人供述殺妻的方式多達四五種，僅擇其一種認定沒有依據；僅憑被告人的口供認定兇器是石頭，依據不足；張在玉換下的衣物去向不明；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提審筆錄，經向該案偵察員瞭解與事實不符。因此，並不排除“死者”出走的可能性。儘管“死者”的親屬上訪並組織了220名羣眾簽名上書要求對“殺人犯”從速處決，省高院仍然於1995年1月堅決撤銷一審判決，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 ^[1] 

此後，案件又經過了補充偵查、起訴、退回補充偵查等一系列曲折環節。直到1996年12月，由於行政區劃變更（京山縣由荊州市劃歸荊門市管轄），京山縣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將此案報請荊門市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協調。1997年10月，荊門市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召開了由荊門市法院和檢察院、京山縣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和有關單位負責人蔘加的協調會議。會議決定：此案由京山縣檢察院向京山縣法院提起公訴；因為省高院提出的問題中至今有3個無法查清，對佘祥林判處有期徒刑。監獄中的佘祥林清醒地知道自己沒有殺人，並一直相信妻子還在人世。每次親屬探監時，他都要家裏上訪。多年來，佘祥林和家人不斷申訴，但每次都石沉大海。申訴之路充滿艱辛和血淚。1994年12月，四處尋找張在玉下落的佘祥林的母親，在天門市姚嶺村打聽到張在玉的行蹤，當地村民和村委會還開具了證明，但政法機關未予採信。據出具證明的原村黨支部副書記倪樂平介紹，為這件事作證的數位村民都被“請”到了公安部門，有的被關3個多月。聽説公安局還要抓他，他自己也在外面躲了好幾個月。佘祥林的哥哥佘鎖林悲憤地説：“因為不斷上訪申訴，我母親被公安機關抓去關押了好幾個月，我也被關40多天，放我出來時還威脅我説不許上告。我的母親在被放回後不久就去世了。” 這是曾經對佘祥林“殺妻”冤案進行起訴、判決和裁定的幾份法律文書，以及在佘祥林入獄後仍有人見過已“被殺害”的張在玉的證明。

申訴材料：透露關鍵證據的取得過程2005年4月1日，在沙洋監獄管理總局醫院，身體虛弱的佘祥林對記者説：“當時，他們把所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11年來，佘祥林在獄中寫了厚厚的申訴材料，並記下了好幾本日記。儘管這些材料內容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尚待證實，但從一個側面為人們查尋“冤案”根源提供了線索。荊門市中院1998年的刑事裁決書稱，經審理查明，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和情節有法醫鑑定、屍檢照片、現場勘查筆錄，有證人證言證實，被告人的作案“行走路線圖”及將公安帶到作案現場的記錄印證。對此，佘祥林的申訴材料寫道：“偵查員叫我將關橋水庫機台的構造畫出來，可我從來就沒去過那裏，且根本就沒有殺人，怎麼能畫得出來？就這樣，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導員見我實在説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將我拉到寫字枱旁，給我畫了一張‘行走路線圖’，並叫我依照他畫的那張圖畫了一張。” “這次我説是用石頭殺人，這是因為在前一次我説是用木棒殺的人，但偵查員硬逼我交出木棒，可我根本就沒有殺人，哪裏交得出木棒，這次想到石頭到處都有，如你再叫我交出石頭我可以隨地撿一塊石頭給他們，這樣就可以少吃虧。”對於當時“指認現場”的情景，佘祥林寫道：“他們問我在什麼地方殺的人，我隨便指了一個地方，他們就給我照了相。而後要我交出殺人的石頭，我準備隨便找一塊石頭給他們，誰知那地方根本就沒有石頭，他們又見我實在找不到石頭，就直接將我架到堰塘的另一頭站定，問我屍體沉在哪裏，我見某某（注：此處隱去姓名）面對着堰塘，且我們站的地方有很多紙，就猜着説在這裏，他們就給我照了相。” “當時我已被殘忍體罰毒打了10天10夜，精神麻木，早已處於昏睡狀態，且全身傷痕累累，根本無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能儘快的休息一會，只要能讓我休息一下，無論他們提出什麼要求，我都會毫不猶豫地順應。” ^[2] 

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陳華説，佘祥林案教訓太深刻了。過去，法院在審理涉及人命關天的重大刑事案件時，往往擔心“疑罪從無”會放縱犯罪，習慣“有罪推定”的原則，從而容易造成冤假錯案。法官在確認證據的真實性時，過於相信偵查部門的偵查結論，對可能存在刑訊逼供、誘供的證據，缺乏進一步調查、分析和核實，就容易導致證據採用失實。佘祥林案中，基層法院未能逐一審查清楚省高院提出的證據疑點，而以“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為由，草率下判。 一位知情法官説，長期以來，法院對公安、檢察機關的證據採信多，對被害人提供的刑訊逼供的情節，由於沒有證據證實，很難採信，加上公安機關辦案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破案能力差，沒有口供就沒辦法破案。“重口供輕證據”，容易出現刑訊逼供，釀成冤假錯案。荊門市中院在一份總結材料中談到：此案的另一個教訓是，要排除一切干擾，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佘祥林案件的處理結果是經過市、縣兩級政法委員會（政法委）組織有關辦案單位、辦案人員協調，並有明確處理意見後，由兩級法院作出的判決。這種近似於“先定後審”的做法，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是導致冤案發生的重要原因。審判機關應嚴格依法辦案，即使有關部門組織協調，法院也必須依法獨立審判。據一位知情法官介紹，按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協調會議的意見，就是要將案件從荊門中院移到京山基層法院處理，要求京山縣法院“一審拉滿”，也就是判15年，中院二審維持原判。這個案件從1994年立案，直到1998年才判，就是因為證據不足，辦不下去，也銷不了案，最後才由政法委員會（政法委）協調。當時沒有對屍體進行鑑定，“當時就是認為佘祥林殺了人，死者就是其妻。”針對此案暴露出的問題，刑法學家、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馬克昌指出，刑訊逼供往往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首要原因。此案再次為我們敲響警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