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鳳苞

自稱“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書”，最初“博取無所擇”，既而“病其泛”，遂專注歷史典籍，最後熱衷於收藏地方誌。他認為：“方誌一門為國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閎，風俗士宜之纖悉，於是備焉”。從此對地方誌廣求博聚，矢志不渝地涉足京津兩地的古舊書肆，不吝重金搜求古代志書的善本、孤本、抄本乃至殘本。曾以20兩黃金的代價淘得明代景泰刻本《寰宇通志》40冊。積30多年之功，蒐集方誌2591種。包括一統志、省志、府志、州志、縣誌、鄉土志等，涉及清代全國22個省。其收藏志書數量之多，品位之高，舉世少見，被史學界人士譽為“私家藏志巨擘”。有明代天順刻本《大明一統志》、弘治刻本《八閩通志》、正德刻本《姑蘇志》、嘉靖刻本《南畿志》、隆泰刻本《雲南通志》、萬曆刻本《鎮江府志》以及清代順治刻本《萬平縣誌》、康熙抄本《大清一統志》（殘）、康熙刻本《順德府志》、《無極縣志》、《澤州志》、《河間府志》等百餘種志書，皆屬稀世孤本，罕見秘籍。

民國銀行家、藏書家。字振採，江蘇宜興人。早年隨父親宦遊各地，辛亥革命後，交通銀行復業，任協理。

1915年由梁士詒舉薦，任交通銀行協理。

1928年遷居天津，投資於銀行業，先後任金城銀行、中南銀行董事、鹽業銀行董事長等要職。同時為全國鐵路協會評議員。時交行為北洋政府主要金融支柱，獲代理國庫、發行貨幣權。協助總理梁士冶積極拓展業務，廣設分行，併為袁政府募集公債。

1914年10月中國、交通兩行籌組新華儲蓄銀行。

1915年2月開業，任董事。

1916年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梁士治被通緝，交行董事會公舉任暫行兼理總理事務。

1917年曹汝霖任交行總理後，改任協理。1917年5月參與發起創立金城銀行，為該行董事，併為鹽業銀行董事。

1918年1月參與發起中日合辦中華匯業銀行，為監事。

1919年4月參與發起中華銀公司。抗戰爆發後，華北淪陷，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任貴州省主席。為了維持鹽業銀行在淪陷區的局面，由任代理董事長兼總經理。當時金城、大陸、中南等北四行利用任與華北政務委員會及南京維新政府的關係，有難辦的事，都由任出面應付。抗戰勝利後，繼任鹽業銀行董事長，同時兼四行儲蓄會執行委員。解放後居天津，名義上仍是鹽業銀行董事長。

有“天春園”藏書樓，後因得到三種原抄殘本《大清一統志》、《皇輿全覽》和《方輿路程考略》，又名為“三殘書屋”書齋，編撰有《任氏天春園方誌目》，著錄各種方誌2 536種，佔全國現存方誌數量的三分之一。

提供各地圖書館、省志局與方誌學家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聘請方誌學者瞿宣潁為其整理方誌，瞿宣潁稱其“任公世富藏書……往往有環異，為北平圖書館所未有者。且側重近著，而不虛慕好古之稱；切於實用，尤非尋常藏書家所及”。

1952年將“天春園”藏志全部捐獻給天津圖書館，計2 591種。編《方誌考稿》，由瞿宣潁代為整理而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