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為師

秦代的教育制度，源自於法家的教育主張。

始皇在咸陽宮大宴羣臣，博士淳于越繼前丞相王綰之後，再次建議始皇遵從古道，分封子弟，以對付萬一出現的功臣篡權。丞相李斯反駁説，不注重現實問題，卻去倡導學習古人，定會使人心浮動。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除秦國以外的列國史書，都應焚燬；除博士官外，私藏百家之書、私議百家學説者，都應該受到懲罰。只有醫藥、卜筮、種樹等實用性的，與政治無關的書可以保存。想學習法律的人，只能以吏為師，在實踐中掌握。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教育制度。

以吏為師即整個社會除文吏外，沒有具備文字能力的人，人們要學習文字，只能向政府官員學習。政府官吏承擔教育行政官員和教師職責。（學習的內容是朝廷的法令，參見此條以法為教）

早在西周時期，古代典章文物，俱掌於官府；禮、樂、射、舞器，都藏於宗廟。民間無書無器，學術專為官有，教育非官莫屬，非官莫能。當時也是學在官府，官師合一。至春秋戰國時期，學術繁榮，官學衰落，私學興起，教育衝破了“以吏為師”的侷限。至秦朝，為了統制輿論，鉗制思想，又在全國確立了“以吏為師”的吏師制度。

“以吏為師”的算盤大致是這樣打的:吏是層層挑選任命的，吃着皇糧，拿着俸祿，畢生的富貴前程都在上司手裏攥着，應當能夠唯上之命是從；吏的利益是與政權興替拴在一處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應該不會做出損害政權的事情來；吏所受的訓練是熟悉法律條文或政府的詔令，然後照章辦事，不越雷池，因此應該不會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傳授權和裁決權交由吏來執行，為的就是在思想領域杜絕“異端”。

私學起於孔子，但孔子的學説在他生活的時代始終未被各國君主採納。他雖然東跑西顛兒，遊説諸侯，卻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沒有可能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他的“主義”。何況那時諸侯割據，各懷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學，買家既多，賣家亦夥，誰也沒有力量一家獨鳴，於是形成了兩千餘年之後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爭鳴”。

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總要號令劃一，才有“初並天下，罔不賓服”的氣象。但各家之學，紛然不一，書生意氣，議論雜囂，讓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權臣聽着心煩。為君王信用的學派便乘機從政治上構陷其他學派，把學派之爭歸結為君權的存廢、政權的爭奪。於是，除了當權的主流學派，其他一概廢止。不聽話的就從肉體上消滅。雖然不可能統統殺掉，但坑殺幾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統之後的思想一統。

但思想的非物質性，使它不能靠一紙禁令或兵火加以滅絕，各種所謂“異端”，仍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為了維持思想的純正，必須要有裁決正誤的威權。誰有資格？李斯的發明是：“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秦始皇一個“可其議”，使這一發明成了中國幾千年思想統制的不二法門。

1.設置法官：天子設置三個方面的法官，宮殿中設置一個，御史府設置一個法官、一個法吏，丞相府設置一個法官。諸侯和郡縣也為他們各設置一個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原文：《商君書·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

2.選擇法官：制定法令，設置樸實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體內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為主管法令的官吏。（原文：《商君書·定分》：“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

3.制定法條的標準：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原文：《商君書·定分》：“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

4.管理法條：法令複製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給法令建一個禁室，有鎖鑰，用封條把它封起來，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原文：《商君書·定分》：“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為法令為禁室，有鋌鑰，為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

5.高效普法：眾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令的具體內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須根據他們的問題明確答覆他們。而且要制一個長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寫年、月、日、時間、所問法令的內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訴，等到他們犯了罪，正是他們所詢問的那一條，那就按他們所詢問的那條罪狀來懲罰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詢問時，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給詢問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則小心將右片裝入木匣，藏在一個屋子中，用法令長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後當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辦事。（原文：《商君書·定分》：“諸官吏及民……以券書從事。”）

6.依法辦事：官吏和百姓想知曉法令的，都詢問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沒有不知曉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對待百姓，百姓也不敢犯法來觸犯法官。對待官吏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詢問，法官就將法令所規定的罪名告訴他們，百姓就將法官的話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這樣，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對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原文：《商君書·定分》：“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民又不敢犯法。”）

7.法制目標：名分確定了，奸詐之人可以變得正直誠實。人民都謹慎忠誠，從而萬民都知道應躲避什麼、親近什麼。怎樣躲開禍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礎上來從事國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原文：“名分定，則大詐貞信，巨盜願愨”；“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荀子·強國篇》原文：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2]  。

李斯發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為師”，目的是在藉此保持思想的純正，一有異端，即予剷除，但思想的對錯很難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官吏的尺子只有一把，就是現成的法度律令，但新的思想幾乎都是突破了舊有的法度律令才能產生，一切新的思想在守法的刻板的官吏眼中就都成了應當剷除的異端。“以吏為師”的結果，勢必走向扼殺一切新思想。李斯整肅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頭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的歡心，也成了被剷除的對象！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