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曦東

1915年10月，出生在山東省龍口市北馬鎮東二甲村一個貧農之家。八歲時，入陳家小學讀書。

1930年，小學畢業後，去佳木斯學生意。經親友介紹到同春義錢莊當店員。店員生活十分緊張、艱苦，除寫字、打算盤、點票子、站櫃枱外，還要掃地、刷痰盂，給老闆做家務等，稍有不周便要挨打受罵，因其心中一直懷念讀書，幹了不到一年，便辭僱歸鄉。

1932年，入本村小學幫助教低年級學生。

1934年春，插班考入黃縣中學。

1935年9月畢業後，因家境日窘，其父不允繼續升學。他以報考濟南師範、不要家中出錢為由而赴濟南，同時報考了師範和濟南高中兩個學校，結果均考中，遂按自己的意願入濟南高中讀書。

1936年夏，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7年，參加學生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日軍進攻山東，濟南危在旦夕，仲曦東隨學校黨組織赴泰安準備武裝起義。到泰安不久，又去濰縣，按照北方局“脱下長衫到農村去發動抗日遊擊隊”的指示方針，仲曦東又奉命回黃縣發動抗日武裝。

1938年1月，任黃縣抗日遊擊隊軍政委員會主席。4月，任膠東區黨委軍事部政治處主任。7月，改任三軍教導大隊政委。9月，教導大隊改編為山東縱隊五支隊軍政幹校，仲曦東繼續擔任政治處主任。

1939年2月，膠東大眾日報總編輯。

1940年9月，調任山東縱隊第五支隊政治部主任。

1942年春，參加整風運動。同年7月，調任膠東軍區第一分區（東海軍區）政委兼地委副書記。

1943年秋，代理地委書記，全面負起黨政軍的領導責任。

1944年秋，參加東海分區開展反“蠶食”鬥爭。同年冬，去膠東區黨校學習，任第一支部書記。

1945年8月，日軍宣佈投降後，返東海軍分區，組織指揮解放威海、煙台的戰鬥。威海解放後，任山東軍區警備四旅政委。

1945年10月，任煙台黨政軍民統一行政委員會書記。11月，任山東軍區第六師政委，率師參加新萊戰役。

1947年10月， 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政治部主任。

先後參加了南麻、臨朐、萊蕪、孟良崮、濰縣、濟南、渡江、上海等戰鬥、戰役（九縱部隊後改為第二十七軍）。

1949年11月，任第三十二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0年1月，隨部隊進軍福建剿匪，參加福州、廈門戰役。同年11月，調任華東後勤政治部主任。

1951年10月，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系任副主任，兼政工教授會主任，後任政治系主任。

1952年3月，赴朝鮮戰場見習，6月底返回學院。

1957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部副主任。

1961年7月，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1] 

1969年6月，任駐坦桑尼亞大使。 ^[1] 

1972年5月，任外交部副部長 ^[1]  。仲曦東在外交部任職二十餘年，為貫徹中國社會主義的外交路線，為維護世界和平、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84年6月，任中非友好協會會長。 ^[1] 

1984年6月，病逝。根據生前意願，遺體獻給了祖國的醫學事業。

曾撰寫理論文章和回憶錄多篇，先後出版了《增強黨的團結》 、《談談黨的整風經驗》、《論共產主義風格》、《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等專著，共約35萬字。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 。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夫人：劉錦琳，原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副司長。13歲參加革命，1946年在戰場上與膠東軍區煙台警備第四旅政治委員仲曦東結為伉儷。 ^[2] 

《煙台人物誌》：仲曦東性格豁達，博學多才。戰時作報告從不用人寫稿，也不念稿，但邏輯性、思想性很強，聲音洪亮，富有感染力，深受幹部戰士歡迎。 ^[4] 

抗日戰爭中，他正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參與創建膠東抗日根據地，發展敵後人民武裝，開展武裝鬥爭。抗戰勝利後，他根據黨中央的指示，與美、蔣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解放戰爭，他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濰縣、濟南、渡江、解放上海等重大戰役。他為開展膠東地區的抗日武裝鬥爭、保衞山東人民的抗日勝利果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建國後，從事軍事院校教育工作，為中國人民軍隊的正規化建設、培養部隊中、高級軍事政治幹部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在從事外交工作期間，他不負黨中央的重託，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為發展我國的對外關係，增進中國與各國人民的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仲曦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軍隊優秀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中國優秀的無產階級外交戰士。他一生襟懷坦白、光明磊落、作風正派、不謀私利。他參加革命近五十年，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忠實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忠於職守，努力工作，勤勤懇懇，勇於負責，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為外交事業獻出了畢生精力。近幾年來，他雖重病在身，仍關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關心國家的經濟改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