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絲·華頓

合併圖冊(3張)

1862年1月24日，生於紐約市一個名望家庭，生活安逸。父親喜歡藏書，她從小在美國和歐洲接受私人教育，愛好文學藝術，特別愛讀亨利·詹姆斯的小説。

1885年，與波士頓銀行家愛德華·華頓結婚，兩人同遊歐洲，回國後移居紐約市。1899年，她發表《更大的愛好》等短篇小説，並結識了作家亨利·詹姆斯。

1902年，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説《決定的山谷》，反響不大。1905年，《歡樂之家》問世，一舉成名。

1907年，移居巴黎，偶爾返美，繼續專心寫作。1911年，以新英格蘭為背景的中篇小説《伊坦·弗洛美》出版，受到好評。

1913年，與華頓離婚，為一些婦女雜誌寫了許多應景小説，但質量較差。也寫了不少短篇小説、詩歌和遊記，反映她對建築、園林和風景的愛好和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在法國參加了救護工作，為法國紅十字會服務，協助收容難民，曾獲法國榮譽十字勳章，並寫了相關的小説。

1923年，獲得耶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成了獲此殊榮的第一位美國女性。1924年，獲得美國文學藝術院頒發的金質獎章。1927年，出版反映父母與子女關係的長篇小説《黃昏眠》。

1925年，發表了《小説創作》，總結了她的創作思想和實踐。像亨利·詹姆斯一樣，強調“每一部偉大的小説首先必須以道德價值的深刻意識為基礎”。

伊迪絲·華頓一直筆耕不輟，後期又出版了多部小説，如比較美國中西部與紐約社會的長篇小説《被圍困的哈德遜河》（1929）和它的續集、對比英國與歐洲大陸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的《神明到了》（1932），她還出了一些短篇小説集和一部自傳《回頭望》（1934），留下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説《海盜》（1938）。

20世紀20年代後，她的作品質量大不如前，但1930年她仍被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理事。

1937年8月11日，突發中風，病逝於法國聖布里斯福列市，終年七十五歲，安葬於凡爾賽。 ^[1] 

伊迪絲·華頓於出身於紐約的名門望族，在1866年到1872年間隨父母先後旅居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1885年，華頓和比她年長13歲的波士頓銀行家愛德華·華頓結婚。他們的婚姻並不美滿，婚後無嗣也進一步導致了兩人關係的破裂。後來愛德華又患了精神病。1913年伊迪絲與丈夫離婚，定居巴黎，直到1937年8月11日去世。

伊迪絲的好友有美國小説家亨利·詹姆斯，這段友情對華頓的創作風格產生過重要影響。但她沒有盲目模仿詹姆斯的風格，而是帶着批判的眼光對詹姆斯晚年過於注重純粹的藝術技巧表示了不同看法。 ^[2] 

雖然華頓出身於紐約上層社會，以描寫上層人的生活見長，但是她在塑造下層人生活方面的能力也很突出，並且留下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伊坦·弗洛美》和《邦德姐妹》（Banner Sisters）等，作者以自然主義手法將下層人民的心理和追求道德完美生活的願望細膩地描繪了出來。

華頓與老紐約的淵源使她獨具特色地創作出了一些以紐約為背景的作品，如《歡樂之家》《純真時代》《國家風俗》（The custom of thecountry，1913）等，從這些作品的細節描寫中，讀者可以洞悉當時紐約上層社會的風俗人情。華頓的作品大多受她的生活環境的影響、描述了她所熟知的紐約上流社會，反映了人物的個性與習俗的衝突。在多部作品中，她揭示出人物受社會習俗和道德準則約束而放棄了個人追求並做出符合社會道德要求的選擇。同時，她以十分嫺熟的手法描繪了當時紐約上層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風俗習慣。

在華頓的作品中，如《歡樂之家》《純真時代》和《國家風俗》等都充分展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男權社會中女性受家庭、婚煙和經濟壓制的狀況，令一些女性開始覺醒，有女性自我意識的思索或反抗行為，這反映了華頓對女性問題的探索。婚姻的不幸使華頓對女性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思索，這在她後期的作品中也有明顯的體現。她筆下的一些女性人物在思想上或行為上都有許多進步，使她在文學創作上日趨完善。這些都反映了華頓對女性問題的思索和對男權體制的反抗。除此之外，華頓還在多部短篇小説中表現了當時女性的生活。 ^[4] 

華頓在小説的創作中，通常選取某個人物的意識為中心，讓他（她）在有限的視野範圍內進行觀察和敍述。敍述者藉助這個人物的感覺和意識，從他（她）的視覺、聽覺及感受的特定角度去傳達一切，但不能像全知視角那樣，提供自己未知的東西。讀者可以瞭解敍述者的內心世界，但受視點人物本身的年齡性別、思想性格、立場觀念等因素的影響，這種敍述有時並不可靠。華頓通過塑造不可靠的敍述者，顛覆了文學傳統中穩定的、可靠的、權威的敍述模式，使小説的敍事文本呈現出不確定性的現代主義特徵。

從閲讀的層面上來講，華頓採用不可靠的敍事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讀者詮釋文本的積極性。作為一位遐邇聞名的暢銷小説家，華頓深知作家、作品和讀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同其他作家一樣，華頓期望讀者能夠通過積極的閲讀與思考，深入到作品的精髓，領悟並參透作家賦予作品的深層寓意。華頓曾在《閲讀的惡習》中強調積極閲讀的重要性，並以此為標準把讀者區分為“天生的閲讀者”和“機械的閲讀者”。

作為女性作家，華頓採用頓悟的敍事手法不僅用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而且以此來建構小説人物的成長，尤其是女性人物的精神成長。華頓筆下少有宏大的政治歷史敍事，她常常聚焦於上層社會女性人物的婚姻生活和情感狀況。她通過頓悟這古來有之，又經現代主義更新的手法，在作品中凸顯悠閒階層女性的精神成長。華頓作品中主人公的頓悟具有瞬間性和永恆性的特徵。她通常攝取某一個瞬間，運用一件極為普通的物品、一句言語，抑或是一件生活瑣事，引發主人公對人性和情感的突然頓悟，對自我和周圍世界的重新認知，最終悟出生命的真諦。例如《書信》（1910）中，莉齊·韋斯特偶然發現，多年前她寫給丈夫的信件從未被拆封。而這些塵封的信件，瞬間拆穿了丈夫曾經編織的愛情謊言，使莉齊認清了他求婚背後的經濟動機和他虛偽貪婪的本性。看似普通的信件，卻令主人公突然醒悟，並使她對愛情，婚姻和人性有了嶄新的認識。瞬間的頓悟，對莉齊的現實生活和情感認知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華頓主人公頓悟的瞬間性和永恆性，在她的另一部短篇小説《藉口》（1908）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7] 

美國作家克里夫頓·費迪曼：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她觀察世界的眼神是充滿同情而絲毫不留情面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