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佩恩

1996年，執導由勞拉·鄧恩、柯特伍德·史密斯、凱利·普雷斯頓合作主演的劇情片《公民露絲》，這是亞歷山大·佩恩執導的首部電影 ^[13]  ，講述了一個四次流產的女吸毒者的故事 ^[14]  ，該片獲得第12屆聖丹斯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1]  。

亞歷山大·佩恩在奧斯卡金像獎獲獎照(12張)

1999年，執導由馬修·布羅德里克、瑞茜·威瑟斯彭、克里斯·克萊因合作主演的劇情片《校園風雲》 ^[15]  ，獲得第15屆獨立精神獎最佳導演獎 ^[2]  、第7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提名 ^[3]  。

2002年，執導根據劉易斯·貝格利的同名小説改編的劇情片《關於施密特》 ^[16]  ，由傑克·尼科爾森、凱西·貝茨、霍普·戴維斯合作主演 ^[17]  ，該片獲得第5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提名 ^[18]  ，他憑藉該片獲得第60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編劇獎 ^[4]  。

2004年，執導根據美國作家雷克斯·佩克特的同名小説改編的劇情片《杯酒人生》 ^[19]  ，該片由保羅·吉亞瑪提、托馬斯·哈登·丘奇、維吉妮婭·馬德森聯袂主演 ^[20]  ，他憑藉該片獲得第7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5]  、第62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編劇獎 ^[6]  、第5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21]  。之後，該片被美國《娛樂週刊》評選為“百部電影新經典”之一 ^[22]  、被《星期日泰晤士報》（英國媒體）評選為十年“40大”佳片 ^[23]  、被《帝國》（英國電影雜誌）評選為“十年百部佳片”之一 ^[24]  。

2005年，亞歷山大·佩恩受邀第5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評委會主席 ^[7]  。2006年，與格斯·範·桑特、阿方索·卡隆等19名導演聯合執導短片集《巴黎，我愛你》 ^[8]  ，影片圍繞巴黎二十個區展開了十八個小故事 ^[25]  。之後，該片被第59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作為“一種關注”單元的開幕影片進行放映 ^[26]  、被台灣金馬影展作為開幕片進行展映 ^[27]  。

亞歷山大·佩恩個人工作照(22張)

2007年，擔任由丹尼斯·杜根執導的劇情片《我盛大的同志婚禮》的編劇 ^[28]  ，該片由亞當·桑德勒、凱文·詹姆斯、傑西卡·貝爾聯合主演 ^[29]  ，講述了查克和拉里兩個消防隊員為了保險不得不假扮同性戀夫妻的搞笑故事 ^[30]  ，他憑藉該片第28屆金酸莓獎最差劇本獎 ^[31]  。

2011年，執導根據女作家凱·哈特·赫明斯的小説改編的劇情片《後人》 ^[32]  ，由喬治·克魯尼、謝琳·伍德蕾、阿瑪拉·米勒合作主演 ^[33]  ，他憑藉該片獲得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9]  ，第69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導演獎 ^[34]  、最佳編劇獎提名 ^[35]  ，第65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提名 ^[36]  。2012年，擔任第65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成員 ^[10]  。

2013年，執導由布魯斯·鄧恩、威爾·福特、瓊·斯奎布領銜主演的劇情片《內布拉斯加》 ^[37]  ，講述了一對父子從蒙大拿前往內布拉斯加路上發生的故事 ^[38]  ，該片獲得第6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提名 ^[39]  ，他憑藉該片獲得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提名 ^[11]  、第71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導演獎提名 ^[40]  。之後，該片被美國《紐約時報》評選為“年度十佳電影” ^[41]  。

2017年，執導由馬特·達蒙、克里斯汀·韋格、克里斯托弗·瓦爾茲聯合主演的劇情片《縮小人生》 ^[42]  ，講述了保羅把自己的身體縮小後，經歷了一系列變化並最終有所感悟的故事 ^[43]  ，該片入圍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12]  。

2023年9月17日，執導的電影《滯留者聯盟》獲得第48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人民選擇獎（第二名） ^[59]  。

2000年，與加拿大籍韓裔影視演員吳珊卓相識 ^[44]  。2003年，他與吳珊卓正式舉行了婚禮 ^[45]  。2005年，兩人正式離婚 ^[46]  。

亞歷山大·佩恩的影片的主題一直都是家庭瑣碎故事，從《杯酒人生》中的杯中窺人，到《後人》中的賣地風波，其所展現的都是細微的家庭場景和平凡生活裏的情感波折 ^[53]  。（《作家》評）

亞歷山大·佩恩對美國獨立電影工業體系的完善成熟有着自己的擔當，他從對婚姻、家庭，事業以及人生的探討中引出種種現實問題，卻並未板起面孔嚴肅説教，而是為這些人人都會遭遇的主題注入了自嘲與幽默 ^[54]  。此外，他還擅長對於日常生活的辛酸喜樂、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總是格外關注 ^[55]  。（Mtime時光網評）

亞歷山大·佩恩的電影不僅關注着日常生活中的複雜人性 ^[56]  ，他還善於將尖鋭的社會諷刺融入輕快的喜劇中，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並且對社會問題的處理舉重若輕 ^[57]  。同時他利用“幽默輕喜劇”的敍事風格來中和這些荒謬、灰暗、傷痛和失落的負面情緒，他似乎更喜歡讓角色在悲劇的困境中展開頗具喜劇色彩的動作，從而讓觀眾們在幽默甚至輕快的故事氛圍中直麪人生的無常。而且他的電影很少致力於建構強烈的外部戲劇衝突，寫人重於寫事。令他的電影總是讓觀眾記住那些具有獨特個性和生存境遇的人物 ^[58]  。（網易娛樂、新浪娛樂、《東方早報》評）