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有進

1805年佘有進出生在汕頭澄海縣月浦鄉。 ^[2] 

1823年，他乘坐一艘中國帆船南來新加坡，那時他才18歲。由於他知書識字能算，在船上主動協助船長抄寫文書兼理賬務，得到賞識，船到新加坡後，船長為他介紹了幾家商船當書記。他被派至馬六甲、檳城、廖內、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一帶帆行。在五年海上飄泊生活裏，他同馬來人從事物物交換生意。從而，摸透他們的心理脾氣，並熟悉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對他日後事業的發展大有幫助。稍後，他受聘一家大商行瑞金號當司賬。

1830年，佘有進在新加坡吉寧街，以後又在沙球路開商行，做代理商。凡航行於廖內、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的帆船所載的貨物都由他代為銷售，而各帆船所需的貨物則由他代辦，從中賺取佣金。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沒有幾年即成為富翁。於是，他廣置地產，大肆收購地皮，成為當時的大地主。買地之後，即從事種植，先是試種茶葉、豆蔻和其他熱帶作物，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從而，他決意放棄，改種甘密，大獲得成功，發了大財。甘密是當時治療赤痢特效藥物，也是必需的染料，是混合檳榔吃的食物，在當時是土產中的暢銷貨。

1839年，佘有進的甘密園遍佈裏裏巴巴路上段，包括爾衞民路中間一部分到武吉知馬路及湯申路一帶，大約9英里，都是他種植甘密和胡椒的地區。他是新加坡大規模種植甘密和胡椒的第一人。他除了種植和經營甘密和胡椒外，同時，也是一個經營棉織品和茶葉的雜貨商，而且與歐洲的商行有大宗的貿易往來，在歐洲商人中甚為聞名，受到他們的尊敬。

1840年，他成為商會會員，當時的商會主要由歐洲商人和新加坡商人所組成的。

1848年是甘密最旺盛時期，佔90%的種植甘密和胡椒者為潮籍人士，而以佘有進為主，他的甘密和胡椒種植園經營得很成功，因而有“甘密王”之稱。

1836年甘密園丘有250個，種植物面積2350畝，到了1848年有800個園丘，面積躍至26834畝，產量30922擔，佔新加坡農作物的75%。1848年，甘密和胡椒種植者潮籍人士1000人，粵籍人士400人，沒有閩籍人士的；經營甘密和胡椒商潮籍人士有200家，閩籍人士100家。甘密和胡椒的種植總是毗鄰而種，因為這兩種作物都是互相支撐，對每個園丘是賴以生存的條件。而種甘密的肥料消耗過快，如消耗將盡，則需放棄而另墾一園丘。這樣，甘密園一直向新加坡島的北、東、西、東北、西北推開去。今日之叫做林厝港、劉厝港、蔡厝港、楊厝港、曾厝港等，這些都是種植甘密的遺址。由於全面開發墾荒種植甘密和胡椒的緣故，新加坡也由此獲得開發。在新加坡的歷史里程碑上叫做“甘密時代”，這個時代的主人翁是佘有進。毫無疑問，佘有進為早期新加坡作出重大貢獻。他無愧是當時新加坡潮州人的領袖。

1851年他被授予特別陪審員。

1864年受委為首席高級陪審官，加上1854年平息閩潮兩幫私會黨的爭鬥，因而擁有相當大的權勢，有“佘皇帝“的綽號。

1872年，受封為太平局紳。他是獲得這種榮譽的華人之一，並獲得名譽推事的銜頭。同年，他建立自己的住宅，位於駁船碼頭，建築形式和風格都是中國特有的。

1875年，他被推舉為烏節路潮州華人墳場（泰山亭）的信託人，這個墳場的面積75英畝。每月平均埋葬約45起。

1883年9月23日，他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有八。在中巴魯有條街，叫有進街，就是為紀念他的。他的遺孀則在1905年逝世。 ^[1] 

1837年，佘有進和吡叻富商陳阿漢的長女結婚。過門沒幾個月，她即死於天花傳染病。大約一年後，他與亡妻的妹妹結婚。生有四男三女，長子佘石城，次子佘連城，三子佘松城，四子佘柏城。除佘松城外，其餘三子均受封為太平局紳。 ^[1] 

19世紀的新加坡，財富是衡量個人社會地位的標準。在華人、華僑中的領袖也不例外，不過多具有高尚、謙虛、克勤克儉、精明能幹、慈善的品德和素質。這些品德和素質為以後的華人、華僑領袖立下了好榜樣，成為後人領袖的優良傳統。

佘有進具有華人、華僑領袖的高尚品德和素質。他白手起家，靠自我奮鬥成功。事業有成之後，將其部分財物捐獻於社會慈善與公益事業。

1845年，陳篤生醫院建立時，他任總務，負責膳食供應工作。同年，他領導潮籍人士建立義安公司，並自任總理多年。義安公司並不是個營業機構，而是潮籍人士的慈善信託機構。萊佛士書院創辦時，他任董事。

1849年崇文閣興建時，他擔任總理。

佘有進也幫助殖民地政府維持和平與秩序。

1854年，閩潮兩幫私會黨因米糧問題，雙方掙執不下，而致以械鬥，由城市蔓延到鄉村，政府無法維持秩序，只得央請佘有進與閩籍陳金聲出面調解，才得以平息爭鬥。

19世紀華人、華僑領袖往往和殖民地政府發生聯繫，這是他們的本身生意興盛與安全保證的重要條件。殖民地政府為了酬謝他們服務於社會的貢獻，也授予他們種種的銜頭和勳章。佘有進之能得銜頭和勳章是以其對社會的貢獻而得來的。 ^[1] 

1864年，佘有進在六十歲退休。他用他的餘年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工作，不失為一個突出的學者。著有《新加坡華僑社會史》。 ^[1] 

1847年與1848年佘有進撰寫兩篇論文：《華人贍養父母的匯款》和《新加坡華人的人口、邦羣和職業》。

第一篇文章，是討論華人各階層僑民匯回中國的匯款問題。他説，每年商人與苦力匯回中國總額差別很大。商人匯百元，而苦力只匯一兩元至數十元。有幾年每年匯款總額高達7萬元，有幾年每年匯款總額降至三四萬元。

第二篇文章，是評述新加坡華人的人數、方言羣和職業的概況。

依照佘有進的估計，華人人口為4萬人。但警察局1847年的人口調查華人只有2.47萬人。

他把華人居民分為不同的六個羣體，即

1.從福建來的福建人;

2.在馬六甲出生的華人;

3.從廣東省潮州府來的潮州人;

4.從廣州來的廣府人;

5.從福建和廣東來的客家人;

6.從廣東省所轄的海南島來的海南人。

他對工人階層的評述大體如下：“他們多半是很貧窮的，他們原來打算在這裏逗留三四年就返回他們的故鄉去，但是居住三四後能夠返回故鄉的十人中只有一兩人……有很多人在這裏住上十年二十年仍未能回去，最後死了把他們的遺骸安歇在這殖民地……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染上了當時流行的抽鴉片煙的惡習，後來就‘上’癮了，許多華人勞力者賺到一點錢以後就把錢消耗在抽鴉片煙或消費在賭博上，雖經過許多年勞苦之後仍毫無積蓄，所以他們一天比一天更難返回故鄉了。”

他把兩篇論文拿去給英文雜誌《羅根》，這家雜誌社把它們翻譯成英文發表在1847年第一期和1848年第二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